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2015年"8·11"汇改之前，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央行）通过入市收购外汇储备的方式 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由此，外汇占款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 加的背景下，这制约了央行货币调控的自主空间。 "8·11"汇改以来，在经历了初期高烈度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后，央行恢复汇率政策中性，逐步淡出了外汇 市场常态干预，货币投放随之转向对内信贷渠道为主。但央行货币调控与国际上的成熟做法仍有一定差 距，亟待增加短期国债供给，完善国债公开市场操作。 货币政策曾为汇率政策所绑架 央行调节境内市场流动性有对外和国内两个渠道。其中，对外渠道主要指通过外汇、黄金占款渠道吞吐 基础货币；国内渠道主要指通过国债公开市场买卖、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全球主要央行一般通 过国内渠道进行货币数量调控，且近年来已基本取消了存款准备金率工具，保留了国债公开市场买卖和 再贴现。 国债是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结合点。国债既是财政筹资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债规模的扩张与收缩可以实 现逆周期调控，同时也是重要的金融产品，是央行实施货币调控、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工 具。中国先后于1 ...

2001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退，同时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危机和"9·11"恐怖袭 击，美联储大幅降息、美元趋势性走弱，人民币重现升值压力，中国恢复了国际资本回流、外汇储备增 加的局面。2001~2004年，人民银行新增外汇占款与新增基础货币投放之比平均为137.4%。输入性流动 性过剩成为当时国内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根源。为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引起的货币过多 投放，人民银行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于2003年4月起开始了中央银行票据（下称"央票"）的常 态化发行，以弥补外汇对冲操作工具的不足。彼时已恢复了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只是主要工具变成了央 票、政策性金融债等。 2005年"7·21"汇改之后，人民币重归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弹性增加，加之全球主要央行为应对2008 年金融危机采取了货币"大放水"措施，加剧了中国稳汇率的压力。2005~2013年间，人民银行新增外汇 占款与新增基础货币投放之比有6个年份超过了100%，9年平均为132.5%，中国输入性流动性过剩及其 衍生的问题更加突出，外汇对冲操作的任务更加繁重。 健全央行货币调控机制，更为关键的是研究财政增发短期国债。 2 ...

市场表现 - 沪深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沪指跌1.16%至3813.56点 深证成指跌0.65%至12472.00点 创业板指涨0.95%至2899.37点 科创100跌0.05%至1368.73点 [1][4] - 申万一级行业中仅综合、通信、电力设备上涨 涨幅分别为1.64%、1.61%、1.44% 国防军工、非银金融、计算机领跌 跌幅分别为5.83%、3.05%、2.71% [4] - 个股表现分化明显 788只个股上涨 4395只个股下跌 [4] 流动性状况 - 两市成交额缩量至23961.03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下降 [1][5] - 两融余额缩量超85亿元 收报22884.52亿元 [1][5] - 央行8月通过MLF净投放3000亿元 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 SLF净投放2亿元 同时PSL净回笼1608亿元 短期逆回购净回笼534亿元 [2] 货币政策导向 - 央行采用MLF超额续作与买断式逆回购组合操作 节奏前置 体现适度宽松立场 旨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并支持宽信用 [2] - 货币政策操作有助于降低市场利率波动 为经济回升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对A股市场流动性预期形成积极支撑 [2] 结构性产业表现 - 二季度全A营收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但归母净利润增速出现回落 [1] - 医药生物、TMT等新动能领域产业趋势成为二季度亮点 [1] - "反内卷"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未来价格端修复或对业绩形成支撑 [1]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 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担忧 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受挑战 [1] - 各国货币储备多元化趋势增强 央行提高黄金储备比例利好黄金中长期价格 [1] - 中国产业链体系完整 商品供给优势支撑人民币购买力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其具备成为重要储备货币潜力 [1] 制度性改革 - 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布新规 明确4项支持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理的免税举措 自2024年4月1日起执行 [2] - 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降低承接主体运营成本 提升社保基金长期运营效率和收益能力 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性 [3] - 新规为资本市场引入潜在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推动市场向长期价值投资转型 [3]

