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与战略价值 - 制造业比重存在“倒U型”演变规律，但20%是关键门槛，低于此水平易陷入趋势性下降且难以回升[1][4]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最佳目标为24.5%[1][15] - 美国制造业比重从1953年28.3%降至2024年9.8%，英国降至8.9%，产业空心化后回流困难[13][23] - 德国制造业比重稳定在18%-21%，韩国在人均GDP1.2-1.8万美元阶段维持在24.12%-26.45%，支撑经济韧性[13][22] - 巴西制造业比重从1981年34.35%降至2024年12.38%，阿根廷降至15.09%，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3][38] 中国现状与政策导向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6年峰值32%降至2024年25%，处于关键区间[2][5][14] - 制造业投资占比从2020年26%快速回升至2025年10月33%，而房地产投资占比从33%降至22%[2][5][60]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需从资金投入机制设计和投资结构调整共同发力[1][2][5] - 微观企业盈利和市场信心是“投资-生产-再投资”循环的关键，有效政策支持与有效需求增长是核心支撑[2][5][64] - 制造业结构调整需兼顾就业，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达3681.8万人，占比约22.3%[79][81]

去工业化趋势 - 2025年法国去工业化趋势加速，关闭或濒临关闭的工厂数量连续第二年超过新建工厂数量[1] - 2025年1月至11月中旬新增工业园区80个，现有工厂扩建项目57个，但同时有108家工厂关闭或面临关闭风险[1] - 108家面临风险的工厂中近三分之二已进入清算程序或宣布永久停产[1] 行业影响分析 - 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均受到冲击，食品工业受影响最大，共有16家工厂关停或处于风险之中[1] - 汽车、建筑材料、冶金以及纺织服装等行业也遭到重创[1] - 法国纺织品进口依赖度高达97%，纺织业产值仅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约2.7%[1] 经营环境压力 - 需求持续疲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以及国际竞争压力加剧，使经营基础薄弱的企业面临更大压力[1] - 2025年第三季度法国企业破产数量同比上升10%[1]

德国能源政策转变 -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政府决定彻底放弃核电并逐步淘汰煤电 [3] - 截至新闻发布时，德国已关停17座核电站和60%的煤电站 [5] - 2023年10月25日，贡德雷明根核电站被爆破，标志着德国正式告别核能 [5] 能源结构变化与电力供应 - 德国从欧洲“电力大亨”转变为电力净进口国，依赖法国核电、挪威水电和荷兰风电 [7] - 淘汰基荷能源后，新能源发电占比提升，但稳定性差，需天然气发电弥补缺口 [7] - 2011年前德国工业用电价格为每千瓦时0.8元人民币，2023年上涨至1.9元人民币，涨幅超过一倍 [11] 工业成本与企业外迁 - 当前德国工业电价是中国平均电价0.7元人民币的2.5倍以上，居民用电价格是中国的6倍 [11] - 近五年德国资本净流出量是之前的3倍，50%的工厂考虑将生产线迁至国外 [11] - 德国工业巨头如巴斯夫、大众在中国和美国投资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建厂 [13] 极端环保主义的影响 - 环保组织以保护小红隼、蚯蚓和蜜蜂等理由反对工业项目，影响项目建设 [13] - 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项目因环保抗议（如影响蛇类冬眠、违反鸟类保护法）延误两年，进展缓慢 [15] - 部分环保人士将工业外迁视为“去工业化的伟大胜利” [13] 中美能源替代成本 - 俄乌冲突后，德国停止使用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转而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 [7][9] - 美国液化天然气需经过液化、海运、再气化流程，成本比管道天然气高出数倍 [9] 中国环保与能源发展路径 - 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2%提升至25%，治理沙漠6000多平方公里，贡献全球新增绿化面积25% [19] - 中国制造全球80%的光伏板和60%的风电设备，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21] - 中国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面积达3174万公顷，被称为“绿色长城” [19]

