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方向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反内卷”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置于更优先位置，具体措施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推动平台企业及平台内经营者与劳动者共赢发展、拓展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健全地方税体系 [1] - 对比2024年会议，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表述从“制定指引”增加到两条具体措施，位置从第三条上升至第一条，平台经济监管从整体加强转向具体推动三方共赢，财税改革明确了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方向 [1] “反内卷”政策演进与成效 - 2025年“反内卷”成为核心经济政策，1月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3月“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禁止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条款并于10月施行，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进一步明确依法治理低价无序竞争 [3] - 政策在汽车、光伏、储能、钢铁等多个行业推行，数据显示11月PPI环比上涨0.1%，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行业价格降幅收窄 [4] - 2025年三季度部分行业如汽车、计算机、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的产能利用率相较一季度有所提升，相关工业品价格跌幅连续多月降幅收窄，“反内卷”已初见成效 [4]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行为关联 - 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电解铝、光伏、汽车、水泥和石化等，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这些行业产业链长、投资额大、税收贡献多，且多依赖国内市场，同质化导致恶性竞争难以避免 [5][6] - 供给侧减少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因承担过多支出责任但财力有限，倾向于通过“以地招商”、“政策竞争”等方式吸引投资、培育税源 [6][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深层路径 -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从完善市场规则和重塑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两方面出发，包括制定条例、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政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6] - 重塑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体方向包括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增加地方自主性财力、优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税收分享原则如推进增值税分享由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转变 [7]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决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 [4]

财政政策与可持续性 - 文章核心观点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 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1] - “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达106万亿元 较“十三五”时期增加17万亿元 增长约19%[1] - 财政可持续性基础较为稳固 但同时收支平衡压力不小 国内需求不足及企业经营困难制约增收 而扩投资、保民生等重点支出刚性增长[1] 财政收入与体制改革 - 需努力做大经济和收入“蛋糕” 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财政收入提供源头活水[2] - 需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2] 预算管理与支出优化 - 预算管理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中扮演重要角色 需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科学合理安排预算[2] - 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将资金用在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 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2] -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任务依然艰巨 需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政策 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3] - 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建立债务“闭环”管理制度体系 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1][3] - 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 并优化政府债务结构 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3]