中央银行流动性工具操作情况 - 2025年8月常备借贷便利（SLF）净投放2亿元[1][2] - 中期借贷便利（MLF）净投放3000亿元[1][2] - 抵押补充贷款（PSL）净回笼1608亿元[1][2] - 短期逆回购净回笼534亿元[1][2] - 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1][2] 公开市场操作明细 - 短期逆回购投放63146亿元 回笼63680亿元[2] - 买断式逆回购投放12000亿元 回笼9000亿元[2] - 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当月未开展[1][2] -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投放1200亿元 回笼2200亿元[2] 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 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1005亿元[2]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当月未调整[2]

央行国债交易操作的政策定位与背景 - 央行将国债买卖定位为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 与其他政策工具综合搭配以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1] - 央行与财政部共同研究推动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 该过程为渐进式 需同步优化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及托管制度 [1] 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国债交易实践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普遍通过量化宽松操作大幅增持国债 美联储持债规模从2010年末的1万亿美元（占总资产41.5%）升至2022年6月峰值5.77万亿美元（占64.7%） [2] - 日本央行持债规模于2011年7月突破1万亿美元 2020年底升至近5.3万亿美元（占总资产76.5%） 欧洲央行持债规模从2010年底不足2000亿美元扩张至2022年初5.5万亿美元（占55.6%） 2024年底进一步升至67.5% [2] - 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证券类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普遍超过60% 日本央行占比一度高达88% 持有日本国债市场超一半存量 [3] - 大规模购债操作带来六方面副作用：推高资产泡沫风险、弱化国债定价能力、加重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本币贬值压力、形成政策路径依赖、加剧债务风险 [4] 中国央行历史国债交易操作 - 央行国债交易策略总体谨慎 过去几十年仅开展三轮短期操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不得直接认购国债 但允许二级市场交易 [5] - 2001-2003年首次尝试国债买卖 持债规模升至约3000亿元（占资产4.7%） 后因外汇占款上升及通胀压力而停止操作 [5] - 2007年通过特别国债操作持债规模升至1.7万亿元（占资产9.6%） 创历史最高 此后16年未进行大规模买入 [6] - 2024年8-12月开展国债买卖操作 合计净买入1万亿元 持债规模增至2.88万亿元（占资产6.5%） 2025年1月暂停操作后持债规模降至2.4万亿元（占资产5.4%） [7] 央行国债交易的核心需求 - 满足流动性调节需求：国债买卖相比逆回购与MLF具备更强灵活性与精准性 可进行日内双向微调操作 [9] - 满足财政融资需求：2025年财政赤字安排5.66万亿元（7753亿美元） 赤字率4.0% 低于美国（6.2%）和日本（7.3%） 财政扩张仍需持续资金投入 [10] - 满足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提升国债市场深度与活跃度 形成稳定收益率曲线 增强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 [11] 央行国债交易的操作空间 - 政府债务增长空间较大：2024年末政府债务规模17万亿美元（占GDP88.3%） 显著低于日本（237%）、美国（121%）和英国（101%） [13] - 央行持债比例偏低：2025年5月末持债2.4万亿元（3383亿美元） 仅占总资产5.4% 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水平 [13] - 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央行持债占存量国债8.4% 低于日本（50.1%）、欧元区（26.5%）、英国（23.7%）和美国（11.9%） [14] - 通胀压力可控：过去十年CPI同比运行在-1%至3%区间 当前存在通缩压力 增持国债有助于保持物价稳定 [14] 国债交易面临的约束与风险 - 受财政扩张节奏与国债市场供给双重约束：需避免债务扩张失控引发偿债压力及系统性风险 [15] - 需兼顾金融机构配置需求：商业银行持有65.2%国债资产（约23.8万亿元） 保险、证券等机构持有超4.8万亿元 [15] 未来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 央行持债规模将小幅上行但占比保持稳定 未来5-10年可能采取非常态化操作模式 年均操作规模不超过1万亿元 [16][17] - 政策层面需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至5.0%左右 增加特别国债发行规模至2万亿元以上 [19] - 央行操作需与经济增长、市场成熟度及国债发行节奏协调 避免流动性错配与系统性风险 [20]

