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 [1] - 202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工作体制机制 [1] 陕西省督察工作体系建设 - 陕西省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工作 [2] - 建立党政领导负责、省级部门督导、重点督办、定期通报、公示公开、验收销号的整改闭环管理工作机制 [2] - 出台《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为督察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责任依据 [2] - 2019年成立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构，设4名副厅级督察专员、11个驻市督察局，编制共59人 [2] - 印发《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开展例行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形成中央与省级督察相互衔接的工作格局 [2] 陕西省督察工作实施与成效 - 精心制定督察方案，明确重点领域和问题，抽调多部门业务骨干组建专业督察队伍 [3] - 已开展3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督察和大气、固废等专项督察，实现对全省11个市（区）的全覆盖 [3] - 创新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3] - 通过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并将其纳入政绩考核，形成责任倒逼机制 [3] 陕西省督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 结构性、根源性问题破解难度大，全省尤其是陕北地区能源化工产业占比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现状短期难改 [4] - 督察整改落实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一些涉及多部门、跨区域的整改协调难度大，推进缓慢 [4] -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人员力量不足，能力有待提升，现代化、信息化督察装备严重短缺 [4] - 重点区域如秦岭生态系统敏感，违规开发建设风险存在，黄河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趋紧，保护压力持续增大 [4] 强化整改长效机制的建议 - 建立健全整改跟踪与评估机制，对已完成整改问题定期"回头看"，并建立整改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5] - 加大对整改难点问题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沟通机制以形成整改合力 [5] 优化督察工作机制的建议 - 加强督察队伍建设，明确市、县（区）两级设立整改常设机构，充实人员力量，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培训 [6] - 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协调平台，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监管、案件移送等工作制度，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 [6][7] 提升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建议 -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加大环保投诉、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的宣传，建立举报反馈快速响应机制 [8] - 加强公众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和参与能力 [8] - 强化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鼓励深度报道典型案例，建立媒体参与工作机制 [8] - 培育和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其有序参与督察工作，发挥其在公众动员、监督反馈方面的优势 [8]

美丽中国建设战略定位 -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与系统工程，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格局 [2] -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呈现高起点、高期待、高水平、高质量的特点 [5] “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核心路径 - 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深绿色”转型，是“十五五”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和攻坚期 [3] -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应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推进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6] - 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协同优化，加速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同绿色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创新协同 [3] 绿色金融与市场机制发展 - “十五五”时期绿色金融融资规模需求空前，融资工具结构更加多元，需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发展实现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双赢 [4] - 加快推进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不断丰富交易产品和交易主体 [11] - 完善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价格政策体系，拓展绿色贸易，拓宽气候投融资渠道，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 [9] 生态环境治理与科技创新 - 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坚持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理念，系统开展监测筛查、危害评估、风险阻控和智能管控全链条科技攻关 [4] -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向多要素系统治理深度转型，重点攻关减污降碳协同、新污染物防控、生态保护修复及智慧环境等关键技术 [12] - 构建以数智融合、体系重构为主线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建设立体遥感监测网络以提升非现场监管能力 [13] 区域与领域重点部署 - 坚持示范引领，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包括区域、省域、城市和乡村四个层面，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5] - 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推动源头减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走深走实，完善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体系 [7] - 能源是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主战场，需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结构从一煤独大向多能互补转变 [10]

文章核心观点 - 生态循环农业是农业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切入点 通过立体化循环突破传统平面式生产困境 目前行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需在"十五五"期间全方位、多层次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1] 技术支撑与人才培养 -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需建立针对性、适应性、系统性的技术支撑机制 [1] - 需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 并建立模式试点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1] - 应重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通过增加分类分级技术培训课程和建设科教基地来强化理论与实践 推动专业人才向该领域聚集 [1] 产业链拓展与产业融合 - 需拓展延长循环农业产业链条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自身小循环 并推动各产业部门间构建大循环 [2] -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生态循环方向发展 进行精深加工 加强副产物综合利用 并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 [2] - 加强"三品一标"认证管理 探索"互联网+生态农产品"新模式 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引导绿色消费 [2] - 加快构建企业间、产业间的循环产业链 推动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多产业循环链接 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2] 政策支持与投入机制 -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需在税收优惠、生态补偿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3] - 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推进财政资金扶持政策向有重点、专项专用的方向转变 [3] - 通过财政投入引导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投入 形成政府导向、农业生产主体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3] - 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通过精深加工、生态种养、品牌化经营等模式提高生态产品价值 进而提升经济效益 [3]