2025年政策回顾 财政政策 - 财政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政府债净融资达14.36万亿元，占GDP比例预计为10.2%[1][8] - 2025年前三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9%，支出力度为近年高位[1][11] - 支出节奏明显前置，一季度财政融资同比多增2.5万亿元，前7个月同比多增规模扩大至4.9万亿元[14] - 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同比增长8.8%，节能环保支出增速达8.8%[16] - 化债政策力度加大，新增专项债中安排8000亿元用于发行特殊再融资债，6月以来相关发行规模升至1.3万亿元[18] 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重归"适度宽松"基调，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利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R007均值约1.50%[1][23] - 政策利率调整更趋审慎，2025年仅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1次、幅度10BP，而2024年累计下调逆回购利率30BP[28] - 信贷投放节奏前置，一季度新增信贷9.78万亿元，占前三季度信贷总量的66.3%，社融存量同比增速7月达9.0%[32] - 央行强化预期引导，支持资本市场稳定，上市公司披露拟申请股票回购增持贷款金额上限超3300亿元[34] - 央行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幅度减缓，2025年前三季度仅收窄10.5个基点[37] 政策协同 - 央行分阶段调整国债买卖操作，第一阶段暂停国债买卖，国债资产余额从2.9万亿元降至2.1万亿元，第二阶段重启操作，10月净买入200亿元[42][45] - 财政通过注资商业银行稳定资本充足率，安排50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向四家国有大型银行注资，资本充足率从15.3%回升至15.6%[49] 财政政策展望 政策基调与目标 -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将秉持"更加积极"的总基调，持续发挥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作用[2][57] -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续写两大奇迹，对未来经济增速有基本要求，实现2035年目标需要名义GDP与实际GDP增速至少达到4%左右和4.4%左右[57] 财政收支与融资 - 中性情景下，预计2026年赤字率维持在4%左右，特别国债与新增专项债规模较2025年小幅扩张[2][77] - 广义财政收入或温和回升，中性情景下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预计为12.8%，同比增长6%左右[63][69] - 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有所收窄，中性情景假设2026年土地出让收入同比-10%，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7%[70][71] - 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剔除用于化债部分）预计不低于名义GDP增速，中性情景下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达4%，剔除化债部分后增速或达5%左右[77][79] 支出结构优化 - 财政支出结构将兼顾"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重点投向"一老一小"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2][91] - 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安排接近4.5万亿元，同比增长5.9%，中央财政已下达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1万亿元[91] - 财政加大对"两重"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领域，2025年10月互联网和软件行业投资同比增长38.3%[96] 财税体制改革 - 改革将围绕宏观税负、央地关系、社保体系等核心议题推进，"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规范税收优惠政策"[3][106] - 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厘清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加快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118] - 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问题成为改革重点，应对"老龄化"加速叠加"少子化"趋势导致的代际负担失衡风险[123] 货币政策展望 政策基调与框架 - 2026年货币政策或维持"适度宽松"总基调，以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要求[4][151] - 传统信贷调控框架有效性发生变化，信贷增速从2023年4月的11.8%下降至2025年10月的6.5%，累计降幅达5.3个百分点[130][137] 操作与工具 - 中性情景下，预计央行可能实施1次幅度约10BP的降息，以维持流动性充裕[4][154] - 随着政府债融资扩大，2026年社会融资规模新增量或超过2025年，社融增速或在8.2%左右[4][162] - M1增速受财政投入拉动小幅回升，2025年10月新口径M1同比增速上升5.0个百分点至6.2%，M2增速在居民资产结构多元化背景下保持稳定[165][166] 政策协同与预期管理 - 政府显性债务占GDP比重快速上升，2025年前三季度已上升6.6个百分点，凸显货币政策配合财政发力的必要性[6][171] - 政府债务付息规模快速增长，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债务付息支出从2014年的3587亿元增至2024年的12870亿元，增强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175] - 央行加强预期管理，注重稳定资本市场，推动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多元化，居民存款占比多数年份超过六成，风险资产配置平均占比仅约6.4%[182][188] 传导机制疏通 -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与息差收窄下面临"扩规模"与"稳经营"的两难局面[4][145] - 财政向商业银行注资是疏通传导机制的重要举措，截至2024年底，尚未获财政注资的两家国有大行总资产规模为已注资四大行的85.5%[191] - 推动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改善资产质量，2025年前三季度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减少363家[194]

居民消费率现状与目标 - 国家五年规划建议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1] - 当前居民消费率为39.6%，目标是将其从40%推向更高水平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 [1][2] - 提升居民消费率要求消费增速持续跑赢GDP增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1][2] 居民消费率的国际与历史比较 - 中国居民消费率横向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美国长期保持在60%以上 [2] - 纵向比中国比自己上世纪70年代的高点低30个百分点 [2] - 结构比显示服务消费占比较低，改善型消费仍待发展 [2] 消费结构特点 - 中国商品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相当，但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 [2] - 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6%，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平均水平 [2] - 改善性消费和基础性消费差距明显，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改善性消费占比相对不足 [2] 制约消费率提升的因素：消费能力与意愿 - 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为6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至80%的平均水平 [3] - 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不足9%，股市分红、房租收益等渠道狭窄 [3] - 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资产缩水效应，居民“有钱不敢花”心态普遍存在 [3] 制约消费率提升的因素：供给与时间配置 - 消费市场呈现商品过剩与高端服务短缺并存局面，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仅为50% [3] - 家政等行业缺乏标准准入导致市场混乱，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 [3] - 劳动者年均工时超过发达国家20%，公共假期仅有11天且集中在上半年，调休安排不合理引发连续工作疲劳 [3] 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实施路径：财税与收入政策 - 推动增值税税收制度从生产地分享规则向消费地分享规则转变以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消费增长 [5] - 财政政策应从重视企业、供给和投资转向注重需求、消费和家庭部门，加大对居民部门直接补贴力度 [5] - 通过稳定楼市和资本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国资财政与社保联动改革专项用于改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福利水平 [5] 居民消费率发展目标展望 - 对于当前40%的居民消费率应保持客观理性态度，70%或80%的消费率并非未来发展目标 [5] - 真正追求的是通过提升居民消费率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足和自由 [5]

