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市场处于由“财政主导”驱动的危险且分裂时刻，传统宏观经济传导逻辑基本失效 [1][2] - 市场定价的核心锚点已从“经济基本面和货币周期”切换至“债务可持续性和财政风险”，资产价格普遍嵌入了“财政风险溢价” [2][10] - 市场隐含高达600个基点（bp）的利率裂口，财政风险目前被暂时隐匿于黄金的极致上涨中进行定价 [1][2][18] - 未来财政风险的释放与收敛，将主要依赖“金跌、铜涨、利率下”的路径进行边际缓释，投资者应密切关注这三者的相对变化 [1][2][18] 市场定价范式迁移 - 自2023年以来，全球大类资产定价进入全新的“财政主导”阶段，打破了2000-2022年的传统定价逻辑 [2][3] - 美股与经济脱钩：标普500指数在职位空缺（JOLTS）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不断创新高，市场对衰退信号脱敏 [3] - 黄金与利率脱钩：黄金完全无视高实际利率的压制，走出了与通胀保值债券（TIPS）背离的独立行情 [6] - 铜与通胀脱钩：作为通胀预期的代理变量，铜价走势不再紧贴传统的通胀逻辑 [7] 市场扭曲的量化表现 - 通过旧框架模型回测，量化出当前市场资产的极端偏离度 [11] - 美股与利率相对于旧模型的偏离度惊人地一致，约为140%-170% [11] - 黄金表现出最极端的“脱锚”特征，偏离度超过400% [13] - 铜的偏离相对温和，约为44% [16] - 在财政主导初期，美国的财政风险溢价主要通过黄金的极致上涨来定价，而非直接冲击名义利率 [17] 利率裂口与风险缓释机制 - 模型测算显示，2022年以来，名义利率与“金铜隐含利率”的偏离度极值高达660个基点（bp） [18] - 机制解析：黄金每上涨1美元，代表隐含利率下行0.2个基点（财政风险溢价上升）；铜每上涨1美元，仅缓释0.0225个基点的风险 [18] - 当前利率水平相较于黄金计价的体系极度畸高，未来缓和巨大张力的数学路径只有三条：金价下跌、铜价上涨、或者名义利率大幅下行 [18] 资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 在“黄金坐标系”下，用黄金计价的美股（股金比）与其就业数据的相关性（R2）达到77%，裂口显著弥合 [21] - 美股和黄金相对于TIPS模型都出现了约430%的极端偏离，证明美股已异化为一种对抗法币贬值的“类黄金”资产 [21] - 股债两端约150%的偏离度是一种利益分配：利率端承担财政扩张的供给成本，而股市端享受财政扩张的名义利润红利 [21] - 资产价格呈现“双重一致性”结构：一方面，美股与黄金共同对冲法币信用风险；另一方面，股债的温和背离反映了财政扩张的成本与红利 [2][21] 未来宏观演化路径推演 - **温和复苏（短期概率较大）**：市场继续留在“黄金坐标系”的幻觉中，只要通胀预期被压制，美股靠AI叙事支撑，金、股、利率维持K型背离，静待铜价补涨来修复裂口 [21] - **通胀失控（政治冲击）**：若因“负担能力危机”导致政治压力（如关税退税等变相发钱），通胀将再次抬头，迫使财政风险从隐匿走向显性化，结果将是利率飙升、美元贬值、黄金定价再上一个台阶，而风险资产承压 [21] - **衰退出清（流动性危机）**：如果就业数据恶化触发衰退交易，可能复刻类似日元套息逆转的全球流动性挤压，但在财政主导下，美债的避险属性边际削弱，限制了利率下行空间，届时可能出现股商双杀 [22] - 美元的强势并非源于美国财政健康，而是因为非美经济体（如法国、英国）更早暴露了财政风险，这是一种“比烂”游戏下的结构性强势 [22]

核心观点 - 报告核心观点认为，自2023年以来，全球大类资产定价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切换，从锚定经济基本面与货币周期的“货币主导”阶段，迈向了锚定债务可持续性的“财政主导”阶段 [4] - 这一范式切换导致市场出现显著的“K型背离”特征，即多种资产价格与传统宏观锚定逻辑（如就业、利率、通胀预期）发生系统性偏离，其核心驱动变量是普遍嵌入资产价格的“财政风险溢价” [4] - 在财政主导初期，美国的财政风险溢价主要通过黄金的极致上涨进行定价，而非直接冲击名义利率，这形成了独特的“黄金坐标系” [4] - 未来财政风险溢价的释放与收敛，将主要依赖“金跌、铜涨、利率下”的路径进行边际缓释，并可能沿温和复苏、通胀失控或衰退等宏观路径演化 [4] 关于大类资产的K型背离——23年后定价范式切换 - 