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总量政策 -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存量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与协调落地 [1][6] - 财政政策保持积极，预计明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与去年持平保持在4%左右，特别国债和地方新增专项债规模或小幅提高 [1][6] - 货币政策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工具，预计明年上半年存在降息窗口，政策利率降幅可能为10个基点 [1][6]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关注科技创新、技改升级、服务消费与养老等方向的再贷款工具扩容 [1][6] 扩大内需 -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从促消费和增收入两端提振居民消费能力，推动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稳 [2][7] - 消费方面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从供给质量、消费意愿、就业收入预期等方面提高居民消费率 [2][7] - 投资方面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目标，将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以提供资金支持 [2][7] 产业发展 - 更加强调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政策制定预期包括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等 [2][7] - 产业政策预计将遵循“十五五”规划提出的“8+4+6+6”现代化产业体系架构，在传统产业、新兴未来产业、AI技术融合等领域多层次并行发力 [2][7] 改革攻坚 - 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并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以从根源治理问题 [3][8] -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方面，国有企业重心在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民营企业方面将放宽准入，支持参与“两重”、“两新”，并着力解决拖欠账款问题 [3][8] - 税制改革方面，将健全地方税体系，预计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研究合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为地方附加税 [3][8] - 金融改革方面，将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合并重组与风险处置，并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3][8] 民生保障 - 就业方面新增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 [4][9] - 教育方面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 [4][9] - 医疗方面突出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9] - 生育方面着重强调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4][9] 风险防范与化解 - 房地产领域以“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为核心，通过鼓励存量商品房转保障性住房、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好房子”建设等措施纾解矛盾，并推动行业向居住属性主导的健康轨道转型 [4][9] -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延续“控增化存”的严监管基调，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同时通过优化债务重组置换、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等措施化解存量风险 [4][9]

日本政府调整超富裕阶层税收政策 - 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度税制改革中，针对资产性收入较高的超富裕阶层调整征税制度 [1] - 计划将适用附加征税的年总收入基准从目前的约30亿日元以上，下调至约6亿日元以上，以扩大征税对象范围 [1] 现行税制问题与改革措施 - 当前税制存在工资等收入适用累进税率，而股票及不动产转让收益等资产性收入适用统一税率的问题 [1] - 这导致资产性收入占比较高的超富裕阶层整体所得税负担率反而较低 [1] - 针对年总收入约30亿日元以上且资产性收入较高的超富裕阶层，已从今年收入起实施附加征税 [1] - 新的约6亿日元标准预计将适用于后年的收入 [1] 政策影响与预期效果 - 征税对象预计将从目前的约200-300人扩大至约2000人 [1] - 税收收入有望因此增加约3000亿日元 [1]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在经济形势判断上不存在分歧 双方均认为当前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 [1] - 日本政府预计日本央行将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 以可持续、稳定地实现其价格目标 [1] - 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央行的独立性 强调具体货币政策由日本央行决定 [1] 财政管理与改革 - 日本政府将与执政党就补贴项目及投资基金的审查进行协调 [1] -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就浪费性支出问题征求公众意见 [1] - 日本政府表示明年税制改革及预算编制将反映政府支出审查的成果 [1]

政策减负成效 - 2026年企业负担治理目标聚焦降本增效、优化环境和提升能力，旨在建立惠企政策常态化机制、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及企业综合服务体系[2] - 2025年1至8月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近1.3万亿元，“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万亿元[2] 企业负担现状与诉求 - 调查显示57%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增值税，55%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希望降低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2] - 企业认为政府需从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加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及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2] - 部分领域存在成本负担主观感受重、隐性变异加重负担、政策信息不共享、兑现不及时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行为反弹等问题[3] 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根源 - 政策问题概括为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导致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不高[4] - 根源在于认知层面存在“以管代治”的官本位思想，以及政策制定基于“政府认为企业需要什么”而非“企业实际需要什么”的机制缺陷[4] 政策优化方向与建议 - 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需坚持换位思考，转向“企业提要求，政府创造条件满足”的模式，并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议事机制和评价反馈体系进行全面转型[4] - 需搭建畅通透明的企业诉求传导机制与政策资源供给信息体系，实现高效配对以提升企业获得感[5] - 评价反馈体系至关重要，市场对政策的感知是政策精进和治理生态完善的重要标志[5] - 中长期解决方案包括推进税制改革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当务之急是利用金税四期技术实施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标准改革[5] - 需从制度上杜绝乱收费等行为，将保基层基本运转置于财事权改革的激励约束框架内[6] - 最佳惠企政策是少惊扰、多体惜、多敬畏，避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回归公共服务本源[7]

