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8 本文字数：1953，阅读时长大约3分钟 作者 |第一财经 潘寅茹 题图 |新华社 在外界屏息静待日本央行年前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前，高市早苗政府又一次发出了不同声音。 17日，日本央行前副行长、高市早苗政府政策小组委员若田部昌澄（Masazumi Wakatabe）警告称，日 本央行应避免过早加息和过度收紧货币政策。 日本央行将召开年内最后一场货币政策会议（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分歧 若田部昌澄表示，日本当务之急是通过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提高中性利率。他主张，只有在中性利率因 政策驱动而上升后，日本央行加息才顺理成章。 分析认为，若田部昌澄上述表态的核心观点在于重新定义加息的先决条件。背后的逻辑则是"高市经济 学"政策框架的体现。他还表示，高市的经济主张虽然带有"安倍经济学"的成分，但重心更加着眼于强 化经济的供应面。 外界认为，这一表态不仅凸显了高市早苗政府更加强化所谓的"高市经济学"，同时又一次使得政府与央 行就加息问题的矛盾浮出水面。 18~19日，日本央行将召开年内最后一场货币政策会议。今年年初，日本央行将利率上调至 0.5%，创下 2007年2月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此后，日本央行一直 ...

人民财讯12月17日电，2026年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美国在华盛顿举行其接任主席国后的首次G20财 政和央行副手会议。会议围绕202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安排以及G20财金渠道重点议题和工作计划进行 了讨论。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出席会议并发言。 廖岷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各方应更好发挥G20财金渠道作用，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 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中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进2026 年G20财金渠道合作进程，为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贡献力量。中方呼吁遵循 市场化原则，多渠道动员资源帮助更多债务国改善债务可持续性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2025年12月柬埔寨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柬埔寨2025年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 4.8%，低于2024年的6%。 报告指出，房地产行业疲软、柬泰边境争端及美国关税上调等多重内外冲击，对该国经济活动造成显著 压力。具体来看，房地产市场低迷持续抑制国内需求与建筑行业活力；柬泰边境紧张局势不仅扰乱了双 边贸易往来，还对劳动力市场与旅游业造成连锁冲击；此外，美国自2025年8月1日起对柬埔寨所有进口 商品加征19%关税，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世界银行驻柬埔寨国家经理Tania Mayer表示，柬埔寨正处于应对内外双重冲击的关键挑战期，强有力 的缓冲机制与针对性改革将是抵御经济压力的核心支撑。她强调，保障返乡人员等弱势家庭的基本生活 需求仍需重点关注，同时需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扶持非正规企业发展、简化正规化流程等举措，释放经 济增长潜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而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报告显示，尽管柬埔寨经济增长 面临压力，但仍然展现出一定韧性，该国国际储备状况保持健康，能够支付约7.5个月的进口需求，公 共债务水平较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债务可持续性良好，2025年平 ...