居民消费率现状与目标 - 国家五年规划建议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1] - 居民消费率需持续跑赢GDP增速才能实现提升 这比简单促消费难度更大 [1] - 将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约40%推向更高水平关系到国内大循环畅通及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 [1] -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6% 与美国长期保持的60%以上水平相比低逾28个百分点 [3] - 即使剔除医疗和住房因素 中国居民消费率仍低于美国约24个百分点 [3] - 当前约40%的消费率是工业化中后期投资—消费再平衡的必经阶段 需客观看待发展阶段转换的规律 [3] 消费率国际比较与结构差异 - 中国居民消费率纵向比较低于自身上世纪70年代的高点30个百分点 [3] - 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 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6% 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平均水平 [3] - 商品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相当 但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 [3] - 改善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占比相对不足 基础性消费与改善性消费差距明显 [4] - 消费市场发展不平衡 一线城市如北京和深圳的消费增长仍面临压力 [4] 制约消费率提升的系统性因素 - 居民消费能力受限 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为60%左右 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80%的平均水平 [5] - 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不足9% 股市分红、房租收益等渠道狭窄 [5] - 大量财富沉淀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 未能有效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5] - 房地产深度调整加剧资产缩水效应 导致居民“有钱不敢花” [5] - 社会保障体系不均衡 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大 中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不足抑制消费意愿 [5] - 市民化进程滞后 约3亿农民工多数未能实现举家迁徙 限制服务需求和大宗消费品升级 [6] - 供给端呈现“商品过剩与高端服务短缺并存”局面 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仅为50% 家政等行业缺乏标准准入 [6] - 时间配置制约消费 中国劳动者年均工时超过发达国家20% 公共假期仅11天且集中在上半年 调休不合理导致“有钱无闲” [6] 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实施路径 - 财税体制改革是关键 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地分享规则向消费地分享规则转变以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消费增长 [7] - 财政政策应从重视企业、供给和投资转向注重需求、消费和家庭部门 加大对居民部门直接补贴力度、扩大学前教育免费范围 [7] - 通过稳定楼市和资本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推动国资财政与社保联动改革将国资收入专项用于改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福利 [7] -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解决基于户籍的民生社会福利提供问题 理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事权和责任划分 [7] - 优化供给结构 放宽家政、养老、文旅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 同时加强市场监管提高服务质量 [7] - 优化时间配置 适当增加公共假期如在下半年增加重阳节和七夕节假期 优化调休制度并落实监察制度 [8] - 提升居民消费率的目标是让百姓生活更加富足和自由 而非单纯追求70%或80%的高消费率 [8]

财税体制改革核心观点 -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1] - "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政策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1] -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1] 政府与市场关系 - 税制设计、财政支出、预算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深刻影响经营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2] - 科学的财税体制应当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政府越位，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 - 要保持合适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政府收支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2]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 在财政资源配置中，需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共享的关系 [2] - 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 [2] - 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更加精准地调节收入分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2] 中央与地方关系 - 财税体制应当既保证中央有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赋予地方充分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 [2] - 改革的关键在于清晰界定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在此基础上匹配相应的财力 [2] - 当前要着力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同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切实保障基层政府履行事权的基本财力需求 [2] 发展与安全互动 - "安全"既指财政自身的可持续运行和风险可控，也包括通过财政手段维护国家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安全 [3] - 财税政策要着力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为夯实国家安全根基提供支撑 [3] - 要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 [3] 效率与公平平衡 - 在税制设计上，既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又要兼顾税收中性原则 [3] - 在财政支出上，要平衡经济建设与基本民生保障 [3] - 要做到统筹兼顾、有机结合，在发展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形成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