自2023年后，传统宏观锚定逻辑失效，市场出现“K型背离”：美股在就业回调背景下持续创新高，市场对衰退定价逐渐脱敏；黄金无视高实际利率压制走出独立行情；铜价亦与通胀预期脱钩 [4] - 具体表现为：标普500指数与JOLTS职位空缺数据在2000-2022年具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2023年后股指大幅飙升而就业数据持续回调，形成显著背离 [10] - 10年期美债利率与铜金比在2000-2022年有较高相关性，但2023年后发生显著背离 [12] - 黄金与10年期美债利率（或TIPS）在2000-2022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但2023年后黄金价格飙升而利率居高不下，形成背离 [13] - 铜价在2000-2022年与全球通胀预期（BEI）相关性强，但2023年后与中国房地产和传统基建需求走弱、向全球输出通缩等因素相关，与BEI发生背离 [17] 大类资产K型背离幅度的量化解构 - 通过构建旧框架（2022年之前）下的回归模型，并计算2023年后的样本外偏离，对背离幅度进行量化 [20] - **股指模型**：标普500对JOLTS职位空缺数回归，最近一期（2025年11月，使用8月数据填充）偏离幅度达3941点，占拟合值比例为141% [21] - **利率模型**：10年期美债利率对铜金比回归，最近一期偏离幅度达257个基点，占拟合值比例为168% [24] - **黄金模型**：伦敦金价对10年期TIPS回归，最近一期偏离幅度达3324.2美元/盎司，占拟合值比例高达437% [28] - **铜模型**：伦敦铜价对10年期BEI回归，最近一期偏离幅度达3451.9美元/吨，占拟合值比例为44.4% [33] - 量化结果显示，股债两类资产相对于旧框架的偏离幅度相对一致（约140%-170%），黄金的偏离最为极端（超400%），而铜的偏离相对温和 [37] - 这些数据佐证了定价范式的根本性切换，即从“货币主导”迈向“财政主导”，资产价格中普遍嵌入了“财政风险溢价” [37] 利率模型的进一步探讨——基于利率、铜、金的勾稽关系 - 利率可拆解为盈亏平衡通胀预期与TIPS之和，而TIPS可视为黄金的函数，BEI可视为铜的函数，因此利率与铜金比的相关性反映了铜、金分别对BEI和TIPS的映射 [38] - 通过分别回归BEI对铜、TIPS对金，再相加得到“金铜隐含利率”，发现其与现实名义利率存在巨大缺口 [40] - 模型显示：利率（%）= 0.00022453 * 铜价（美元/吨） - 0.00196 * 金价（美元/盎司） + 3.543 [40] - 2022年以来，名义利率高出金铜隐含利率的缺口最高达660个基点 [40] - 这表明财政主导初期，美国的财政风险溢价主要通过黄金的极致上涨进行定价，而非直接冲击名义利率 [40] - 黄金每上涨1美元/盎司，代表隐含利率走低0.2个基点；铜每上涨1美元/吨，隐含利率走高0.0225个基点，对财政风险溢价的缓释作用相对有限 [41] 黄金坐标系下的平行宇宙 - 为剥离极致的财政风险溢价以还原资产定价本真，报告构建了以黄金作为计价货币的“黄金坐标系”视角 [42] - **在黄金坐标系下**：美股与就业数据的裂口显著弥合，使用就业数据拟合股金比模型的R²达到77%，证实美股实质上已异化为对抗法币贬值的“类黄金”资产 [46] - 量化模型揭示了市场的“双重一致性”结构：美股与黄金共同对TIPS形成约430%的极端偏离，反映了深度的法币信用对冲；而股债端约150%的偏离则折射出财政扩张的成本与红利平衡 [58] - 测算显示，当前体系隐含高达600个基点的利率裂口，在宏观失控前，财政风险被暂时隐匿于黄金的极致上涨中 [59] - 财政风险溢价不再过度紧绷的收敛路径有三：金（股）跌、铜涨、利率下 [56] - 具体而言，金价每回调100美元/盎司，代表隐含财政风险溢价缓释20个基点；铜价上涨1000美元/吨，代表隐含财政风险溢价缓释23个基点 [56] - 金价自2025年10月高点4381美元/盎司回调近200美元，铜回调500美元，即使利率上行10个基点，隐含财政风险也得以缓释约20个基点 [56] 未来K型演化可能的宏观路径 - **情景一：温和复苏路径**：宏观叙事维持，经济软着陆，市场暂时留在黄金坐标系中期待降息，铜价可能相对补涨，而金、股定价相对极致，维持约660个基点的隐含财政风险溢价 [61][110] - **情景二：通胀失控路径**：现实通胀（如剔除能源后的PCE价格指数比疫情前高出约20%）引发居民“负担能力危机”，带来政治冲击，可能迫使特朗普当局采取财政扩张措施（如用关税收入发放2000美元退税支票，估计成本4500亿美元），导致财政风险急剧恶化并显性化 [72][77][79][110] - 该情景下，利率将大幅上行，极端情况下可能释放黄金坐标系中隐匿的660个基点，金价定价将彻底抛弃旧框架更上一个台阶，风险资产显著承压，美元贬值 [79][110] - **情景三：衰退路径**：就业数据显著恶化可能触发衰退预期，引发类似2024年7月的全球流动性挤压和套息交易逆转，导致股市和商品大幅下行 [80][87][110] - 在此情景中，由于美债安全资产地位已动摇，其利率难以复刻2024年的顺畅下行，只能在宽松预期与衰退带来的债务率抬升间寻求平衡，美元在流动性冲击阶段往往偏强 [94][110] - **美元的K型背离**：美元指数在2024年后显著强于旧框架（油铜比）模型拟合值，部分原因是非美经济体（如法国、英国、日本）更早暴露财政风险，支撑了美元的结构性强势 [98][109] - 以上情景并非完全互斥，可能依次发生，短期温和复苏是概率相对较大的情形，但需提防中期潜在的衰退冲击 [111]

全球经济展望 - 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为3.2%，2026年预期为3.1%，较2025年4月预测有所改善但低于2024年10月水平[84] - 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上调1.0个百分点至3.6%，2026年预期为2.3%，显示关税扰动弱于预期[84][88] - 美国2026年GDP增速预期为1.8%，CPI同比增速预期为2.9%，政策利率预计回落至3.00-3.25%[93][100] - 欧元区2026年GDP增速预期为1.1%，CPI同比增速预期为1.8%，政策利率预计为2.15%[94][100] - 日本2026年GDP增速预期为0.7%，CPI同比增速预期为1.8%，政策利率预计为1.0%[96][100] - 新兴市场2026年GDP增速预期为4.0%，但内部增长结构与韧性来源差异可能扩大[99] 中国经济展望 - 中国2026年实际GDP增速预期为5.0%，与2025年持平[117] - 202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预期提升至4.6%，服务消费成为内需扩张主增长极[110][112] - 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达5.7%[111] - 2025年1-10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3%，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5.3%[111] - 2026年CPI同比增速预期为0.5%，PPI同比增速预期为-1.0%[117] - 2026年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政策利率与准备金率存在下调空间[116] 香港资本市场 - 2025年香港恒生指数全年涨幅领跑全球，IPO募资额重登全球首位[8] - 2025年香港国际债券发行规模亚洲领先，尽显国际金融中心活力[8] 投资策略与行业 - 香港资本市场改革深化及互联互通标的扩容，巩固其作为全球资金配置中国资产首选门户的地位[11] - 产业链重构与技术投入加速推动新增长动能，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成为全球资本支出关键方向[88]

宏观经济挑战 - 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2] - 2025年10月CPI同比上涨0.2%，1-10月累计同比下降0.1%[2] - 2025年10月PPI同比下降2.1%，1-10月累计同比下降2.7%[2] 消费与内需 - "十五五"规划目标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24年39.9%提升至2030年43%-45%[2] - 当前消费复苏疲弱，价格水平偏低直指有效需求不足[2] 投资结构 - 投资结构偏重传统基建与房地产，制造业与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形成系统性支撑尚需时间[2] - 财政政策通过5000亿元结存限额支持地方投资，但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仍需制度性突破[2] 货币政策空间 - 7天逆回购利率1.4%仍有降息空间，总量政策尚未用尽[3][7] - 