流动性投放操作 - 中期借贷便利(MLF)投放4000亿元 回笼3000亿元 净投放1000亿元 [1] - 买断式逆回购投放1.4万亿元 回笼1.2万亿元 净投放2000亿元 [1] - 常备借贷便利(SLF)投放14亿元 回笼17亿元 净回笼3亿元 [1] - 抵押补充贷款(PSL)投放1163亿元 回笼3463亿元 净回笼2300亿元 [1] - 当月未进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 [1] 货币政策导向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1] - 央行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保持流动性充裕 [1] - 政策目标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引导信贷合理增长 [1] - 使社会融资规模及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1] 未来政策工具运用 - 央行可能运用质押式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及MLF等流动性投放工具 [2] - 不排除适时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 [2] - 政策目标为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2]

货币政策演变阶段 -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货币政策作为行政工具，缺乏市场基础，信贷派生机制缺位[3] -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7）：央行与商业银行职能分离，M2目标确立，数量型调控框架初步形成[4] - 数量型调控主导期（1998-2012）：M2和信贷总量为核心，外汇占款激增倒逼数量工具使用[5] - 价格型框架兴起（2012年后）：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融比重从91.9%降至57.5%，推动利率市场化[6] 利率市场化进程 - LPR机制改革（2019年）：形成"MLF利率→LPR→贷款利率"传导路径，市场化程度提升[8] - 利率走廊建立（2015年起）：SLF为上限（2.25%-2.75%）、超储利率为下限（0.35%），7天逆回购为中枢[9] - 2024年利率走廊缩窄：宽度从245bp收窄至70bp，形成"上宽下窄"布局以增强锚定作用[10] 结构性货币政策 - 2024年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增至8000亿元，利率1.75%，定向支持科技企业[11] - 2025年创设科创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通过再贷款资金降低科技企业融资成本[11] - 专精特新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分别达15.1%和12.2%，高于整体贷款增速[12]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 - 人民银行开展985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 利率持平于1 40% [1] - 当日有3653亿元逆回购到期 实现净回笼2668亿元 [1]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 隔夜Shibor下跌0 20BP至1 3650% [1] - 7天Shibor下跌3 30BP至1 4970% 跌破1 5% [1] - 14天Shibor下跌1 50BP至1 5540% [1] - 1个月Shibor下跌0 75BP至1 6095% [2] - 3个月Shibor下跌0 85BP至1 6195% [2] - 6个月Shibor下跌0 55BP至1 6315% [2] - 9个月Shibor下跌0 55BP至1 6415% [2] - 1年期Shibor下跌0 45BP至1 6515% [2]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 - DR001加权平均利率下行0 8BP至1 3597% 成交额减少600亿元 [4] - R001加权平均利率下行3 0BP至1 4191% 成交额增加1425亿元 [4] - DR007加权平均利率下行4 0BP至1 5053% 成交额减少6亿元 [4] - R007加权平均利率下行4 9BP至1 569% 成交额增加246亿元 [4] - DR014加权平均利率下行5 0BP至1 5693% 成交额减少26亿元 [4] - R014加权平均利率下行4 2BP至1 5945% 成交额增加114亿元 [4] 资金市场交易情况 - 资金面整体宽松 隔夜利率成交在1 38%-加权附近 [9] - 非利率7天成交在1 53%-1 58%区间 [9] - 午后资金面趋松 隔夜利率最低成交1 30% [9] - 当日有50只同业存单发行 实际发行量770 3亿元 [9] 同业存单市场 - 1个月国股存单收益率下行约2BP至1 53 [10] - 3个月国股存单收益率下行约4BP至1 55 [10] - 6个月国股存单收益率下行约4BP至1 58 [10] - 9个月国股存单收益率下行约2 5BP至1 60 [10] - 1年期大行国股存单收益率下行约2BP至1 60 [10] 其他金融动态 - 6月人民银行开展19亿元SLF操作 [12] - 中国工商银行(土耳其)获任土耳其人民币清算行 [12] - 广州拟出台商转公贷款政策 个贷率低于75%时启动 [12]

央行SLF操作 - 6月共开展19亿元人民币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 [1]

央行操作 - 6月中国央行开展19亿元人民币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