加强灾害韧性与应对 - 强调采取综合、包容、以人为本、全面的减灾方法至关重要 需要加强灾害韧性和应对能力 包括协调行动减少地震、极端高温、洪涝、干旱、野火及荒漠化等灾害的频率和负面影响 [5] - 欢迎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 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 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并增强应对特定灾害的韧性 [5] 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 - 重申致力于以有效、全面和系统的方式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应对债务脆弱性问题 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关于债务可持续性的部长级宣言》 [6] - 承诺以可预测、及时、有序和协调的方式 进一步加强《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实施 [6] - 敦促国际社会支持推行强有力改革议程、债务可持续但面临流动性挑战的脆弱国家 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就可行的支持方案开展工作 [6] 能源转型与融资 - 认识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面临不平等挑战 非洲仍有超过6亿人缺乏电力供应 [7] - 支持共同推动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 全球年均能源效率提升速率增至两倍 [8] - 支持在符合各国国情的情况下 到2030年其他零排放与低排放技术的落实工作 包括碳减排和移除技术 [8] - 重申支持发展中国家向低碳排放转型的重要性 将努力为其提供低成本融资 包括通过优惠贷款、混合融资机制、降低风险工具及技术支持 [8] 关键矿产资源 - 欢迎《二十国集团关键矿产框架》作为自愿、非约束性的蓝图 旨在确保关键矿产资源成为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9] - 关键矿产应成为增值和全方位发展的催化剂 而不是仅作为原材料用于出口 [9] - 努力保证关键矿产供应链更好应对地缘政治紧张、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贸易措施、大流行病或自然灾害的干扰 使更多生产国可以参与并从价值链中受益 [9] 包容性经济增长与工业化 - 重申确保所有人享有平等机会、获取经济资源和基本服务以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性 [10] - 包容、可持续的产业政策能够在增强经济韧性、支持强劲增长、创造高质量就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0] - 认识到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 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工作必须成为可持续工业化的核心 [10] - 将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公平竞争和可预测性 推动对包容与可持续生产部门、技术投资 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 [10] 粮食安全 - 重申致力于通过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开放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 确保粮食系统韧性且可持续 保障粮食安全 [11] - 注意到通过能源和水资源管理、减少食物浪费、支持可持续技术创新和方法、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健康饮食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国际和区域贸易安排等 可以增强农业和粮食系统的现代化及韧性 [11] 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 - 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 公平分享其惠益并降低风险 将努力促进国际合作并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 认识到有必要吸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12] - 认识到联合国及其他现有论坛机制在促进国际人工智能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 欢迎发起"人工智能造福非洲"倡议 [12] 非洲伙伴关系 - 重申对促进非洲经济增长、贸易、就业和繁荣的有力支持 认识到《二十国集团非洲契约》及其他拓展非洲伙伴关系倡议的重要性 [13] - 认识到《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重申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13] 全球经济与金融合作 - 尽管面临持续挑战 全球经济在2025年上半年展现出韧性 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强劲经济增长、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至关重要 [15] - 重申致力于建设一个强有力、以份额为基础且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使其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 [15] - 认识到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的重要性 以更好反映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同时保护最贫困成员的份额 [15] - 强调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15] -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已启动"2025－2030年二十国集团财金渠道非洲合作框架" 以支持非洲大陆及其成员国实现经济、金融及相关目标 [15] 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 - 重申致力于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使其更具代表性、包容性、有效性 [16] - 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组成 提高代表性不足和未被代表区域和集团的代表性 如非洲、亚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16] - 强调加强多边合作 应对世界经济风险挑战 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对促进贸易的重要性 以及其开展有意义、必要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16]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 重申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的承诺 加强《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17] - 重申《巴黎协定》温控目标 即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并努力将其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 [17] - 迅速、全面、有效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7] - 认识到打造赋能、开放、公平、非歧视和可持续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17] - 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 重申共同承诺并致力于在全球预防和打击腐败及相关非法资金流动的行动中率先垂范 [17]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 - 9月份小幅减持约5亿美元美国国债，持仓降至约7005亿美元 [1] - 2022至2024三年间累计减持规模超过2800亿美元，今年以来整体减持总量已逼近3000亿美元 [1] - 减持行为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战略调整，关乎自身金融安全及对美元信用的重新评估 [1] 美国债务状况 -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离40万亿只差一步之遥 [1] - 2025财年联邦政府支付的净利息支出接近1万亿美元，年化口径在1万亿至1.1万亿美元区间，成为继社保、医保之后的第三大开支项目 [1] - 过去10年美国新增债务速度明显加快，1万亿新增债务往往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4] 减持美债的深层逻辑 - 美国债务规模已进入高风险区间，投资者承担的是美国政治和财政路径的长期不确定性 [4] - 利息支出快速膨胀，2025财年净利息接近1万亿美元比四年前几乎翻倍，债务的自我增殖正在加速 [5] - 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对内减税增支的政策组合，预计未来十年将额外推高4万多亿美元赤字，使外部投资者更警惕 [6] 美国国内政治与美联储的冲突 - 特朗普公开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威胁换人，冲破了总统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惯例 [8] - 特朗普要求美联储尽快大幅降息，以刺激经济，而鲍威尔坚持不急于大幅降息，双方立场冲突 [10][12] - 政治力量过度干预美联储可能推高未来通胀和长期利率，削弱美国经济增长潜力 [11] 美联储独立性及全球影响 - 美联储的相对独立性被视为美元信用的重要支柱，但正被不断消耗 [15] - 市场担心美元流动性被政治化使用，一些国家开始讨论降低对美联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依赖 [15] - 美元霸权的制度信用和治理优势发生微妙变化，促使其他国家更愿意分散风险 [15]