政策减负成效 - 2026年政策目标聚焦降本增效、优化环境及提升能力，旨在建立惠企政策常态化机制、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制度及企业综合服务体系[2] - 2025年1至8月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近1.3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万亿元[2] - 减税降费政策在有效需求不足及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为激发企业经营主体活力及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 企业负担现状与诉求 - 2025年调查显示57%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增值税，55%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希望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2] - 企业认为政府应从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加强惠企减负政策直达快享、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2] - 部分领域存在成本负担主观感受较重、隐性变异加重负担、政策信息不共享、兑现不及时等问题，乱收费等行为出现反弹回潮现象[3] 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 - 当前部分惠企政策被企业认为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导致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有待提高[4] - 问题根源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存在以管代治的官本位思想，政策基于“我认为企业需要什么”而非“企业需要什么”来制定[4] - 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需坚持换位思考，转变为“企业尽管提要求，政府尽可能创造条件满足”的模式[4] 政策生态体系优化路径 - 需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议事机制和评价反馈体系等方面转型，搭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透明惠企政策生态体系[4] - 应搭建畅通透明的企业诉求信息传导机制及政策资源供给信息体系，实现企业诉求与政策资源的公开透明匹配[5] - 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是政策获得感不足的重要原因，解决方案包括适度推进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以及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标准[5] 系统性改革方向 - 提升政策获得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在地方财力承压背景下从制度上杜绝乱收费等行为，并将保基层运转置于财事权改革框架下处理[6] - 最好的惠企政策是少惊扰、多体惜、多敬畏，避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回归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本源[6]

税制改革核心调整 - 新方案重点调整消费类税率结构，取消部分燃油税收，并提高对酒精、烟草及数字服务的征税比例[1] 燃油税调整 - 删除原计划对燃油征税以增加26亿比索（约合69.5万美元）收入的条款[1] 数字服务税调整 - 外资平台提供的数字服务税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至4.5%[1] - 小额进口商品将逐步征收增值税[1] 烟草产品税调整 - 烟草类产品的消费税将扩大至电子烟与加热烟草产品[1] - 烟草税将根据通胀水平每年自动调整[1] 餐饮业税调整 - 餐饮业的消费税将分阶段上调[1] 旅游业税收激励 - 人口不足20万的城镇酒店服务将获四年期增值税豁免[1] - 相关旅游企业可享受退税与补偿[1]

财政政策总体定位 -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与“十四五”期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定位有所不同[1] - “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9]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 - 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2] -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元，2025年转移支付预算规模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收入[2] -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不到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3] - 改革方向是让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财力更加匹配[3] 政府债务管理 - 重点为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要到位并遏制新增[3] - 要求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债务规模设定需考虑可持续性，并尽可能降低融资利息成本[4] - 需促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不能将企业债务简单转嫁给地方政府[4] - 目标是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3] 税制改革与宏观税负 - 宏观税负提法从“稳定”变为“保持合理”，2024年税收收入占GDP之比不足13%[6] - 需深化税制改革，使微观主体应纳税额与纳税能力相适应，将新税源转化为实际税收收入[6] - 税制改革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7] - 将完善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7] 零基预算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旨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7] - 改革是调整利益的改革，面临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挂钩的法定支出削减难题[8] - 全国已有12个地方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中央层面有16个部门进行试点[7][9] - 部分地区通过改革集中更多资金用于科技创新，或通过建立支出标准体系节约财政资金[8] 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空间 - 财政政策需更精准促进有效需求扩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11] - 将更有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11] - 将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11] - 需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上采取积极有效措施[11]

