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与意义 - 公安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意见》，旨在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资源犯罪，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机制保障 [1] - 该文件出台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谋划“十五五”发展的关键时期，标志着生态警务从地方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安排 [1] - 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特别是对四种违法行为可移送公安机关的规定，已使公安部门配合生态环境执法向前迈出一大步 [1] 机制建设与落地路径 - 当前首要任务是推动生态警务机制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各地需结合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和执法实际，灵活构建实体化运作框架 [2] - 机构设置上，既可推动设立专业警种，也可指定专职联络民警，并可探索跨区域片区协作以应对流域性、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 [2] - 需系统总结各地已有的“河湖警长”“森林警长”等实践经验，在生态敏感区、案件高发地建设实体化的生态警务联勤中心或联勤工作站，确保可靠的人员、经费和制度保障 [2] 执法重点与工作方法 - 需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战促建，通过查办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来树立权威 [2] - 要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污、盗猎盗采珍稀动植物、非法采矿采砂、侵占耕地林地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活动 [2] - 针对资源环境违法犯罪呈现的团伙化、链条化等新特点，需同步健全案件督办、线索深挖、行刑衔接等工作规范，实施精准、联合打击 [2] 跨部门联动与科技赋能 - 生态警务的核心在于“联动”，需要所有参与部门将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守护绿水青山的根本目标上 [3] - 公安机关需主动担当、敢于亮剑，其他部门则需在监测、鉴定、管理等方面提供坚实支撑 [3] - 必须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建设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执法线索、监测数据的实时交互与智能研判，以科技赋能提升联合执法效能 [3] 深层价值与发展目标 - 生态警务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执法与司法手段，倒逼违法企业和个人主动进行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实现通过“末端打击”倒逼“源头预防、系统治理”的目标 [3] - 需高标准落实专业化队伍与装备建设等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生态警务的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3] - 该机制旨在使其不仅成为惩治违法犯罪的“利剑”，更成为推动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福祉的“助推器” [3] - 生态警务机制的建立健全，是通过法治方式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4]

政府环保监管 - 上海市金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企业排污在线监测数据进行现场核查 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3]

文章核心观点 -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需以发展低碳产业为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1] 低碳产业发展政策 - 需紧盯时间节点，综合考虑产业关联性和碳减排整体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发展低碳产业[2] - 坚持积极稳妥原则，有序推动高碳产业有效替代，当前重点针对电力、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产业[2] - 相关政策制定短期应以提高碳效率为主，长期则以生产要素的代替和扩张为主[2] - 需将潜在问题转化为产业发展机遇，例如将锂电池回收等相关产业打造成为有竞争力的“朝阳产业”[2] - 生态资源富集型地区可争取成为国家级“碳中和”先行区试点，在清洁能源供给、碳汇交易、低碳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开展探索[3] 低碳产业创新发展 - 创新是推进低碳产业发展的核心手段，需鼓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4] - 政府应以鼓励和支持“双碳”相关技术研发为重点，更好发挥绿色引导基金作用，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4] - 鼓励金融机构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支持银行试点投资绿色基金，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保险产品[4] - 加快培育专注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私募股权和创投机构，为中小型、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绿色金融支持[4] - 针对重点行业、关键技术领域和关键环节，将创新目标与“双碳”目标相结合[5] - 农村地区可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衍生品研发与创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5] - 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加快数字平台功能升级，实现资源高效适配与精准利用，促进产业布局优化[5] 绿色消费与市场激励 - 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能直接促进节能减排，更能倒逼产业绿色转型[6] - 综合运用消费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降低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的初始成本[6] - 扩大对绿色产品的税收优惠范围并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以撬动市场供给、激发消费热情[7] - 积极探索建立个人碳账户体系，将公交出行、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量化为碳积分，用于兑换公共服务或商业优惠[7] - 激励企业对采用绿色包装、参与产品回收的消费者给予反馈，形成“绿色行为—市场价值—实际收益”的良性循环[7] - 加快建设覆盖社区、商圈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以消除消费者的“里程焦虑”[7] - 健全废旧家电、电子产品等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体系，大力推广清晰统一的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标准[7] - 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等创建活动，营造“以绿色为荣”的社会氛围[8]