政府债券的种类和期限结构 - 政府债券主要分为赤字债务和自偿性债务 [2] - 中国国债以中期为主，短期相对偏少，作为金融市场流动性来源的功能发挥尚不充分 [2] - 中国国债在非金融部门尤其是居民部门财富构成中的作用有待挖掘，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规模相对较小 [2] - 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国债利息占比较高，对比之下中国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有待提升 [2] 债务增长率分化趋势 - 当前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增长相对较少，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为迅速 [3] - 居民部门和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居民部门更加明显，表明其预期不振 [3] - 2020年以后中国政府债务增长加速，未来仍可能保持较快上升态势 [3] 债券购买者结构与宏观影响 - 国债发行的宏观影响取决于购买者身份：非金融部门购买仅涉及资金转移，央行购买产生倍数创造货币效果，商业银行购买体现为等额创造货币，境外机构购买意味着引进外资 [4] - 中国商业银行是国债主要持有者，这种结构具有较强的"通胀效应" [4] - 美国国债持有者中海外投资者和货币当局占比较多，且共同基金、个人投资者也持有较大份额，高息部分多流向居民构成其稳定收入来源 [4][6] - 日本央行是其国债主要持有者，保险机构、养老基金和海外机构也是重要持有者 [6] 居民收入与国债市场功能 - 中国居民资金在低息与高息存款间流动，随着商业银行息差收窄，国债市场需承担增加居民稳定财产性收入的责任 [10]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 判断债务可持续性需从微观和宏观入手：微观层面用"债务/息税前利润"衡量，宏观层面用"债务/可付息收入流"衡量 [11] - 若当年利息支出大于当年新增储蓄或新增GDP，债务可持续性会受到影响 [11] 中央银行角色与国债管理 - 货币政策目标明确流动性管理成为中心任务之一，有力推动了国债市场发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多样化 [12] - 中央银行角色变化体现在将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视野，更加注重金融领域管理 [12] - 货币政策正转向以调控流动性为中心，中央银行角色从"最后贷款人"转向"最后贷款人+最后做市商" [13] - 银行间报价模式转变为从金融市场实时获取数据，中央银行日益深入参与国债管理 [13]

英国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剧 - 英国最新一轮政治闹剧对英国资产走势相当不利 市场波动正在加剧[1] - 政治传闻可能重创英国资产 英镑在G-10外汇表现中接近垫底 英镑下跌0.4%至1英镑兑1.3105美元[2] - 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3个基点 外界普遍预测财政大臣将宣布上调所得税税率以安抚债券市场[2] - 首相斯塔默和财政大臣里夫斯被视为财政审慎守护者 其政治前途变化可能动摇投资者信心并削弱英镑资产[4] - 政治误判有先例 三年前特拉斯减税计划引发英镑和英国国债急剧抛售 30年期英债收益率在9月曾升至近30年高点[4] - 对财政赤字的担忧拖累英镑 贸易加权强度指标跌至今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4] - 短期政治噪音可能将英镑兑欧元推低至0.8900 这一水平上次出现在2023年3月[4] 通胀挂钩债券需求强劲 - 英国通胀挂钩债券获得创纪录投标 缓解了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6] - 债务联合发售规模为42.5亿英镑 获得逾690亿英镑（合910亿美元）认购[6] - 该债券定价比同期限普通国债高出10.5个基点[6] - 此次发售的创纪录需求规模超过今年3月创下的纪录[7] - 财政大臣面临增加财政回旋余地的压力 提高税收的举措可能有利于通胀挂钩债券[6] 英国债券市场表现与前景 - 英国国债在10月录得近两年来的最佳表现 为财政大臣带来喘息空间[6] - 债券市场吸引包括Aberdeen Group Plc、Fidelity International和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在内的华尔街大型投资机构[6] - 货币市场预计到明年年底前英国央行可能进行多达三次各25个基点的降息 而一个月前预期不到两次[7] - 这一利率预期转变源于通胀数据意外保持平稳以及9月份失业率跃升至5%[7]

文章核心观点 - 希腊前财长总结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为“3+1”，强调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忽视结构性问题的后果、债务可持续性的复杂性以及危机应对决策的多维度挑战 [1][3][4][5] 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 国际体系的稳健程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希腊作为一个仅1000万人口的国家，其危机曾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稳定 [3] - 系统性危机可能突然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需要始终关注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和最薄弱环节 [3] 结构性问题的积累与爆发 - 希腊债务与GDP之比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维持在100%左右，危机后飙升至230%，导致市场停止提供贷款，这是多年财政管理不善和支出失控的结果 [3] - 欧盟在创立欧元后建立了不完善的经济治理结构，缺乏应对危机的工具和机构，危机来袭时只能仓促应对 [3] 债务可持续性的复杂性 - 债务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利率与名义增长率的对比、债务持有人以及债务期限类型，而非单一的债务与GDP之比 [3] - 即使拥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市场也可能反应过度，导致经济体陷入债务困境 [3] 危机应对决策的挑战 - 面对大规模危机时，决策需综合考虑财政路径、改革顺序以及财政与结构问题的结合，任务复杂 [4] - 希腊在债务危机期间进行了临时性修复，但银行联盟完善、共同安全资产等结构性改革尚未完成，遗留的脆弱性可能再次引发问题 [5]