央行对总量政策使用相对谨慎，外部冲击可能是降息降准的重要因素[11] 结构性货币政策 - 需求端结构性政策亟待强化，建议在房地产企稳回升领域进一步加力[3][7] - 针对现金流紧张的房企推出更具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3][8] - 可将购债作为持续的政策工具[3][8] 政策协同机制 - 建议采用"财政主导、货币配合"的协同机制稳住经济增速[3] - 积极财政政策对缓解总需求不足效果更直接，货币政策配合能有效避免"挤出效应"[4][19] 风险化解 - 房地产下行、地方债务逾期和中小金融机构破产是当前三大风险[3][9] - 风险化解需要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3][9] 流动性状况 - 存在"流动性充裕但信贷需求疲弱"的结构性矛盾[3][14] - 个人住房贷款从高峰期38.9万亿降至37.4万亿，下降1.5万亿[14] - 居民储蓄存款从疫情前81万亿增长到目前164万亿[14] 利率展望 - 利率走廊区间将从150-200个BP收窄至50个BP左右且有望整体下行[4][17] -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围绕1.7%震荡，长期走势取决于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房地产市场企稳情况[4][18] 通胀目标 - 2025年CPI目标定为2%，与主要经济体央行政策目标一致[15] - 2%通胀目标在当前价格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更可行[15] 财政政策方向 - 当前财政政策重点应扩大投资，通过创造就业稳定收入预期[4][20] - 财政政策发力有赖于中央政府加杠杆，因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且债务问题凸显[21]

全球经济演化特征 - 全球经济正脱离线性轨道，进入由非线性、路径依赖与适应性共同塑造的复杂系统阶段[1][2] - 系统对扰动敏感性显著提升，经济运行呈现高度不稳定与韧性并存的双重特征[1][2] - 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表现出四大运行特征：自适应性、非线性、高敏感性和双向性[9][10] 增长预测与调整 - IMF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3.2%，2026年为3.1%，较2025年4月预测分别上调0.4和0.1个百分点，但2026年预期较2024年10月下调0.2个百分点[3][6] - 发达经济体2025年增长预期为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4.2%[6] - 全球贸易增速预期改善，IMF在2025年10月展望中分别上调2025年和2026年贸易增速1.0和0.4个百分点至3.6%和2.3%[6][9] 混沌演化根源 - 混沌演化根源包括持续的外部冲击（如疫情、地缘震荡和贸易保护主义）、结构性分化（主要经济体周期错位）以及反身性循环（市场预期与政策互动强化）[3][5] - 反身性循环导致经济路径呈现情绪驱动特征，预期管理成为核心变量，系统稳定性更依赖信任维持[5] 政策环境与财政主导 - 全球经济进入财政主导新阶段，货币政策退居幕后应对通胀与金融稳定，财政政策走向台前承担产业塑造与战略投资使命[13] - 高债务水平下，财政扩张效果取决于财政乘数，若刺激有效可改善增长与就业，否则可能陷入财政陷阱[14][15] 主要经济体展望 - 美国2026年GDP增速预计为1.8%，通胀（CPI）为2.9%，政策利率回归中性水平3.00~3.25%[18][26] - 欧元区2026年GDP增速预计为1.1%，通胀为1.8%，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在2.15%[20][26] - 日本2026年GDP增速预计为0.7%，通胀为1.8%，政策利率达到1.0%[23][26] - 新兴市场2026年增长预计为4.0%，但内部表现分化，对外部环境变化敏感度高[6][23]