财政政策总体方向 - 财政工作重点从“十四五”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转变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2]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 - 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以优化央地关系 [3] -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元，2025年该预算规模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收入 [4] -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不到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加强中央事权符合央地财政关系规律 [6] 政府债务管理 - 债务管理重点包括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并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6] - 要求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债务规模设定需考虑可持续性，融资成本应与市场对应 [7] - 需促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不能将企业债务简单转嫁给地方政府 [7] 税制改革与宏观税负 - 宏观税负提法从“稳定”变为“保持合理”，因2024年税收收入占GDP之比不足13%，而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8] - 深化税制改革目标是使微观主体应纳税额与纳税能力相适应，并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8][13] - 税制改革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对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政策 [13] 零基预算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旨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14] - 改革难点包括统一对零基预算的认识，以及削减与经济增长等挂钩的法定支出所面临的法规冲突 [15] - 已有中央层面16个部门及全国12个地方开展试点，通过改革可集中资金用于科技创新等领域 [15][16] 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 - “十五五”时期需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17] - 政策将精准促进有效需求扩大，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乡村振兴，保障民生及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19]

日本税制改革背景与核心内容 - 日本财务省正协调取消针对个人使用目的进口商品的税收优惠特例，该特例使征税价格比通常基准优惠40% [2] - 该制度被中国电商平台利用，导致其商品与日本当地零售商进口商品产生价格差，造成不公平竞争 [2][5] - 日本计划将取消该特例的内容纳入2026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并修改进口商品征税价格在1万日元以下免除消费税的"最低限度规则" [7] 税收特例的具体影响 - 以进口价值3万日元的商品为例，适用特例后征税价格从3万日元降至1.8万日元，消费者仅需缴纳1800日元消费税，而日本国内零售商进口需缴纳3000日元消费税，存在1200日元差价 [4][5] - 此特例是中国电商平台Temu和SHEIN能够向日本低价销售商品的原因之一 [5] - 随着海外电商网站利用扩大，2024年度日本进口申报件数达约2亿件，5年间增长约4倍 [7] 行业现状与全球趋势 - 海外电商进口激增导致海关监管难度加大，假冒名牌产品和非法药物混入风险提高，并出现以销售为目的的进口产品伪装个人使用的违规行为 [7] - 日本政府于1980年引入该特例，初衷是减轻个人海外旅行带回纪念品的税负，但随着互联网普及，其存在意义减弱，在主要国家中仅日本保留此类特例 [7] -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英国已于2021年废除增值税免税，美国计划于2025年8月废除关税免税，日本正通过税制改革跟进此趋势 [8]

蓝皮书发布与核心内容 - 《中国国际税收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在上海发布，聚焦中国税制改革与国际税收合作实践 [1] - 蓝皮书深入分析北京“两区”建设中的财税政策创新经验，并评估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国际竞争力 [1] - 报告探讨“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深化路径，该机制现有37个理事会成员和31个观察员 [1] - 蓝皮书直面全球最低税实施等规则变革带来的挑战，并提出兼具可行性与前瞻性的应对建议 [1] 蓝皮书结构与研究思路 - 蓝皮书坚持“向外打开”和“向内聚焦”相结合的思路，设置了总报告和政策篇、管理篇、借鉴篇、专题篇四个部分 [2] - 研究是对中国国际税收实践的系统总结，力图展示国际税收发展变化的全貌 [1][2] 中国税制改革方向 - 税制改革方向为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统计口径差异导致中国实际直接税占比并不低 [2] - 近年来税制结构的优化在实现结构改善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宏观税负水平 [2] 税收现代化与治理特征 - 高质量发展对税收现代化建设提出时代要求，其特征是根植于中国国情、以人民为中心并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2] - 税收现代化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法治轨道上稳健前行，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追求合作共赢的现代化 [2] - 在政策与征管技术驱动下，税收治理转向“合规优先”，税企关系呈合作协同，以风险共防实现双赢 [2][4] 税务合规与企业实践 - 税务合规以风险可控为目标，企业可从战略、流程、风险、技术、策略层入手，将合规纳入战略以防控风险、赋能资本 [2][4] - 税收合法性边界需满足无税收流失、内容形式一致等条件，税务合规遵循实质性运营、实质重于形式、合理商业目的原则 [4] - 税务合规计划导向是“交对税”，旨在助力税收秩序重构与企业长期稳健发展 [4] 智慧税收管理体系 - 应致力于构建“精准协同”智慧税管体系，实施差异化监管，并强化反垄断 [4] - 通过深化“以数治税”，平衡税收公平与消费者权益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