债务水平与财政压力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外债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平均债务总额占GDP的70% [3] - 加勒比地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00% [3] - 全球利率上升及本币贬值导致债务偿还成本急剧增加 [3] - 2021至2023年间，八个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债务偿还支出超过了公共卫生支出 [4] 气候脆弱性与经济损失 -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自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已造成超过1100亿美元经济损失 [4] - 2017年飓风“玛丽亚”对多米尼克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GDP的226%，2004年飓风“伊万”对格林纳达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GDP的200% [4] - 1980至2020年间，气候危机给加勒比国家造成的年均损失相当于其GDP的2.13% [5] - 气候灾害与高债务形成恶性循环，削弱了抗灾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 [6] 经济结构与外部依赖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足全球总量的1%，却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 [8] - 该地区经济基础单一，高度依赖旅游业和渔业，财政空间非常有限 [10] 现有应对措施与局限性 - 伯利兹于2021年实施“债务换自然”计划（蓝色债券），使其债务减少相当于GDP的12%，并为海洋保护提供资金 [11] - 巴巴多斯、厄瓜多尔和巴哈马等国随后推出了类似的债务置换计划 [11] - 格林纳达和巴巴多斯发行了带有“灾难条款”的债券，允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暂停偿债 [12] - 债务置换计划存在复杂、成本高、行政开支大以及对环境资产主权影响不确定等问题 [12] - 灾难条款的应用范围有限且实践经验不足，现有方案治标不治本 [12] 建议的系统性改革框架 - 需要建立新框架，要求所有债权人通过落实“可比待遇原则”的机制参与全面债务重组 [13] - 债务减免需配合优惠融资，以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护及气候变化适应项目 [13] - 受益国需承诺提高债务管理透明度并公布符合气候韧性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详细投资计划 [14] - 对于面临流动性问题的国家，重点应放在降低债务成本和扩大财政空间上 [15] - 建议扩大多边开发银行的优惠融资，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并推广使用气候债券等金融工具 [17] 行动呼吁与潜在后果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及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被视为推动具体承诺的关键平台 [17] - 缺乏系统性改革将使气候融资和绿色投资对负债经济体帮助有限 [18] - 需要欧洲在政治和财政上明确支持，建立关注气候问题的债务可持续性新框架，并推动G20“共同框架”改进 [18] - 若不果断行动，该地区可能面临“失去的十年”，导致危机迭起、财政空间萎缩及发展成果倒退 [18]

全球经济现状与展望 - 202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开局良好且充满韧性，但当前正显示出增速温和放缓的迹象，且趋势将长期保持[1] - 经济韧性主要源于短期因素，如经济活动主体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风险采取前置进口、投资、库存管理等措施，不代表全球经济基本面强劲[1] - 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2026年增速为3.1%[1] - 以年终数据为基准，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年终的3.6%下跌至2025年年终的2.6%[1] 主要经济体与市场表现 - 2025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为1.6%，其中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0%[2] - 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计为4.2%[2] - 全球通胀率预计在2025年下降至4.2%，2026年进一步下降至3.7%[2] - 美国通胀将高于目标，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胀将保持在较低水平[2] - 全球贸易额在2025年预计实现2.9%的平均增长率，明显低于2024年3.5%的增速水平[2] 主要风险因素 - 政策不确定性和保护主义抬头是导致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2] -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升级，包括非关税壁垒的使用，将压制投资、破坏供应链、遏制生产力增长[2] - 限制性移民政策导致发达经济体劳工净流入量急剧下降，对经济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对面临人口衰老和技能短缺的经济体影响更大[1][2] - 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前景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其收益和产能表现不佳可能引发科技股大跌，终结当前的投资增长周期和乐观情绪，并对宏观金融稳定产生冲击[1][5] - 财政和金融市场脆弱性与借贷和展期成本上升风险叠加共振[2] - 气候冲击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带来额外风险，尤其对低收入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压力巨大[5] 政策建议 - 政策制定者应建立清晰、透明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路线图，以减少不确定性、支持投资[5] - 贸易规则应进行现代化升级，以适应数字时代，并为加强多边合作提供机会[5] - 重建财政缓冲区间和保障债务可持续性是优先事项，中期的财政整顿计划应综合考虑合理支出和创收[6] - 货币政策应在保价格稳定和控增长风险之间实现平衡[6] - 应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鼓励劳动力参与、投资数字化和加强机构建设等措施提振增长前景[6] - 产业政策可能在提高韧性和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应充分考虑其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机会成本[6] - 对于低收入国家，随着外部援助的减少，调动国内资源至关重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