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 全市6个主要河流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Ⅳ类及以上标准并全面消除Ⅴ类水体 [1] -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稳定达标 [1] - 乐陵市"三水共治"工作被列为省级典型并在全省推广 [1] - 马颊河平原段、庆云段入选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 协同治理机制创新 - 流域综合治理专委会统筹协调住建、水利、农业农村、城管等部门形成合力治水大格局 [1] - 生态环境与水利部门建立闸坝调控、生态补水、河道清淤信息共享、联席会议"四个机制" [1] - 在河湖长制基础上成立国省控断面"断面长"并由相应河长兼任以加大治理力度 [1] 监管与执法行动 - 持续开展冬春季水质提升保障和汛期河湖水质超标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 [2] - 全市已累计排查认定各类入河排污口1388个 [2] - 加大对涉水企业、污水处理厂、社区污水处理站监督帮扶力度并依法处理违法排污行为 [2] 生态修复与资金投入 - "十四五"以来共争取中央、省级水污染防治资金3.04亿元 [2] - 资金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厂下游、支流入干流处打造"万亩湿地"以改善水质并提供亲水空间 [2] - 夏津九龙口湿地科普馆入选全国首批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场馆 [2] 区域联防联控 - 不断完善与周边地市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协同共治 [2] - 严厉惩处恶意排污、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 [2] - 推动水环境治理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提升转变且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2] 未来治理规划 - "十五五"期间将持续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3] - 全域推进大江大河干支流、小微水体保护治理以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3]

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模式转型 - 传统执法模式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需以转型促提升、以服务强监管，提升执法效能和服务水平 [1] 普法与执法结合 - 将普法贯穿执法全过程，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精准普法体系，针对不同行业痛点编制差异化手册 [2] - 推行执法与普法同步模式，现场检查时对照问题讲解法规，契合从普法宣传到监督整改的渐进式执法模式 [2] 非接触式监管与巡查 - 推动全流程、全要素、全环节检查，减少多头和重复检查，年度执法检查原则上不超过两次 [3] - 运用在线监测、电力监控、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等非接触式监管方式，构建线上线下的立体巡查网络 [3] 政企沟通机制 - 构建常态化、多元化沟通渠道，指导企业配备生态环保专职联系人，定期线上沟通并推送政策信息 [4] - 通过座谈会、约谈会等方式听取企业意见，宣讲政策精神，实现隔而不断、放而不松的常联系机制 [4] 环境信访与矛盾化解 - 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建立现场调解加跟踪督办机制，不定期开展回头看，深入企业和社区核查 [5] - 形成从发现问题到及时反馈的闭环，强化纠纷调处效果，深度化解矛盾 [5] 执法规范与平衡 - 严格遵守扫码入企要求，确保涉企检查有清单、有记录、有反馈，避免选择性执法和重复检查 [6] - 平衡监管与服务，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优先指导整改而非直接处罚，体现柔性执法 [6]

东濠涌生态治理成果 - 东濠涌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并保持稳定，日补活水量超过10万吨[3] - 通过深层隧道排水系统及专项行动，构建长效防涝体系，提升水安全可靠性[2] - 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完善水生态系统，鱼群和对水质敏感的生物种群重新成为常客[3] 治理经验与模式 - 确立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理模式，规划引领并分期攻坚，从单一治污向“三水统筹”、污涝同治跃升[4] - 全面落实“控源、截污、清淤、补水、管理”的系统性治水方针，形成闭环管理的保障机制[4] - 推行智慧柔性施工及精细化措施，成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将民意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5] 技术创新与数智赋能 - 建立三级河长网格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现智慧巡河、风险精准预警和高效执法监管[6] - 依托深隧智慧管理控制平台，融合监测与气象数据，通过远程集控实现初雨截污与洪峰调蓄[6] - 利用自主研发的“深隧慧眼”测绘系统和智能清淤机器人，实现超40米深泵池精准清淤，降低作业风险[6] 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 - 修复历史名桥原貌，将旧民居改造成全国首座水专题博物馆，打造可游可感的文化景观长廊[3] - 沿线新增文体广场、亲水平台等公共空间，形成主题游径以进一步激活水经济[3] - 治理实践带动周边产业升级与人文环境改善，使东濠涌转变为完善城市功能的活力生态绿轴[7]

宣传策略核心观点 - 秸秆禁烧宣传应转变思路，从单一强调环境保护转向结合防火安全和交通安全等多角度进行 [1][2] - 新宣传方式以更显温情和人文关怀的形式，阐明政策根本目的是保护群众利益，有助于缓解农民情绪并提升工作效果 [2] 传统宣传方式的局限性 - 过往宣传主基调为保护大气环境，强调为达环境空气数据指标而追责罚款 [1] - 单向目标设定忽略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1] 安全视角的宣传优势 - 焚烧秸秆易导致田地大火难以控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安全威胁 [1] - 在山林附近焚烧极易引发山火，在公路铁路附近焚烧则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 从安全角度宣传能切中群众痛点，使农民更易接受并唤起社会各界广泛认同 [1]