核心观点 -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梨树产业通过融合生态资源、品牌价值与金融创新，将传统梨园转型为兼具“粮库”（果品保障）与“钱库”（经济收益）功能的综合体系，是实践森林“四库”理论的典型案例 [1][5] 产业发展与经济效益（“钱库”功能） - 产业规模与基础：核心产区现存百年以上古梨树3万棵，形成国内罕见的平原古梨树群，其中一棵417年树龄的“吨梨树”年产两千多斤梨 “金把黄鸭梨”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在5个核心产区年产量达两万吨 [2] - 深加工提升附加值：2024年“万亩梨园”实现年产量约两千万公斤，直接经济效益约6千万元 开发出梨膏水、小吊梨汤等5款深加工产品，实现增收10万余元，显著提升附加值并带动就业 [2] - 品牌溢价与市场拓展：依托地理标志和历史典故形成品牌溢价，单价高于普通梨果 推广“互联网+田头市场+电商”模式，开展技术培训200余人次，推动产销智能化，降低流通成本 [2] - 农文旅融合增收：梨花村已发展出64个民俗旅游接待户，集住宿、餐饮、采摘于一体 2024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创造收入140万元 [3] 生态与资源利用（“粮库”功能） - 林下经济发展：根据古梨园沙质土壤和行间距大特点，确定“林花”发展模式，行间种植可食用、可观赏两用的食用百合，实现农旅结合促进增收 [4] - 循环农业强化资源利用：将果树枝条粉碎后用于食用菌基质或景观辅料，梨皮酿酒、废渣制有机肥，实现资源全链条利用 引入投资公司建设110亩生态循环农业园，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轮作间作提升土壤有机质 [4] 金融支持与创新 - 合作社信用贷款支持：以庞各庄镇为试点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系统，华夏村镇银行对23家合作社授信2750万元，发放信用贷款150万元 针对梨花村农房改造项目，北京银行为首批5户农户提供每户20万元贷款 [5] - 联保合作降低融资门槛：村镇银行推行“邻帮邻”联保贷款模式，由养殖户组成联保小组，每户获贷20万元—30万元，成员互担风险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核心作用 -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路径 [1] 统一思想认识与观念转变 - 督察传递“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 [2] - 督察扭转地方重增长轻保护的片面政绩观，倒逼地方淘汰高污染、低水平产业，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融入决策全过程 [2] - 督察推动企业转变观念，将环保趋势视为推动技术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契机，通过节能降耗和污染防治改造实现降本增效与减排控险 [2] - 督察增强公众主体责任，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加速落地和绿色消费偏好持续增强，为绿色供给提供市场动力 [3]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 - 督察通过依法清退污染重、治理效果差的企业，在重点行业推动形成“淘汰落后、培育新兴”机制，释放环境容量，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4] - 督察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推动地方政府优化财税信贷等支持手段，并推动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4] - 督察推动地方政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引导企业入园集聚发展，形成“集中治污、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模式，全国多数园区单位产值污染治理与物流成本明显下降 [5] 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与优化发展环境 - 督察将城镇污水管网、生活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推动地方政府由“被动整改”转向“主动规划、系统建设”，其水平提升带动了环保装备制造、运维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 [7] - 督察坚决遏制“生态透支”行为，推动地方彻底清理各类违规开发建设活动，为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绿色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 督察通过受理群众信访举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前两轮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28.7万件，有效解决民生环境问题，带动生态旅游、绿色消费等产业扩容，释放内需潜力 [8] - 2025年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将督察实践成果法治化、制度化，进一步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础 [8]

