（ 转 载请 注明出处：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 核心观点 作为"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2026年GDP增速目标预计将继续定在5%左右。宏观政策相机抉择， 促消费和扩投资协同推进，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预计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长5%左右。 出口继续维持强韧性。 2025年中国出口表现强于预期，支撑因素包括转口贸易、中国企业出海带动 资本品出口扩张、美国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滞后体现等。展望2026年，我们认为中美关税有 望维持稳定，双方经贸关系迎来阶段性缓和。尽管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但依托于成本优势，中 国出口订单份额预计将进一步提高。定量测算显示，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2026年将同比增长 3.4%，继续维持强韧性。 2026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将为制造业投资提供支撑。 2025年三季度开始，中国制造业投资转 弱，从子行业数据看，压制近期制造业投资的有"供强需弱"和"反内卷"预期，以及关税和贸易摩擦 的冲击。 展望2026年，我们认为制造业投资有支撑，类似于2025年三、四季度的低迷不可持续： 一是 出口强韧性，推动出口高依赖行业的预期修复； 二是 2026年先进制造业将继续获得政 ...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A股市场居民资金入市行为呈现出显著的“去杠杆化”特征，表现为入市节奏克制、资金结构向低成本工具型产品切换，其深层原因是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与“通缩心态”[1][12][15] - 居民资金入市缓慢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防御，其大规模入市需要资产负债表修复、制度性红利与确定的赚钱效应共同驱动，参考日本经验，这一过程可能较为漫长[17][20][23] - 尽管居民资金入市缓慢，但2026年A股市场增量资金仍有其他重要来源，主要包括先行大幅入市的保险资金以及即将到期的大额存单资金溢出，两者将提供相对确定的增量[25][28][29] - 在“春季躁动”的日历效应下，市场行情更可能呈现由险资、理财资金和居民资金“三层驱动”的格局，节奏相对平缓但持续性或更强，主题性机会突出[35][38][41] 居民资金行为透视：“去杠杆化”特征 - **新增开户数量温而不火**：2025年11月新增开户数为238万户，仅相当于2019年3月牛市初期的202万户，远低于2020年7月“基金热潮”时的405万户[2] - **增量主要来自存量激活**：新增开户节奏说明，增量主要来自存量睡眠账户的激活，而非新股民的恐慌性入场，当前入市资金性质多为定投型或配置型[6] - **杠杆资金净加仓力度偏弱**：本轮行情“融资净买入占比”指标在阶段高点抬升至约0.6%后回落，明显弱于2019-2020年“单边净加仓”状态，体现为“观望、分段加仓”[1][7] - **资金流向结构向ETF切换**：2025年1-11月新基金发行约5308亿元，其中被动指数基金约3817亿元，占比约72%，显著高于主动偏股基金的1492亿元[7] - **ETF因低成本高透明受青睐**：股票型ETF维持热度，2025年4月单月净申购达1772亿元，其管理费仅0.5%-0.6%，认购费率几乎为零[11] 居民资金入市缓慢的深层原因：资产负债表受损与防御心态 - **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增且定期化**：截至2025年11月，本年累计新增居民储蓄存款达12.06万亿元，居民定期及其他存款余额高达120.91万亿元，活期存款为42.39万亿元[15] - **房价下跌带来财富负反馈**：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房地产占比约60-70%，2021年至今全国百城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累计下跌超15%，核心一二线城市跌幅接近20-30%，导致典型家庭总资产可能缩水10-20%[15] - **日本经验镜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家庭金融资产中现金与存款占比从1990年的46.5%一路攀升至2012年的55.2%，而“股票与证券”占比从13.5%降至6.20%[17][20] - **居民入市需要根本性驱动**：日本居民资金在2014年后真正大规模入市，由NISA制度扩容（制度性红利）和企业ROE从3-4%提升至8-10%（确定的赚钱效应）驱动[23] 2026年增量资金的其他来源：险资与到期存款 - **保险资金大幅入市**：2025年第三季度，保险资金的股票和证券投资余额环比增长8639.94亿元，是第二季度2619亿元的3.3倍[1][26] - **政策松绑驱动险资配置**：监管政策如IFRS 9/17实施、沪深300成份股风险因子下调至0.3、ROE考核调整以及互换便利工具推出，共同改变了险资的配置能力与逻辑[26] - **险资偏好高股息资产**：在负债端成本约3.0%而长债收益率低于2.2%的背景下，配置股息率3%-4%的红利蓝筹成为补足收益的可行路径[28] - **2026年险资增量测算**：预计2026年险资权益增量空间约为6200亿元，该测算基于2026年保费收入达6.37万亿元及大型险企约30%保费投资A股的政策要求[28] - **大额存单到期带来资金溢出**：2022-2023年新增的住户定期存款中，约12%-30%为3年期大额存单或特色存款，估算约有4~7万亿元此类资金将于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集中到期[33] - **到期资金迁移产生权益增量**：在迁移理财比例30%、“固收+”产品权益配置10%的基准假设下，对应权益增量资金约为1650亿元[34] 春季躁动行情展望与配置建议 - **春季躁动的历史特征**：一季度是A股资金面最宽松、散户入场意愿最强的时期，融资净买入成交额占比在1月的20日均值接近1%（约0.93%）[35] - **行情风格偏小盘成长**：春季躁动平均主升浪涨幅在15%左右，风格上呈现明显“小盘、偏成长”特征，计算机（+23.3%）、有色金属（+20.4%）、电子（+19.2%）和通信（+19.0%）是过去十年涨幅居前的行业[38] - **2026年春季行情或呈“三层驱动”**：险资作为“压舱石”（年度增量约6200亿元），到期存款通过“固收+”间接流入（年度增量约1650亿元），居民资金以ETF配置、分步加仓等“观望式参与”为主[41] - **配置建议关注四条主线**： - 科技主题中的机器人、商业航天、核电，这些方向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且交易拥挤度较低[42] - 海外算力与半导体板块，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变化及资金流入影响[42] - 非银板块，直接受益于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及资本市场改革深化[43] - 消费板块中的主题性交易机会，如春节临近带来的预制菜、餐饮供应链等领域机会[43]