贸易战结果与中美经贸关系转变 - 特朗普总统承认对中国加征100%关税“不可持续”，并公开表示中国的实力非常强大，值得尊重[3] - 中美发布联合经贸会谈声明，特朗普对华关税从145%大幅降低，双方同步取消91%的加征关税，并暂停24%关税90天[5] -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政策导致其GDP可能下降1.4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7] 美国各行业在贸易战中遭受的冲击 - 美国邮轮巨头嘉年华、皇家加勒比等企业因中国对美舰征收额外费用而陷入困境，付不起高额港务费[5] - 英伟达公司在中国市场份额从95%暴跌至0，其CEO称美国的科技围堵“完全是在自伤”[5] - 美国农业遭受重创，一座存放816吨大豆的仓库垮塌，中国全年未采购一颗美国大豆[5] - 美国进口的智能手机中超过80%来自中国，电脑显示器中超过78%来自中国[7] 中国工业实力与制造业规模 - 2022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为4.98万亿美元，美国为2.81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77倍[11] - 中国制造业产值即使加上日本和韩国，三国总和依然不及中国[11] - 中国拥有全世界唯一的全产业链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1][13] - 中国制造一艘军舰的成本只及美国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其他军工产品也大体如此[11] 关键产业能力对比 - 中国造船业年产能超过4000万吨，而美国仅为中国的二百分之一[11] -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部署数量上以28:9碾压美国，速度优势达到2.4马赫[13] - 中国制造业正在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智能无人工厂里的装备生产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15] 美国制造业衰退与去工业化问题 - 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950年代的28%下降到今天的约11%[15] - 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0.9%下降到9.9%[19] - 20%的美国工厂因劳动力供应不足无法满负荷运转，大部分电网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接近使用寿命，三分之一的桥梁需要维修[17] - 美国制造业面临劳动力短缺、工厂建设成本高、基础设施陈旧等多重挑战[17] 历史参照与战略启示 - 二战期间美国生产了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28.6万架军用飞机、141艘航空母舰[7] - 通用汽车在关闭民用汽车生产线后仅29天就开始军需品生产，最终生产出美国战争期间全部军需品的10%[9] - 亨利·凯泽的船厂建造了1490艘各类船只，建造最快的万吨轮“罗伯特·培利号”仅用4天15小时便成功下水[9] - 今天之中国恰如二战时期的美国，而今天之美国却有些类似昔日日本[9]

中美谈判结果 - 谈判结果表面双赢 中国取得关键成果包括关税延期 部分减免以及部分制裁放宽 美国则获得中国在稀土出口上的松动[1] - 两国适度降低对抗烈度 并非放弃对抗 而是为下一轮交锋积蓄力量[5] 全球产业链与各国反应 - 中美缓和使依赖选边站的国家如日本 韩国和欧盟陷入尴尬 日本投资3500亿 韩国砸了5500亿并承诺长期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天然气 但美国自行降温将盟友晾在一边[5] -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关税从25%降至15% 但此空间无法弥补其投入[5] - 德国迅速转变态度 推动欧盟重新审视与中国经济关系 尤其是在制造业合作 此举被视为对战略迟钝的修正和回归现实主义的经济账计算[8][9][10][14] 行业影响与机会 - 中国稳住了制造业链条并控制谈判节奏 在全球加税压力下坚持住并顶住企业外流压力[3] - 德国在汽车 机床 传感器等行业技术先进 但依赖中国市场进行量产以降低成本和提高速度 没有中国市场支撑技术可能失去竞争力[9] - 中美缓和为欧洲提供修复窗口 新能源 自动化 绿色制造 AI等领域是中欧互补的合作方向[12] - 德国制造业面临能源价格高 电价上涨 企业缺乏信心等压力 AI和算力提升需要大量电力支持但成本高昂[8]

外国投资趋势 - 巴西在能源、采矿、农业和纸浆等自然资源相关领域以及基础设施领域吸引的外国投资显著增加[1] 工业竞争挑战 - 巴西在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等先进工业竞争中面临挑战，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等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国家[1] - 巴西长期处于"去工业化"进程[1] 经济增长驱动力 -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来自人口增长，而非生产力提升[1] 发展建议 - 建议巴西加大科技和人工智能投资以推动生产力飞跃[1] - 税制改革和监管改善有助于巴西吸引外资[1]