金融数据概览 - 截至2025年10月末，M2余额达335.13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2] - 同期M1余额11.10万亿元，同比增长6.2%，M2与M1增速剪刀差扩大至-2.0%，为近一年高位 [2] - 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37.72万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67.01万亿元，同比增长6.3% [2] - 2025年10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当月值为2,200亿元，较9月的1.29万亿元大幅回落，为年内单月新低 [3] 货币政策与传导机制 - 货币政策基调从“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为“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 [5] - 当前金融运行呈现“流动性充裕与传导受阻并存”的特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宽货币”向“宽信用”的转化通道受阻 [3] - 央行删除“防范资金空转”表述，或意味着相关风险已得到阶段性控制 [4] - 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空间更大，目前规模至少有五万亿元 [10] - 数量型指标向价格型指标的转换是绝对趋势，央行2024年提出“逐步淡化数量目标”，2025年强调“强化利率传导机制” [19] 银行体系与利率环境 - 2025年6月商业银行净息差仅1.42%，较2021年2.08%的高点大幅压缩，银行信贷投放动力受限 [3] - 2025年8月票据利率一度降至0.4%的历史低位，9月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1.81%的低位震荡 [3] - 2025年5月1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6.2%，处于历史低位 [13] - 市场利率水平较低，很多贷款利率低于央行LPR，表明市场流动性充分 [14]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 - 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操作，2025年10月净买入200亿元，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和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性安排 [23] - 央行购买国债是常规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优化与补充，核心目标是平滑银行体系流动性波动、增强国债市场定价功能，而非量化宽松 [25] - 未来随着财政发债规模加大，央行支持力度会更大 [24] 经济结构与政策挑战 -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呈现结构性疲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信贷引擎受限，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融资意愿较低 [3] - 新旧产能轮换期，科技创新总量上还不能完全填补由房地产下行带来的缺口 [21] - 财政政策发力方向存在讨论，应促进经济增长、解决民生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7]

美元指数近期反弹归因 - 美元指数时隔五个半月重回100上方，此轮反弹始于法国政治风波，因日本高市早苗交易加强，并由10月FOMC鹰派姿态最终推动破百 [4] - 反弹是海外政治不确定性与美联储降息预期回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由联储因素独立解释 [4] 美国经济疲软对美元的下行压力 - 美国史上最长政府停摆带来更大下行压力，官方数据真空使多空观点难以证实或证伪 [6] - 政府停摆造成“紧缩效应”，例如TGA账户被动淤积产生类似加息的效果，并导致11月食品券计划改为半数发放，影响底层民众 [6] - 随着停摆结束信号释放及对重启后极差数据形成共识，美元指数破百大概率极其短暂，经济数据恶化将带动降息预期回归，开启新一轮区间波动 [6] 非美货币因素对美元的上行推力 - 日元兑美元汇率再次接近155-160警报区间，日本央行10月维持利率不变，放弃12月或明年1月加息鹰派暗示 [9] - 日元疲软反映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窗口一再后置的感知疲劳，以及对加息参考指标（如GDP改善与实际薪资低迷）割裂的担忧 [11] - 基准情形是日本央行将在未来两次会议内加息25个基点至0.75%，但市场可能继续交易弱日元试探干预，实际突破155或奔向160 [11] - 英国财政大臣支持加税和减支，违背此前一次性增税承诺，加剧市场对“财政主导”担忧，英国央行降息概率从不足5%提升至约30% [13] 美元指数年内走势核心观点 - 年内美元剩余上行推力主要来自非美发达经济体政治混乱，下行推力主要来自美国自身经济疲软 [2][13] - 美元反攻缺乏持续性：走强将尽，走弱渐至，而后延续下半年96-100的区间震荡过程 [2][13] - 美元走势重大变化只取决于美国自身因素：短期政府重启、中期货币政策、长期财政赤字及AI泡沫演进 [13]

美元指数近期走势与驱动因素 - 美元指数时隔五个半月重回100上方[2] - 过去一个半月的反弹始于法国政治风波，经日本高市早苗交易加强，10月FOMC鹰派姿态推动指数破百[2][5] - 美元从9月中旬的96.6开始反弹，海外政治不确定性和联储降息预期共同作用[2][5] 美国经济基本面与政策影响 - 美国政府停摆截至11月5日已达35天，为历史上最长之一[10] - 停摆造成TGA账户被动淤积，产生紧缩效应，并影响11月食品券计划半数发放[7] - 高频职位空缺数据（如LinkUp, Indeed, JOLTS）指向经济压力增大[12][13] - 美元指数“破百”可能短暂，经济数据恶化将带动降息预期回归，预计重回96-100区间震荡[2][7] 非美货币与外部因素 - 日元兑美元汇率接近155-160的警报区间，日本央行10月维持利率不变[14][15] - 市场基准预期日本央行在未来两次会议内加息25个基点至0.75%[16] - 英国财政大臣支持加税和减支，市场对“财政主导”担忧加剧，英镑承压[17] 风险提示 - 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和资金逃离美元[4][19] - 全球关税形势或导致同步宽松超预期，缓解长端利率压力[4][19] - 技术突破可能推动制造业回流，降低美国生产成本并激增信用需求[4][19]

美联储政策转向：停止QT与重启扩表预期 - 美联储计划于2025年12月1日结束量化紧缩（QT）进程，停止减持国债但继续减持MBS（每月上限350亿美元），并将到期MBS资金再投资于国库券[2]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明年可能重启扩表，旨在从总量和结构上支撑美元流动性，缓解国债抵押的短端融资市场压力，模糊货币与财政界限[2][3] - 基准预期下，美联储最快明年一季度最迟三季度重启扩表，若关键利差（如SOFR-ONRRP或SOFR-IORB）持续处于疫情以来高位，不排除年内行动[2][34] 全球及美元流动性现状 - 全球流动性滑落至周期底部，四大央行（美、欧、日、英）资产占GDP比例较2022年6月分别下滑12.7%、31%、17.8%和20.1%，狭义流动性占GDP比例分别下滑1.1%、16.2%、15.3%和14.6%[15][18] - 美联储自2022年6月起已缩表约2.3万亿美元（占资产25.9%），其中国债和MBS各缩减约1.6万亿和0.6万亿美元，银行准备金规模已跌破3.1万亿美元的“充裕流动性”下限[5][12] - 融资市场压力显著，10月透过美联储常设回购机制（SRF）的借款量突破100亿美元，贴现窗口借款量自6月以来阶梯状走高，反映官方流动性收紧[10][13] 回购市场与金融风险 - 美国金融体系潜在系统性风险集中于国债和回购市场，国债是回购市场核心抵押品（占比约60%），其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短端融资市场流动性枯竭[21] - 担保隔夜融资（SOFR）市场规模从2022年底1万亿美元趋势性升至3万亿美元，其中非银机构借款量达历史高位，SOFR与ON RRP利差走阔至超过30bps的疫情以来高点[26][28] - 货币基金向回购市场提供流动性的空间有限，而对冲基金的美债基差交易等融资需求持续增加，加剧了融资压力[27][33] 财政主导与政策协同 - 在特朗普2.0财政主导下，美国财政赤字率有望走阔至6.4%，“大而美”法案可能增加约4000亿美元赤字，中期选举年或出台新刺激政策[37] - 