未来之辩：中国是否会重现日本失落的轨迹 - 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和股市不会重现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轨迹，市场已从“不可投资”转向具有“战略配置价值” [3][10] - 中日股市最大差异是起始估值不同，日本泡沫高点市盈率约60倍，而中国股市估值已回到合理甚至低估水平 [8] - 中国经济与日本的最大区别在于持续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例如国产第六代战机、DeepSeek大模型和创新药均处于全球科技前沿 [8] - 中国在全球AI开源大模型领域已成为领导者，且拥有电力供给方面的巨大优势 [8][9] - 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在于其不可替代性，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27.7%，实际产出比重可能已接近三分之一 [9] -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给端占比更高，经过中美博弈检验，全球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可能不降反升 [10] 配置之辩：股市的增量资金来自哪里 - 股市增量资金源于低利率环境下居民和金融机构的资产再配置，2024-2025年是历史上首次房价持续下跌与股市大涨同时发生，房地产从资金分流方变为推动方 [4][12] - 高净值人群和保险资金是资产再配置的主力军，此过程是理性且渐进的，因此行情韧性可能超预期 [4][12] - 中国居民部门存量资产总额约400万亿元，但人口平均年龄达40岁，风险偏好保守，难现大规模存款入市 [13] - 资产荒背景下，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已降至1%，高净值人群通过股票ETF、私募基金或保险产品参与市场 [14] - 保险产品吸引力上升，5年定期存款利率约1.3%，而传统寿险预定利率仍在2%左右，分红险演示利率在3%以上 [14] - 政策推动保险资金入市，要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 [15] - 2025年三季度末，保险公司直接持有二级市场股票达3.62万亿元，已超过主动偏股基金3.56万亿元的持仓，成为A股最重要的边际定价力量 [16] - 本轮再配置使市场中理性的长期资金变多，短期追涨杀跌资金变少，市场内在稳定性增强 [17] 当下之辩：AI资本开支预期能否兑现 - AI可能是工业革命后人类最重要的科技革命，但产业链高利润率与巨量资本开支对应着宏观层面非常强的假设和预期 [5][19] - 产业链矛盾在于巨量资本开支与超高利润率并存，市场预期美国主要云厂商2026年资本开支达5500-6000亿美元 [20] - 测算显示，云厂商需1.1-1.2万亿美元收入维持现有利润率，终端用户需创造2.2-2.4万亿美元收入增量，相当于美国GDP的7.5% [20] - 从利润表口径测算，2026年云业务新增营业成本约2000亿美元，在50%毛利率假设下需要新增4000亿美元云收入，意味着收入需翻倍或更高增长 [21] - 市场定价矛盾表现为惩罚资本开支方（如云厂商）与奖励资本开支受益方（如硬件厂商），这种矛盾可能限制整个AI板块上行空间 [24] - 仍处于AI产业发展早期，多模态大模型应用爆发和人形机器人普及需要远超当前规模的算力投入，但2026年产业需解决经济可行性与弥合有效需求鸿沟的问题 [5][25] 策略之辩：看好哪些方向 - 对2026年市场持积极态度，但投资者需降低收益预期，2025年偏股混合基金收益率中位数接近25% [5][27] - 策略倾向于防守反击、守正出奇，即保住牛市成果后再寻机会，并在科技板块找阿尔法的同时挖掘反共识的均值回归机会 [5][28] - 长期看好泛科技、创新药和先进制造板块 [5][29] - 在泛科技板块，将更加关注AI应用和采用者的投资机会，以及能利用AI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企业，同时继续挖掘创新药优势企业 [29] - 先进制造已成为中国优势领域，2025年对德资本品贸易由逆差转顺差，重点关注设备更新、汽车产业链及受益于海外再工业化、数据中心、机器人等领域的机会 [30] - 加大力度在消费、军工和房地产等长期不被关注的行业中寻找逆向布局机会 [5][29] - 消费板块中，部分龙头公司在收入滞涨下仍能保持业绩增长，且自由现金流好，股东回报率不逊于高息股 [30] - 军工板块随着“十五五”规划落地，装备采购节奏有望恢复，可能带来业绩和估值双重修复 [31] - 房地产板块可寻找结构性机会，如抗风险能力强的开发商及定价优势提升的房地产服务商 [31]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而当前又面临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的居民部门“缩表”，使得物价合理回升的难度显著增加 [2][10][13] - 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且应以促进消费为主导，而非继续扩大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投资 [35][44] - 促进消费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的支持，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预期 [35][44][45][53]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原因 - 自2012年5月起，中国PPI走势与欧美发生分野，进入负值区间，此轮PPI为负的周期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2] - 