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总体定位 -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与“十四五”期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定位有所不同[1] - “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9]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 - 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2] -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元，2025年转移支付预算规模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收入[2] -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不到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3] - 改革方向是让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财力更加匹配[3] 政府债务管理 - 重点为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要到位并遏制新增[3] - 要求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债务规模设定需考虑可持续性，并尽可能降低融资利息成本[4] - 需促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不能将企业债务简单转嫁给地方政府[4] - 目标是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3] 税制改革与宏观税负 - 宏观税负提法从“稳定”变为“保持合理”，2024年税收收入占GDP之比不足13%[6] - 需深化税制改革，使微观主体应纳税额与纳税能力相适应，将新税源转化为实际税收收入[6] - 税制改革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7] - 将完善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7] 零基预算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旨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7] - 改革是调整利益的改革，面临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挂钩的法定支出削减难题[8] - 全国已有12个地方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中央层面有16个部门进行试点[7][9] - 部分地区通过改革集中更多资金用于科技创新，或通过建立支出标准体系节约财政资金[8] 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空间 - 财政政策需更精准促进有效需求扩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11] - 将更有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11] - 将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11] - 需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上采取积极有效措施[11]

财政政策总体方向 - 财政工作重点从“十四五”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转变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2]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 - 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以优化央地关系 [3] -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元，2025年该预算规模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收入 [4] -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不到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加强中央事权符合央地财政关系规律 [6] 政府债务管理 - 债务管理重点包括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并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6] - 要求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债务规模设定需考虑可持续性，融资成本应与市场对应 [7] - 需促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不能将企业债务简单转嫁给地方政府 [7] 税制改革与宏观税负 - 宏观税负提法从“稳定”变为“保持合理”，因2024年税收收入占GDP之比不足13%，而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8] - 深化税制改革目标是使微观主体应纳税额与纳税能力相适应，并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8][13] - 税制改革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对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政策 [13] 零基预算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旨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14] - 改革难点包括统一对零基预算的认识，以及削减与经济增长等挂钩的法定支出所面临的法规冲突 [15] - 已有中央层面16个部门及全国12个地方开展试点，通过改革可集中资金用于科技创新等领域 [15][16] 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 - “十五五”时期需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17] - 政策将精准促进有效需求扩大，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乡村振兴，保障民生及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19]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基数+增长"的预算固化格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安徽 四川 甘肃等多地积极推进 [2] - 2024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同比增加1500亿元 安排2000亿元用于设备更新 同比增加500亿元 [2] -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进入第15年 97个中央部门公开2024年度收支账本 预算公开范围扩展 内容完善 [3]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2024年个税汇算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人数达1.19亿人 较2020年增长55% 减税金额增长156.5%至近3000亿元 [4] - 绿色税制体系覆盖生产 消费 排放等环节 2021年至2024年6月环境保护税 资源税等绿色税种收入2.5万亿元 相关优惠政策减税降费1.5万亿元 [5] - 现行18个税种中14个已立法 增值税完成专门立法 税收征管法全面修订 发票管理办法及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出台 [6] 完善央地财政关系 - 2024年起实施《知识产权领域央地财政事权划分方案》 从7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 [7] -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深化 建立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7] -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进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规范收入划分 均衡财力分布 强化基层保障 [7]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在安徽、四川、甘肃等多地推进，打破"基数+增长"的预算固化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2] - 2024年"国家账本"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同比增加1500亿元），2000亿元用于设备更新（同比增加500亿元） [2] -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进入第15年，97个部门公开2024年度收支账本，预算公开范围扩展至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3] 税收制度改革进展 - 2024年个税汇算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人数达1.19亿人（较2020年增长55%），减税金额从1160亿元增至近3000亿元（增长156.5%） [4] - 绿色税制体系覆盖生产、消费、排放等环节，2021年至2024年6月环保税、资源税等收入2.5万亿元，绿色税费优惠减税降费1.5万亿元 [5] - 现行18个税种中14个已立法，增值税完成专门立法，税收征管法全面修订并强化新经济业态监管 [5][6] 央地财政关系优化 - 2024年起实施《知识产权领域央地财政事权划分方案》，从7方面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 [7] -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建立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7] -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出台指导意见，规范收入划分并增强基层财力保障 [7]

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 - 文章核心观点：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关系，需协同发展并转向人本逻辑，改革央地财政关系以提升宏观调控效果 [4][5][7][9][10][14][15] 投资与消费关系 - 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消费转化为人力资本促进创新，二者相互促进 [7] - 政府支出扩张力度决定总需求实现程度，结构优化次之 [5] - 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正相关，需从整体循环角度理解二者关系 [7] - 当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政府侧重投资支出，消费刺激多为转移性支出 [5] 人本逻辑转型 - 需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围绕人的需求设计政策 [10] - 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民市民化，户籍放开但公共服务不平等仍存 [11] - 市民化进程滞后反映社会主体流动受限，需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 [12] - 政府投资与消费应聚焦农民市民化需求，推动结构性改革 [13] 央地财政关系 - 地方支出占全国支出85%，基金预算占比达90%，影响宏调效果 [14] - 2024年1-4月中央支出增9%，地方仅增3.9%，地方扩张乏力 [15] - 需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比，改革央地财政关系 [15] - 当前存在"三个不等式"：地方支出超全国收入/转移支付超中央收入/地方债务超中央债务 [14] 政府支出特性 - 政府支出内生性日益明显，在货币循环中发挥特殊功能 [8] - 公共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成为经济循环重要组成部分 [8] - 当前存在支出梗阻现象：资金闲置/空间错配/支付义务不确定性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