美联储可能通过非常规手段扩表以支撑财政，例如按市价约4000美元/盎司重估其8000吨黄金储备（当前账面价值110.4亿美元），可带来约1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相当于定向投放基础货币[37] - 若政府结束停摆，近1万亿美元的财政存款（TGA）账户资金流出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37] 资产配置影响 - 财政、货币双宽松预期下，美国名义经济周期有望向上重启，美元流动性量价趋松，利好中美股市和金银铜等资产[3][38] - 美元流动性充裕更利好被全球主动资金显著低配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股市，行业配置应围绕“地缘格局变化下的安全与韧性”主题，抓住“生产力提升（科技与工业）”和“资源自足”两条主线[3][38] - 预计美国通胀趋势爬升但较为温和，十年期美债利率在流动性收紧阶段可能阶段性走高，待停止缩表或重启扩表后有望回到4.0%以下，美元或重回贬值通道[38]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 美联储理事会内部政治力量呈脆弱平衡，特朗普人事布局使政策天平向鸽派倾斜，若获稳定多数，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面临更大阻力 [6][43] - 美联储或重新面临“财政主导”趋势，虽回归FIT框架，但可能是强化政策公信力与预期管理，而非降低通胀容忍度 [6][68] - 美联储资产与负债存在期限错配，缩表结束后可能增持短期国债优化久期匹配 [6][119] - 隔夜逆回购余额大幅回落，若继续缩表，银行准备金可能承压下降，缩表后或重启“准备金管理型购债”，利好短久期资产 [6][144] 各章节内容总结 美联储解码：历史、组织与决策框架 - 美联储历史不断创新变革，从最初稳定银行体系发展为重要宏观调控主体，2025年回归“灵活通胀目标制” [14] - 美联储由理事会、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及其分行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组成，目前独立性面临特朗普政治压力挑战 [18][28] -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开八次定期会议，声明是理解政策走向核心文件，内部成员影响力有层级，目前理事会政治力量平衡但倾向鸽派 [37][40][43] FIT回归意味着什么？——“财政主导”压力重现 - “双重使命”源于二战后经济转型，1951年协议标志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开端，1977年明确“双重使命” [47][52] - 2012年“灵活通胀目标制”正式形成，明确2%长期通胀目标，体现平衡双重使命灵活性 [57] - 2020年FAIT框架为应对长期低通胀挑战，允许通胀适度超调补偿此前不足，关注就业缺口 [58] - 2025年回归FIT框架，因FAIT执行中显不对称性，回归可缓解通胀预期，强化通胀锚定公信力，但可能面临“财政主导”趋势 [62][66][67] ON RRP接近枯竭，缩表终点将近？ - 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分价格型和数量型，充裕准备金框架下用利率走廊系统调控联邦基金利率 [75][80] - 价格型工具通过“利率走廊”调控资金价格，包括准备金余额利率、隔夜逆回购工具等，还可关注担保隔夜融资利率衡量真实借贷成本 [81][101] -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因QE扩张，负债含货币、TGA账户等，目前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未来或增持短期国债优化 [108][115][119] - 缩表临近终点，ON RRP余额大幅下降，若继续缩表银行准备金或承压，准备金合意规模约为GDP的9%-10% [120][132][138] 缩表之后怎么看？——“准备金管理型购债”或重启 - 上一轮缩表结束后启动“准备金管理型购债”维持准备金充足，本轮缩表银行准备金相对平稳，结束后或再次启用类似操作 [140][142][143] - 缩表结束后增持短期国债可缓解期限错配问题，利好短久期国债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