2012年至2025年这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 [7]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叠加了居民部门因房地产下行周期而“缩表”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10]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8.6%升至2012年的22.3%，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加剧供需矛盾 [2] - 为应对经济下行，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导致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带来的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5] - 最近三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表明出口高占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7] 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凯恩斯循环”风险 - 当前经济存在陷入“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的风险，即个人为应对悲观预期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反而导致总需求下降、收入减少，最终总储蓄不增反降 [14][17] -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案例，其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计算，30年间下降了33% [20] - 日本应对通缩的政策存在误判和摇摆，如央行降息迟缓、财政政策在扩张与整固间反复、公共投资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等 [20][21] - 中国目前总储蓄额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4]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城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持续回落 [27][28]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但若所有城市都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会加剧产能过剩（合成谬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30] - 疫情后，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33] 促消费是物价回升的关键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收入结构固化、楼市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35] - 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仅为1.7% [35] - 要让物价回升，必须降低失业率，但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却会形成新的供给，不利于物价回升，因此扩内需必须以扩消费为主导 [35] - 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长期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 [38] - 收入结构固化与税收制度有关，中国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约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 [41] - 物价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标普500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接近20%，而万得全A仅为4.6% [41] 政策建议与所需“剂量”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要求切中要害，但关键在于落实的“剂量”和财政支出的比例 [44]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充足，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 [45] - 促消费需要较大财政“剂量”，核心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45] - 需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以帮助物价走出长期低迷 [46] - 要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但服务业发展需要财政先行支持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49] - 当前物价回升的三大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53] - 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让物价合理回升，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53]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已进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6年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在于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统筹国内经济工作与国际经贸斗争，并通过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以及改革创新来挖掘经济潜能 [1][2][5][8] 大国关系与经贸斗争 -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但表述从“不利影响加深”变为“影响加深”，显示应对信心增强，强调以苦练内功和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 - 经济工作需多一个维度考量是否有利于国际经贸斗争，未来路径为“大国关系——国际形势——国内发展” [3] - 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以带动中间品、资本品出口并增强外需韧性 [4] 扩大内需战略举措 - 扩大内需位列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 [3] - 消费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从消费能力入手提振消费，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目标一致 [3] - 消费方面：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释放消费增长空间 [3] - 投资方面：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以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 [3] 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 - 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5] - 财政政策：保持必要支出总量，财政赤字率预计从今年的4%左右提高到4.2-4.5% [5] - 财政政策：优化“两重”项目，可能增加创新属性要求、拓展至无形资产投资、提高民生类投资 [6] - 财政政策：优化“两新”政策，合理把握支出进度与补贴品类，以旧换新额度可能从今年的3000亿元提高至4000-5000亿元 [6] - 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加民生保障支出 [6] - 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预计明年降准25-50bp、降息10-20bp [6] - 货币政策：新增让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 [6] 挖掘经济潜能与改革创新 - 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8] - 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8] -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人工智能治理制度，为创新护航 [9] - “反内卷”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规范竞争、优化市场秩序发挥存量产业优势，防止一哄而上 [9] -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因地制宜，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9] 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与市场稳定 -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手段包括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去库存主要是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 [10] -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可能包括灵活参保、弹性缴存等 [10] -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调主动化债、多措并举，并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11] - “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置于改革段落，或意味着其风险总体已得到有效控制 [11] - 加紧清理地方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10] 前期政策效应与跨周期调节 -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于10月底投放完毕，支持2300多个项目，项目总投资约7万亿元，重点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将对未来投资增长形成支撑 [7] - 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新增2000亿元专项债券额度支持部分省份投资建设 [7] - 育儿补贴、免费学前教育已成为制度性安排，失能老人消费券将于2025年底前试点后全国实施，效应将在2026年显现 [7] - 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注重政策集成效应 [7]

房地产周期与市场现状 - 房地产长周期上行阶段在2000年至2020年，市场普遍存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思维定势[2] - 判断房地产行业在2020年前后见顶，当前处于下行周期，核心城市平均租售比估计在2%左右（相当于50倍市盈率），合理水平应为3%（接近30倍市盈率）才可能见底[2][3] - 香港租售比接近5%（相当于20倍市盈率），而上海租售比应不到2%[3] - 2024年前10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4.7%，呈现加速下滑趋势[3] - 房地产下行对经济影响广泛，前10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为-4.5%，即便剔除房地产投资仍接近零增长，并对银行、信托等金融业带来负面影响[3] - 2021年后同时出现城镇化进程放缓、老龄化加速和总人口下降等多重压力，房地产下行周期尚未结束[4] - 房地产与高科技是协同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房地产相当于经济体的消化系统，制造业更新换代相当于代谢系统[6] 