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置调整 - 财政部新设“债务管理司”专门负责政府国内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加强政府债务监测监管并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1][2] - 债务管理司下设六个处包括综合处、中央债务处、地方债务一处、地方债务二处、发行兑付处和监测管理处 [2] - 债务管理司司长由李大伟担任其此前为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主任 [2][3] 未来五年财政政策与债务管理方向 - 未来5年将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并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 [1][4] - 推动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防止前清后欠 [1][4] - 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并优化债务结构 [4] 财政支出原则与重点方向 - 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加强绩效管理 [5] - 财政支出将重点用于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打造消费新场景助力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 [6] - 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并坚持财政政策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6] - 财政资金向公共领域聚焦向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6]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机构设置 - 财政部官网更新机构设置，债务管理司列为部机关，司长为李大伟，副司长为曲富国、赵则永 [1] - 债务管理司下设六个处：综合处、中央债务处、地方债务一处、地方债务二处、发行兑付处、监测管理处 [1] 债务管理司主要职责 - 拟订并执行政府国内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涵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4] - 编制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余额限额计划，承担政府内债发行、兑付等管理工作 [4] - 承担政府外债管理工作并拟订基本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债务监测监管以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4] 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状况 - 截至2024年末，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92.6万亿元，包括国债34.6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万亿元 [5] - 政府负债率为68.7%，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且债务对应大量优质资产 [5] 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是防范风险、促进发展及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的客观需要 [5] - 管理上做加法，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强化专项债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隐性债与法定债"双轨"合并管理 [5] - 依法加大债务信息公开力度以提升管理透明度 [5] 近期债务管理政策动向 -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宣布，将继续提前下达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 [7] - 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下达地方，用于补充财力、化解存量项目债务、消化拖欠账款及支持经济大省项目建设 [7] - 置换政策效果显现，减轻当期流动性压力、释放经济发展动能并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财政部将持续落实增量化债支持政策 [8]

财政政策总体定位与目标 - 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 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组合 发挥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 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 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2] -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必须切实提高财政政策效能、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科学管理水平 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2] 扩大内需与投资 -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3] -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大力提振消费[3] - 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 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 打造消费新场景[3] -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 优化政府投资方向 围绕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加大力度 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推动扩大有效投资[3]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 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强化科技投入 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 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3] - 落实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 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3] - 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3] 民生保障与社会发展 - 在高质量发展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就业优先 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 着力解决重点群体就业和结构性就业矛盾[4] - 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4] - 强化卫生健康服务保障 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支持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完善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优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4] - 完善财政资源环境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4]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 扎实推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 健全多元投入格局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 -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用好惠农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 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4] - 支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4] - 支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等 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4] 财政管理改革 - 以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推进财政科学管理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5] - 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打破支出固化格局 优化税制结构 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5] - 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加强财会监督 加大财政监管和问责力度[5]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 持续用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5] - 进一步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 做好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工作 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5] - 推动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 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防止前清后欠[5] - 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 优化债务结构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5]

财政政策核心方向 - 财政政策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组合发挥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以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并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1] - “十五五”时期需切实提高财政政策效能、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以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1] - 提出了全力落实好积极财政政策的六条重点举措 [1] 扩大内需与投资 -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 [2] - 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打造消费新场景 [2] -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围绕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加大力度，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2]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 强化科技投入，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 落实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2] - 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民生保障与社会发展 - 坚持就业优先，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着力解决重点群体就业和结构性就业矛盾 [3] - 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并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3] - 完善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优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并完善财政资源环境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3]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 健全多元投入格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用好惠农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 [3] - 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3] - 支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等，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 [3] 财政管理与体制改革 - 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 [4] -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更好发挥税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作用 [4] - 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 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持续用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 [4] - 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推动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4] - 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优化债务结构 [4]