行业趋势与市场前景 - 中国洗浴产业已迈入转型升级的黄金十年 [1] - “洗浴+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复合型综合体成为行业主流 [1] - 行业正从单一洗浴功能向综合消费跨越 [1] - 行业市场规模年均增速保持在15%以上 [1] 传统监管模式面临的挑战 - “洗浴+”复合型业态对传统“分部门、单业态”监管模式提出挑战 [1] - 卫生、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头监管检查增加企业迎检负担 [1] - 分头监管易形成监管盲区 [1] - 生态环境监管存在法规标准滞后问题 [2] - 现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对复合型业态的污染增量与叠加情况缺乏明确规定 [2] - 部分地方法规存在政策缺失、要求不明确的问题 [2] - 监管依据不足导致部分企业污染治理措施不足 [2] - 出现污染扰民信访案件 例如安徽萧县某洗浴中心污水未经达标排放引发投诉 [2] - 南京部分中小型浴场因缺乏节水设施导致水资源浪费和污水排放不规范 [2] - 天津市红桥区某综合体因锅炉噪声叠加餐饮油烟成为居民投诉焦点 [2] 上海监管改革方案的核心举措 - 推行跨部门协同监管 整合卫生消毒、锅炉废气、污水排放、噪声管控等分散事项为统一任务 [3] - 执法人员持“检查码”开展联合检查 商家可扫码核验身份、查看清单、在线反馈 [3] - 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和执法全程透明可追溯 [1][3] - 推行“一业一证”审批改革 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综合许可证 [1][3] - 实现“一张表申请、一个窗口受理、一个许可证经营” [3] - 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和申请材料 [3] - 通过综合监管职责清单细化相关部门具体监管职责 [3] - 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在排污许可、环评审批、餐饮油烟治理、废水处理、噪声管控、废物处理等方面的监督检查职责 [3] - 要求企业配备毛发收集器、水循环处理设备 [3] - 推广空气源热泵等清洁能源 [3] 数字化与智慧监管 - 构建数字化综合监管平台 提升非现场监管智能化水平 [4] - 推进“互联网+监管”模式 运用大数据技术探索建设风险预警模型 [4] - 强化非现场监管 助力实现场所动态管理和精准执法 [4] - 完善数字化综合监管场景 为跨部门联合监管、整合监管对象库、实行动态管理奠定基础 [4] 改革实施的基础与推广建议 - 上海改革方案的顺利出台得益于其比较健全的标准规范和基础制度 [4] - 一些地方可能缺少类似的制度基础 需在改革中结合本地实际补齐短板 [4] - 各地需加快基础制度建设 完善餐饮、娱乐、洗浴等业态污染要素的管理办法与技术规范要求 [4]

日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环评名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排污许可名录》）修订同步公开征求意见，引发行业热议。 记者注意到，上述两份名录同步修订，进一步在形式、内容和管理类别上实现了统一，不仅释放了环评 进一步精简、排污许可进一步优化的信号，也反映了二者深入衔接融合的路径，更折射出我国全链条环 境管理改革的深化方向。 打破制度壁垒，贯通生态环境管理全过程 所谓全链条环境管理，简言之，就是贯通建设项目事前源头预防、事中事后监管的全过程。 在这一体系中，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共同构成了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而排污许 可、执法监管系统则构成了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几项制度环环相扣，贯穿了生态环境管理的全生命 周期。 长期以来，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单点不成线，独木难成林"的现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规划环评、项 目环评同为源头预防体系的一环，均关注项目准入、污染防治和污染物排放要求，但侧重点、关注尺度 有所不同；而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均为污染物排放管控的重要制度，但也存在管理目标和重点内容的差 异。各项制度如果缺乏顺畅衔接，便难以发挥最佳效力。 自生 ...