出口表现与前景 - 2024年前10个月以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金额增长5.3%，超出预期，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逐步上升[7] - 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下降，对新兴市场出口显著增加，体现出口韧性[7] - 欧盟前10月商品进口（美元）累计增长7%，美国增长8.8%[7] - 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从2023年至今累计下行18%[7] - 预计2025年出口增速将回落，受美国“抢进口”效应消失及对新兴市场出口高基数影响[10] - 大国博弈存在长期性，关税战已蔓延至产业链与供应链之战，中美贸易额预计将减少[10] - 在全面脱钩大趋势下，未来出口前景并不乐观[10] 消费趋势与挑战 - 在GDP支出法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越来越大，2024年若实现5%增速，最终消费贡献将超一半[11] - 2024年消费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因以旧换新3000亿额度大部分在上半年使用，去年1500亿额度体现在下半年造成高基数[14] - 消费长期提升需居民收入增长和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但房地产下行周期下难现超预期收入增长[14] - 估计到2030年公共财政用于填补社保缺口的资金将超过4万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12%以上，因人口老龄化加速[14] - 居民部门偿债率（每年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偏高，接近日本和美国的两倍[17] - 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对促消费有利，但改革知易行难且有时间成本[17] 物价回升与就业挑战 - 反内卷有利于物价合理回升，产能收缩有利于反内卷，但收缩幅度过大会减少制造业增加值，不利于GDP增速和就业[18] - 扩大消费需求是反内卷最有效手段，但消费扩大需要居民收入增长[18] - 当前灵活就业者数量增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压力，形成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比）[19] - 日本2021年后走出通缩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失业率下降有关[19] - 中国房地产下行周期未走完，居民和民营企业部门降杠杆继续，就业率提升难度大[22] - 物价回升需多管齐下，如增加城乡居民社保总规模、通过放宽服务业准入范围扩大就业等[22] 经济增长目标与财政政策 - 估计2026年GDP目标仍为5%左右，为实现2035年人均GDP翻番及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目标[24][25] - 实现中期人均GDP目标存在多个不确定因素：增长率、汇率和总人口[24] - 预计2026年广义财政赤字将有1.3万亿元左右增量，从11.9万亿元提高到13.2万亿元，广义赤字率从8.4%左右提高到9.0%左右[26] - 公共财政赤字率从2024年的4.0%提高到4.5%，对应赤字约为6.6万亿元[26] - 新增专项债额度或从4.4万亿提高到4.8万亿，同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8万亿元，比2024年增加5000亿元[26] - 经济收缩时代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需积极发挥中央财政杠杆作用，期望2026年推出财税改革[28] 货币政策与利率空间 - 2021年之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之间存在巨大缺口，说明利率水平长期偏低，利于投资拉动型增长[29][32] - 2024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负，社会融资主要来自政府发债，民间投资和消费意愿不足，银行贷款贷不出去，实际利率水平与20年前差不多，2026年应该降息[33][35] - 但降息会导致银行净息差减少，中国银行平均净息差约1.5%，在全球已偏低，加之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降息是两难选择，估计2026年降息幅度在10-20个基点之间[35] - 期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协调，如央行扩表大量认购国债，将提高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38] 股市表现与盈利基础 - 近期股市上涨主要因素是估值提升而非盈利增长，2021年至今A股总利润增长大大落后于GDP增速，而全社会债务增长明显快于GDP增速[39] - 2024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合计营收53.46万亿元（增长1.36%），净利润4.7万亿元（增长5.5%），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达11.45%，是否盈利增速拐点还需观察[40] - 观察2000年以来A股市场，除14~15年资金驱动上涨外，每次市场大幅上行均与净利润增速提高同步，形成慢牛的基础是企业盈利能够持续增长[41][43] - 2020年到2024年，沪深300指数全收益率为1.2%，其中分红贡献2.3%，估值贡献0.4%，企业盈利贡献-1.5%；而美国标普500全收益率为14.8%，企业盈利贡献9.3%[43] - 中国上市公司ROE中位数大约不足美股三分之一，解释为何“盈利才是股市晴雨表”[44][47] - 楼市与股市是相辅相成关系，而非跷跷板关系[44] - A股结构性牛市值得期待，全球处于AI革命早期，美国M7加博通（40多倍市盈率）的盈利水平和估值明显好于互联网泡沫期[47]