巴西经济与工业发展历程 - 巴西经济呈现“资源诅咒”的周期性特征，历史上依赖蔗糖、黄金、咖啡等单一资源，每个财富神话持续不过百年，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5] - 20世纪50年代，巴西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推动工业发展，25年间工业年增长率近8%，工业产值占GDP接近四分之一 [6] - 上世纪70年代末，巴西已建立完善工业体系，汽车工业水平曾超过中国，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成立于1969年 [9] - 上世纪80年代，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及美国利率政策影响，巴西经济遭遇“消失的十年”，GDP增速从9%暴跌至-4.4%，外债激增1000亿美元，年均通胀率达1250%，工业化进程被打断 [10] - 1994年雷亚尔计划虽控制住恶性通胀，但市场开放政策使缺乏竞争力的本土工业遭受重创，工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代末的46%降至2015年的22.7% [11][12] - 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全球第二的铁矿、千亿桶储量的盐下油田）使得巴西更依赖资源出口，削弱了发展制造业的动力，加剧了去工业化 [12] 巴西汽车工业的兴衰 - 上世纪50年代，菲亚特、大众、丰田和通用等国际车企趁政策东风在巴西建厂，丰田首次出海建厂即选择巴西 [7] - 巴西汽车工业曾具备技术输出能力，桑塔纳2000和大众高尔等车型均为巴西技术出海合作的产物 [9] - 市场开放后，外资车企在巴西可全资运营并享受税收优惠，但缺乏本土竞争导致技术迭代缓慢，产品高价低质，2019年本土产福特车价格反超进口车10%以上 [18] - 为保住就业，巴西政府长期提供高额补贴，2011年至2021年间向福特发放了26亿美元税收补贴，占汽车激励总额的三分之一，但福特最终仍因累计亏损约80亿美元退出市场 [18][19] - 福特关闭工厂对当地就业造成严重冲击，直接影响2800个家庭，当时巴西失业率已达11% [19] 卢拉总统的经济政策与转型努力 - 卢拉第一任期（2003年~2007年）借助中国加入WTO后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创造了465万个就业岗位，赤贫人数减少28% [20] - 2024年卢拉政府推出“巴西新工业”计划，融资3000亿雷亚尔（约合600亿美元），重点发展可持续农业、健康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六大板块 [22] - 在汽车领域推出“绿色出行与创新计划（Mover）”，计划至2028年提供190亿雷亚尔税收激励，并利用其85%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发展新能源汽车 [22] - 政策转向学习中国深化产业改革，旨在通过新能源汽车等新工业制成品带动就业和出口，摆脱历史周期率 [23] 比亚迪在巴西的战略布局与意义 - 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业务已从电动巴士组装扩展至太阳能组件、电池生产及云轨项目，2020年中标圣保罗17号线列车供应 [24] - 在巴伊亚州建设拉美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厂，包含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及电池模组组装工厂，预计提供5000个工作岗位 [24] - 比亚迪在巴西的综合性布局（含叉车、货车、卡车、光伏、储能等）被视为帮助巴西实现工业化未来、掌握自身命运的关键合作 [23][24]

文章核心观点 - 德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特别是能源政策，正在导致其工业基础削弱，产生类似历史上“摩根索计划”意图的去工业化效果 [1] - 以巴斯夫为代表的德国工业企业正将投资和生产重心从德国本土转移至中国，原因包括能源成本、市场接近度和整体营商环境 [1][9][11] - 德国工业面临严峻挑战，预计将出现严重的企业破产潮和大规模裁员 [5][7] 巴斯夫的战略转移 - 巴斯夫在德国本土的路德维希港基地持续亏损数十亿欧元 [1] - 巴斯夫在中国湛江的一体化基地总投资额约100亿欧元，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计划2025年底投产 [1] - 湛江基地已正式启用年产能8万吨的新戊二醇生产装置，使巴斯夫全球该产品总年产能从25.5万吨提升至33.5万吨 [3] - 湛江基地完全复制了巴斯夫在路德维希港开创的“一体化”生产模式，并计划到2025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电 [3][11] 德国工业困境与成本压力 - 德国工业困境的关键原因是能源成本飙升，源于切断了与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供应 [5] - 信贷机构Creditreform研究显示，德国2024年破产公司数量预计增长24.3%，达到22400家，创近十年新高 [5] - 预计2025年德国企业倒闭数量将比2024年增加25%至30%，达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 [5] 汽车行业危机 - 大众汽车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超70万辆产能，裁员超3.5万人，并将于2025年底首次在德国本土关闭工厂 [7] - 博世集团计划到2030年底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1.3万个岗位，加上2024年已公布的9000人裁员计划，其在德裁员总数将达2.2万人 [7] - 大陆集团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在德国再裁减约3000个研发部门的工作岗位 [7]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 中国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巨大的消费市场、稳定的能源供应和高效的政府服务 [9][14] - 巴斯夫湛江基地地处广东，可便捷供应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工业带的下游客户，大幅降低物流成本 [9] - 制造业的竞争最终回归到成本、效率和市场等基本面，中国在这些方面具备优势 [14]