文章核心观点 - “捡秋”活动从传统农业行为演变为现代亲近自然的休闲方式，但需警惕越界和过度捡拾等破坏生态的行为 [1] - 开展“捡秋”活动必须依法依规、严守边界，并把握“一手之握”的文明尺度，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意义 [1][2] “捡秋”活动的演变与定义 - “捡秋”原指农民秋收后捡拾遗落庄稼以防止浪费，现泛指人们在秋季走进大自然捡拾果实、落叶以感受季节变化 [1] - 该活动的流行也带来了越界“捡秋”和过度捡拾等破坏生态的负面行为 [1] 开展“捡秋”活动的规范与边界 - 参与者应提前了解并遵守区域内禁止或限制捡拾的规则，严禁进入自然保护区、封山育林区等禁区 [1] - 即使在允许捡拾的公共绿地、荒郊野外或农村地区，也需避开珍稀植物和保护动物的分布区 [1] - 捡拾行为不能超越“捡”的范畴，避免恣意大量捡拾或乱采滥挖 [1] 生态保护与文明尺度 - 落叶、松针、坚果、枫叶等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叶腐化后成为土壤养分，果实是动物越冬食物来源 [1] - 建议捡拾量以“一手之握”为宜，既可享受秋天美好，又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1] “捡秋”活动的哲学意义 - “捡秋”的意义不在于收获实物多少，而在于心灵与自然的对话 [2] - 通过克制的双手和开放的心灵，在捡拾时留有余地、欣赏时保持距离、游玩时保护环境，才能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境 [2]

文章核心观点 - 河湖生态环境修复需从传统工程治理转向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生态综合治理模式 以应对当前淡水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挑战 [1] 河湖治理目标与原则 - 治理需从短期转向长期生态修复 进行系统性规划以实现生物多样性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2] - 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 协同推进自然恢复与科学适度的人工干预 [2] - 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规定 并采取基于自然的生态恢复路径 [2] -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构建广泛生态安全屏障 [2] - 抓实河湖自然保护区优化整治 通过落实生态流量等六大行动确保保护区功能有效发挥 [3] 水生生物养护与监管 - 需加大水生生物养护力度 全方位保障河湖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 [4] - 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构建数据库以确定保护重点和优先级 [4] - 严格渔政执法监管 健全联合执法机制 打击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4] - 创新流域物种保护举措 提高珍贵濒危物种在增殖放流中的比重 [5] - 探索生态养殖 恢复洄游通道 修复关键湿地等多元化生态恢复方式 [5] 配套保障机制 - 强化资金保障 积极申请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6][7] - 发展生物监测技术 运用遥感 AI识别 eDNA分析实现实时动态监测 [7] - 推动公众参与共治 搭建沟通平台并加强环境教育以营造保护氛围 [7] - 实行生物多样性名录管理 每3至5年开展全面评估并动态调整策略 [8] - 完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并严格管控人类活动 [8] 生态效益转化 -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将美丽河湖建设与产业发展 居民增收结合 [9] - 合理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9]

政策目标与现状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并深入推进污染防治 [1] - 政策目标为到2027年全国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下降到28微克/立方米以下 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到25微克/立方米以下 [1] - 2021年至2024年全国339个城市PM2.5浓度均值在29微克/立方米至30微克/立方米之间波动 截至2024年约25%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未达标 [1] 能源结构调整 - 行业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提升新能源供给比重 [2] - 新能源发电边际成本有望下降 电价或呈下行趋势 将改善工业领域煤改电气改电和交通领域油改电的经济性 [2] - 电能替代效益的改善将大幅削减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 [2] 产业结构调整 - 行业将持续完善法规标准与政策框架 推动传统产业如火电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提标改造和实现超低排放 [2] - 玻璃陶瓷生活垃圾处理等行业深度治理有序推进 各行业SO2和NOx排放浓度限值将大幅下降 [2] - VOCs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通过先进环保绩效评级和绿色创建活动 产业清洁化生产水平将提高 污染物排放量有望大幅下降 [2] 交通结构调整 - 移动源已成为多数城市第一大污染源或与首位接近的第二大污染源 [3] - 截至2025年6月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59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3689万辆 占比10.27% [3] - 未来新能源汽车占比有望逐步达到30%或更高 传统燃油车占比将从当前90%左右降至70%以下 据估算传统燃油车占比下降推动移动源减排20%和40%时可分别推动PM2.5浓度下降约2微克/立方米和4微克/立方米 [3] 空间结构调整 - 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从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转型 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 [4] - 疏解中心城区及周边高排放企业 以优化源头布局管控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