本轮行情底层驱动逻辑 - 行情核心驱动力是投资者风险偏好的系统性提升，而非企业盈利增长或流动性宽松[3][6] - 风险偏好提升源于三大关键因素：中美关系阶段性缓和注入确定性溢价、9.3阅兵等事件彰显大国地位提供信心锚、DeepSeek技术突破与科技巨头加码资本开支推动中国科技资产系统性重估[6][7] - 即便A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增速仍处下行通道，市场估值中枢在风险偏好推动下持续抬升，形成盈利与估值背离[3] 资金行为特征分析 - 长线资金作为“压舱石”持续流入，四大沪深300ETF自2024年初以来累计净流入接近5800亿元，在市场调整时不离场、上涨时不追高[8][9] - 机构与散户入场节奏相对克制，万得全A市场成交额从4月日均1.2万亿提高至11月日均2.1万亿左右，机构更多分阶段小步快走加仓而非快速大幅抬升仓位[9] - 散户定价权在起始阶段超过机构，2025年7月后散户净流入率与指数同步，即便机构净流入率明显回落指数也未大幅下跌[11][15][17] ETF市场结构变化 - 股票型ETF总规模截至9月底已升至约3.7万亿元，占全A总市值和自由流通市值比重比年初提高，但未出现放量式扩张[21][23] - ETF内部结构由宽基向行业与主题产品加速倾斜，规模指数ETF份额占比从去年底75.69%下降至9月底67.74%，主题与行业ETF合计份额占比从20.77%上升至28.46%[23][25] - 7–9月前五十大ETF累计资金流入约1157亿元，资金流入边际未明显放缓，主题ETF资金支持处于扩散强化期而非消退期[25][26] 泛科技主线行情特征 - 万得科技大类成交额占比为35%，处于历史10年75%分位数，但市值占比仅累计扩张23%，远低于白酒81%和新能源62%的膨胀幅度[30][32][35] - AI产业链纵深广阔，向上延伸至周期性行业，中间涵盖算力基础设施，向下直达应用层面，受益标的范围大幅扩展[32] - 行情扩散充分而非过度集中，投资者从卡脖子攻关、产业链安全、未来产业布局等多维度配置，降低系统性泡沫化风险[32][35] AI产业阶段与中美对比 - 美股AI主题演绎经历概念驱动期、产业链齐涨期、业绩兑现期三个阶段，2025年进入业绩为王阶段[36][37] - 美国AI核心资产呈现高位拥挤特征，但在业绩高增和超大规模回购托底下，风险形态是高位震荡而非系统性崩塌，2025年美国企业股票回购总额授权超1.2万亿美元同比激增15%[38] - A股市场AI行情大致对应美国第二阶段，硬件环节已充分演绎，应用层面刚刚起步，下一阶段关注点将转向业绩表现及商业化落地程度[39] 中期配置主线 - 港股科技龙头AI投入加大，估值合理且分红回购增强，头部平台有能力将AI能力落到产品和商业化上[42] - AI技术革命垂类应用包括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手机、PC、车载等端侧场景中具备系统集成能力和品牌能力的企业[42] - 创新药与医疗AI在集采政策利好真正研发能力企业、国内临床资源与AI技术结合加快新药研发背景下，关注高质量管线和国际化能力龙头[42]

宏观政策核心任务 - 大力提振消费是下一阶段宏观政策最核心任务，发展服务业可大规模吸纳就业 [3] -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 [2] -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要较大提振消费力度才能实现 [5] 消费与投资关系 - 四中全会公报将“大力提振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并列，但投资必须有效，消费则无条件优先 [5] -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5877亿元，增长4.5%，其中商品零售额增长4.6%，餐饮收入增长3.3% [2] - 9月份社消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0%，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3%，餐饮收入增长0.9%，显示国内大循环尚不畅通 [2][5] 有效投资方向 - 有效投资重点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基建，前三季度公路、铁路等传统基建投资明显下滑 [6] - 新基建核心是保障电力，算力中心、新型电力系统等支持高科技突围的投资将持续增加 [6] - 5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投向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重大科技安全，几乎没有传统基建份额 [9] 新基建资源配置 - 新基建项目筛选需看市场真实需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8] - 基础设施布局需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例如西部利用绿电优势发展计算，东部远程调用，实现“东数西算” [8] - 明确债务红线，考察新基建项目是否有现金流，统筹资源优先流向 [8] 民生保障与服务业发展 - 财政补养老金缺口占比从2013年5.3%提升至2024年约9%，预计“十五五”期间可能被动抬高到12%左右，支出总额或超过4万亿元 [11] - 兜牢养老、育幼、生育补贴等民生底线，居民才敢将当期收入转为消费 [11] - 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如游艇经济、低空经济、外资体检、高端康养，以大规模吸纳就业 [13][14] 四季度政策预期 - 四季度仍可能推出增量措施，但政策见效需时间累积，市场关注不能短期化 [3][15] - 央行继续降息是关键，宏观政策力度可以更大一些，但年末大规模出台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减小 [15] - 若PPI、CPI好转乃至转正，将意味着社会需求上升，企业盈利增长，市场步入良性循环 [15]

投资心态与行为分析 - 投资者普遍存在贪婪和恐惧两大弱点，克服从众心理是投资成功的关键[4] - 投资是反人性的游戏，需要修行以保持理性，避免追涨杀跌[4] - 投资应具备大局观，学会放弃部分机会，避免频繁交易导致得不偿失[5] A股市场特征与现状 - A股市场投机性强，换手率全球最高，导致估值偏高和牛短熊长的现象[6] - 中小市值公司交易活跃但利润贡献低，300亿市值以下公司交易量占比近70%但利润占比仅10%[7] - 市场正从散户主导转向机构主导，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从90%以上降至不到80%[8][33] - 当前A股估值处于历史中位数水平，沪深300估值适中，但科创板平均市盈率达180倍[12][21] 市场行情驱动因素 - 近期股市上涨动力主要来自利率下行带来的估值提升，而非企业盈利增长[16][17] - 上市公司上半年盈利增长仅2.5%，远低于慢牛所需的10%以上增速[16] - 存款搬家现象存在但规模有限，居民160多万亿存款中大规模迁移不现实[21][22] - 无风险利率下降和财政货币政策宽松是推升估值的重要因素[11][18] 科技股投资逻辑 - 科技股表现活跃但需警惕二八现象，仅20%企业可能真正做大做强[13][23] - A股科技股市盈率远高于美国纳斯达克，需冷静看待含金量[22][23] - 中国企业并购案例少制约科技公司做大，与美国科技巨头通过并购成长路径不同[24] - 中国在AI应用层面有优势，未来可能出现行业巨头但需要时间[26] 资产配置建议 - 当前阶段建议资产配置比例为20%股票、20%债券、50%现金和10%黄金，强调等待机会[43][44] - 黄金年内涨幅超50%处于历史高位，短期需谨慎追高[37][40] - 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可优选金条或黄金ETF，避免高风险黄金期货[44] - 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比超60%，未来向金融资产转移是趋势但非必然导致股市上涨[28][29] 市场结构与前景 - A股市场发展35年不断进步，换手率和估值水平逐步下降[7][8] - 真正慢牛需企业盈利持续增长驱动，而非单纯估值扩张[19][21] - 股市财富效应不明显，个人投资者赚钱比例低，频繁交易是主因[30][32] - 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核心在于上市公司质量和盈利能力提升[28][29]

全球宏观杠杆率趋势 -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总量持续攀升，占全球GDP比重从疫情前的约320%上升至目前的超过350% [2] - 在债务增长过程中，政府部门债务水平上升最快，主要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已超过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2] - 过去约80年，美国宏观杠杆率上升约100个百分点；而过去约30年，日本和中国杠杆率分别上升约90个和190个百分点，中国杠杆率现已超过300%，高于美国但低于日本 [2] 主要经济体部门杠杆结构 - 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均呈现政府部门加杠杆，而企业和居民部门稳杠杆甚至降杠杆的特征 [5] - 居民和企业部门杠杆率升降通常是顺周期的，而政府部门则逆周期操作，以稳定经济和就业 [10] - 日本是政府杠杆率水平最高的主要发达国家，其杠杆率水平一直保持上行，但经济在1991-2021年间长期低迷 [10] 财政收支与税收政策 -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赤字从2019年的9836亿美元大幅上升至2021年的2.77万亿美元；德国政府债务率从2019年的58.9%上升至2021年的约70% [16] - 日本2020年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规模超过其2019年GDP的40% [19] - 1980年至2023年，全球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按GDP加权计算）从46.8%下降至25.7% [22] - 美国《大而美法案》可能导致未来十年收入前10%的家庭平均每年因减税增加约1.36万美元收入，而最贫穷人群（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税负略有增加 [24] 社会保障与人口老龄化压力 -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中，强制性支出占GDP比重从1962年的5%明显上升至2024年的14%，2020年最高达21% [31] - 中国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从2013年的7372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4271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229%，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从5.3%上升至8.8% [37] - 有研究测算显示，2020年到2035年，中国养老金的累计缺口将达到30.3万亿元，即使按9.1%的投资回报率测算，缺口也将达到26万亿元以上 [38] 债务付息压力与财政效率 - 2024财年，美国政府公债的利息支出达到1.1万亿美元，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加2540亿美元，增幅29%，利息支出约占GDP的3.93% [44] - 预计2025年美国国债全年利息支出将接近1.2万亿美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44] - 截至2024年末，中国各省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合计67万亿元，平均付息成本4.9%，年付息规模约3.3万亿元 [44] - 疫情以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杠杆率分别从2019年末的16.7%、21.2%上升至2025年一季度末的26.4%、36.8%，但GDP累计增速稳中略缓，显示举债支撑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 [49] 财政政策方向与建议 - 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类支出的增速和绝对规模高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建设类支出 [54] -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在2022年设立两批共计7399亿元，重点解决科技创新、消费升级、外贸稳定等领域的项目资本金不足问题 [54] - 建议通过发行更大规模的地方专项债来置换隐性债务，或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来降低付息成本 [59] - 建议加大对生育、托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投入，帮助居民降低生活成本 [59] - 建议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以提高资金保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众倾斜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