文章核心观点 - 山西省文水县通过系统性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成功破解了传统养殖大县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实现了从粪污处理难题到“藏富于民”与“还绿于民”良性循环的绿色转型 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实践样本 [1][6] 治理背景与挑战 - 文水县是传统畜禽养殖大县 肉牛存栏27万头 年产肉牛粪污超过150万吨 此前粪污乱堆滥放严重污染人居环境和河流 [1] - 面临河湖黑臭、粪污乱倒、污水横流、异味刺鼻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2] 治理体系与基础设施 - 在3个养殖重点乡镇建设10座畜禽粪污处置站 预计总处理规模达6000立方米/天 基本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 [2] - 构建“统一收集+密闭转运+集中消纳”的粪污收集处置体系 [3] - 在统一收集环节 建设10座处置站为养殖户提供公共粪污收集场所 [3] - 在密闭转运环节 为乡镇补助配套10部装载式移动收粪车 实现日清日结 [3] - 在集中消纳环节 建成两座牛粪加工生物质燃料处理中心 年处置牛粪能力达80万吨 基本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3] - 稳步推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 积极引导养殖户入驻 逐步改变“人畜混居”现象 [3] 技术路径与资源化利用 -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 以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 [3] - 投建水肥一体化绿库项目 引进“生物合成学”技术 将液体粪污转化为滴灌肥料 [4] - 将各粪污处置站预处理后的粪污加工成生物质燃料 [3] 环境改善成效 - 2021年至2024年 县域3个省考断面水质类别均由Ⅳ类提升至Ⅲ类 优良水体比率达到100% [5] - 近三年县域出境裴会断面氨氮年均浓度较入境武良断面分别降低25%、21.43%、7.34% [5] - 近三年县域出境裴会断面总磷浓度较入境武良断面分别降低3.42%、3.4%、2.5% [5] - 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均呈逐年改善趋势 分别较2021年增加11.56%、56.6% [5][6] -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村民主动将畜禽粪污送至处置站 [3] 经济效益与产业提升 - 对下曲镇1079亩玉米示范田实测结果显示 平均亩产805.5公斤 较农民常规种植田亩增产126.8公斤 增幅18.7% 同时节约化肥用量50%以上 [4] - 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3213元提升至2024年的16189元 增幅22.52% [4] - 问卷调查显示 全县愿意开展种养结合的养殖主体比率达90.6% 愿意入驻标准化养殖场的比率达95.3% [3] - 形成了“污染治理—资源利用—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未削弱养殖产业的富民作用 而是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6]

露天焚烧秸秆问题的现状与原因 - 冬季是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多发且易复发的时段 [1] - 复发原因包括违法者对问题不够重视、宣传教育不到位导致侥幸心理、以及惩戒力度不够导致违法者未能警醒 [1] 当前采取的惩戒与教育措施 - 一些地方对违法者采取惩戒和教育并举的方式 在进行罚款的同时 让违法者以参与秸秆禁烧巡查、义务宣传等劳务代偿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1] - 这一做法既是生动的秸秆禁烧教育 也达到了惩戒和教育的双重目的 有利于推动违法者改正违法行为并带动更多人自觉落实规定 [1] 监管执法部门的应对策略 - 监管执法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应保持高压态势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 除了罚款 应根据过火面积、火势大小、火点周边敏感环境等情况及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让违法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 - 对于被查处后拒不改正、反复违法的情况 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综合采取加密巡查频次、依法提高罚款额度、曝光典型案例等举措 [1] 增强教育实效的方法 - 应结合露天焚烧秸秆典型案例 深入宣传普及焚烧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以及相关规定要求 [2] - 通过宣传让违法者明白为何不能焚烧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从而引导其以案为鉴 树牢禁烧意识 [2] - 可以组织案中人现身说法 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相关规定和危害 以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引导群众配合落实禁烧工作 [2]

"不栽一棵风景树，不刷一面白墙，不铺一块草皮，群众满意度却高得很。"安徽省定远县朱湾镇蒋学超 书记的一条短视频意外爆红。镜头里没有精心雕琢的景观，只有规整的菜畦、洁净的村道和村民忙碌的 身影，却契合了许多人对乡村整治的期待。这一"反套路"的整治成效表明，乡村人居环境之美不在于复 刻城市的精致，而在于守住本真、贴近民心。 朱湾镇聚焦村庄的原本特点，没有走城市景观式的整治路线，而是在现有环境条件的基础上，针对此前 杂树乱长、残垣断壁较多且农户难以自行清理的问题，集中力量清理村庄空闲地块，把零散空地规整成 可耕种的田地并交由群众种植蔬菜、油菜等经济作物。这样既让闲置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又能为群众 增加收入，还解决了环境杂乱的问题，形成了群众主动管护的良性循环。 与朱湾镇的务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的乡村环境整治却陷入"重面子、轻里子"的形式主义泥 潭。有的搞"选择性整治"，把财力、精力投在村口、主干道等"考核观摩路线"，却对闲置空地、脏乱的 沟渠塘坝视而不见；有的"照抄照搬"，高价引进不适宜本地气候的绿植，存活率低下还要持续投入维护 成本；有的强行推行统一风格，要求村民舍弃庭院养殖、果蔬种植，割裂了乡村原有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