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向 -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以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1]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优化财政政策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1] -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五五"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1] 政府与市场关系 - 科学的财税体制应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政府越位以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1] - 税制设计、财政支出、预算管理等环节深刻影响经营主体预期和行为[1] - 保持合适财政汲取能力和政府收支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1]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 财政资源配置需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共享的关系[2] - 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2] - 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精准调节收入分配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 中央与地方关系 - 财税体制应保证中央足够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赋予地方充分自主权和发展空间[2] - 改革关键在于清晰界定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匹配相应财力[2] - 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基层政府履行事权的基本财力需求[2] 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 -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财政安全包括自身可持续运行和风险可控以及维护关键领域安全[2] - 财税政策着力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为夯实国家安全根基提供支撑[2] - 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2] 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 - 税制设计既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又要兼顾税收中性原则[3] - 财政支出要平衡经济建设与基本民生保障[3] - 在发展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形成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3]

财政政策取向 - 未来五年将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以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保障基本民生 [1] - 财政政策需通过扩大支出规模、优化支出节奏、创新政策工具来拉动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2] - 预计将保持预算赤字规模在较高水平，并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以扩大有效投资 [2] 财政政策着力点 - 财政资金将向公共领域、外溢性强和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支持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新领域，如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 [3] - 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组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 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原则，下大力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2] - 需正确处理民生支出和建设性支出的关系，加强资源统筹，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 [3] - 有必要对存量减税降费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与优化，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提高关键领域税收优惠的精准性 [3] 财税体制改革 - 需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包括零基预算改革和优化央地财政关系 [4] - 可在更大范围内尝试零基预算试点，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并探索向“以规划定预算、以绩效配资金”的现代财政制度过渡 [5] - 预计将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保、粮储、重大基建等领域的支出责任，同时通过优化共享税比例增强地方“造血”功能 [5] 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需持续用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提升财政可持续性与治理效能 [1] - 建议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 [5] - 需健全投资决定融资的体制机制，实现各类政府债务各司其职，并完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5]

文章核心观点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举措，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基础性作用 [1][2][3] 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现代财政制度为政府活动提供财力支持并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 [2] - 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1万亿元，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6.5%和56.7%，需回应新业态发展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3] - 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通过深化预算、税制等改革加强财力统筹，激励经营主体转型升级以培育新动能 [4] 当前财政经济运行数据与挑战 -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预算的98.1%，税收收入下降3.4%，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同比增长0.1%，财政运行呈紧平衡状态 [6] -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4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22%，预计2035年超过30%，对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提出新要求 [6] -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突出，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制度安排以推进共同富裕 [6]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 -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175006.8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79.64%，较2013年下降5.9个百分点，需稳定财政收入 [7] -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财税制度设计减少资源错配，引导要素合理流动，并坚持中性原则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 [7] - 维护社会公平，从税制优化和财政支出入手，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大教育、医疗、社保投入以缩小收入差距 [8] - 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在制度设计中寻求利益格局调整的动态平衡 [8] 重点改革领域与举措 -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以优化资源配置并缓解紧平衡压力 [9] - 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制度，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0%，需研究适应新业态的税收制度并健全直接税体系 [10] -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以数控税”模式，强化税收监管能力 [10] - 建立权责清晰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通过拓展地方税源、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及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来协调区域均衡 [11]

“十五五”财政政策的核心特点 - 财政角色更重，贯穿规划始终，在科技创新、收入分配、提振消费等重点领域明确财政支持[9] - 明确提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以应对短期风险[10] - 财政“投资于人”、提振消费色彩浓厚，提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具体举措[11] - 政策目标更明确、可执行度更强，如明确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12][13] 财政政策的四大转型方向 - 从关注赤字率转向支出增速，打破3%赤字率约束，确保必要支出力度[17] - 由收入端减税降费转向支出端扩大支出为主，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性[17] - 优化支出结构，从侧重供给、投资和企业转向供给需求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企业家庭并重[18] - 必要时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强化预期管理[19] 财税体制改革与财政可持续性 -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避免“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下降[20] - 推动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缓解地方财政困境，并拓展地方税源以增强地方自主财力[21][22] - 健全直接税体系，如将经营所得、财产所得等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并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新税源[24] 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 建立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监测体系和风险动态预警体系，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26] - 完善中央对地方考核机制，落实问责制的同时增加正向激励机制[26] - 健全投资决定融资机制，明确国债、地方一般债、专项债和城投债各自职能[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