欧盟对俄天然气政策决定 - 欧盟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不再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 [2] - 现有短期合同最晚维持至2026年6月17日，长期合同最晚于2028年1月1日终止 [2] - 政策目标为最晚到2028年初彻底切断与俄罗斯在管道气和液化天然气贸易上的直接联系 [2] 政策的经济与行业影响 - 过去三年因拒绝使用价格较低的俄罗斯天然气，欧盟多支出超过5440亿欧元 [2] - 能源成本高企导致欧盟工业竞争力下降，出现去工业化趋势 [4] - 以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因能源成本过高而进行裁员并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中国 [4] 民生影响 - 家庭能源开支大幅上涨，统计显示欧盟每10人中就有1人在冬天面临取暖困难 [4] 能源贸易格局变化 - 美国成为最大赢家，2023年在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中占比高达46% [6] - 挪威和卡塔尔作为天然气出口国在欧盟市场份额增加 [6] - 土耳其作为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国，其地区能源地位提升 [6] 政策执行面临的挑战 - 欧盟内部存在分歧，匈牙利等国坚决反对，认为政策牺牲其能源安全 [7] - 依赖对象从俄罗斯转换为美国，面临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新供应风险 [7] - 美国天然气价格高、运费贵，且欧盟接收液化天然气的码头及内部电网等基础设施不足 [7] - 内部不团结及未来俄乌局势可能缓和，为政策的完全落实带来变数 [7]

美国对华关税威胁 -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85名参议员支持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加征最高可达500%的关税 [1] - 俄罗斯金融专家保罗·贡恰罗夫认为即使7000%的关税对中国也谈不上威慑作用 [1] - 美方此举被视为在乌克兰议题背景下对华施压，并为11月中美新一轮经贸谈判准备筹码 [6] 关税的经济学影响 - 当关税超过100%的从价税时，会吞掉绝大多数商品的利润空间，导致交易不再成立 [3] - 价格被税负抬到远离消费者心理锚点的位置会导致需求端塌陷，供给端择路，500%或7000%的关税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 [3] - 中方在4月11日公告中指出，对美关税提高到125%后，美国相关输华商品已无市场可能性，此为进口商、渠道和消费者共同给出的极限值 [1] 历史先例与市场反应 - 面对中方125%的反制，美方在5月的关税交锋中只维持了33天，因商业团体和消费者反弹而草草收场 [6] -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会推高手机、家电、衣物等日常消费品价格，加剧美国通胀黏性，导致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用脚投票 [15] - 订单波动和库存堆积会最终转化为就业岗位的起伏，体现供应链协同的现实 [15] 欧洲的困境与选择 - 乌克兰战事导致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引发通胀，高能耗制造企业被迫将厂房迁往能源成本更低的美国 [7] - 这种产业迁移推动欧洲的产业空心化，是一次不情愿的“去工业化” [7] - 欧洲对跟随美国制裁中国持谨慎态度，更关注逐项编号的成本清单，因其企业已承受多季账期压力 [7] 中俄战略协作深化 - 俄罗斯明确表示不会加入任何“反华联盟”，并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成为国家最高法律层面的承诺 [9] - 这种制度化的“铁合同”使挑拨离间的盘算难有抓手，外部施压者的策略空间收缩 [9] - 中俄贸易中本币结算占比快速上行，人民币与卢布直接结算削弱了SWIFT与美元清算的制裁能力 [10] 中国的市场与供应链布局 - 中国身份叠加为“世界工厂”和不断扩容的“全球市场”，美国若关上一扇门，来自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窗口会被推开更多 [12] - 布局方向包括向西通往欧洲的通道、向南的市场增量，以及向内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技术迭代的“内功” [12] - 可供选择的市场与技术路线越多，身段就越灵活，可摊薄单一方向的压力 [12] 关键商品与相互制衡 - 稀土作为高端制造的“维生素”，虽占成本比例不高却牵动整条链条，成为“关键小部件” [10] - 中国之前的稀土出口管制被美方承认“挺见效”，相关产业链股价在消息面下滑 [10] - 油轮贸易与稀土出口体现了“供给路径的替代”和“技术要素的不可替代”两种力量的交织 [10] 贸易转移与替代渠道 - 高关税会催生转口与供应链迁移，越南、墨西哥等成为中间站，但价值链关键环节往往难以彻底替代 [10] - 西方对俄油实施“价格上限”，但乌拉尔原油相对布伦特存在折价，亚洲买家通过长约与折扣消化部分风险 [13] - 只要运输与保险找到替代渠道，价格上限就更像一道“围栏”而非围墙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