“十五五”财政政策的核心特点 - 财政角色更重，贯穿规划始终，在科技创新、收入分配、提振消费等重点领域明确财政支持[9] - 明确提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以应对短期风险[10] - 财政“投资于人”、提振消费色彩浓厚，提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具体举措[11] - 政策目标更明确、可执行度更强，如明确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12][13] 财政政策的四大转型方向 - 从关注赤字率转向支出增速，打破3%赤字率约束，确保必要支出力度[17] - 由收入端减税降费转向支出端扩大支出为主，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性[17] - 优化支出结构，从侧重供给、投资和企业转向供给需求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企业家庭并重[18] - 必要时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强化预期管理[19] 财税体制改革与财政可持续性 -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避免“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下降[20] - 推动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缓解地方财政困境，并拓展地方税源以增强地方自主财力[21][22] - 健全直接税体系，如将经营所得、财产所得等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并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新税源[24] 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 建立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监测体系和风险动态预警体系，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26] - 完善中央对地方考核机制，落实问责制的同时增加正向激励机制[26] - 健全投资决定融资机制，明确国债、地方一般债、专项债和城投债各自职能[27]

政策核心内容与意义 - 自2025年11月10日起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 [2] - 此举创造了多项纪录：国家免疫规划2007年以来首次纳入新疫苗、首次将免疫对象从6岁以下儿童扩展至青少年、首次将预防疾病范围从传染病延伸至肿瘤领域 [2] - 宫颈癌是女性第四大常见癌症，中国宫颈癌负担沉重且发病呈上升和年轻化趋势，接种HPV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有效科学的手段 [2] - 中国女性HPV染病率呈“双峰”分布，第一个高峰在17~24岁，第二个在40~44岁，为尚无性行为的女孩接种有助于疫苗发挥最大效果 [2] 政府采购与市场影响 - 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为二价HPV疫苗，针对高危型的HPV16和18两种型别 [3]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划采购二价HPV疫苗1544.65万支，采购预算42477.875万元，单支疫苗采购价约为27.5元，凸显政府采购强大议价能力 [3] - 过去HPV疫苗免疫覆盖率较低主要受认知不足、疫苗价高、货源紧等因素影响，但试点地区接种率普遍较高，反映出覆盖率低主要是投入和推广问题 [3] 宏观经济与公共财政意义 - 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投资于民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资金资源投向对人健康安全和福利的守护 [3] - 此举是小成本大收益项目，政府财政投入用于居民未来健康，将显著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而居民的健康安全是经济最活跃的潜在生产率 [3] - 预防接种将极大降低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支出，改善当下和未来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因病返贫风险 [4] - 该计划有助于助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性化，为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提供聚焦解，改善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4] 对居民需求与内循环的长期影响 - 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源于居民部门安全感缺乏导致的有效购买力不足 [4] - 在公共社保福利体系尚不完备的场景下，居民部门会通过私人部门的超额储蓄来填补缺口 [4] - 通过完善社保医保等公共福利保障，做实公共服务，才能换取居民部门将超额储蓄转化为有效购买力 [5] - HPV疫苗接种计划是一个实践，期待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投资于人，帮助人们释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根本上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5][6]

财政政策总体取向 - 延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推动结构优化和改善民生 [1][2] - 政策实施方式将更加注重精准有效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而非简单依赖大规模支出扩张 [1][3] - 财政赤字率从"十四五"时期的2.7%提高到2025年的3.8% 并在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4% [2] 财政收入优化 - 需要扭转税收收入占比过低的状况 2024年税收占GDP比重不足13% 较2021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 [4] - 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保持对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的税收优惠力度 [4][5] - 研究探索新税源 如数字资产税、碳税 并进行有利于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负结构性调整 [5] 财政支出与事权划分 - 财政支出结构需优化 强化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 [3] - 推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 由中央财政承担更多公共事务支出责任以缓解地方压力 [1][5][6] - 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6]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短期内优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共享税的分享比例以缓解地方困难 [6] - 中长期应以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为核心 完善以共享税为主的地方收入体系 [6] - 根本原因在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过重 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够科学规范 [5]

财政政策重心转变 - 未来五年财政工作重心从“十四五”时期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转向“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3] - 财政工作重心变化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直接相关，“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未来环境的研判更加突出风险和不确定性[4] - 新时代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6] “十五五”时期财政政策原则与重点 - “十五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聚焦六大方面：扩大国内需求、支持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财税改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5] - 政策原则为坚持科学把握财政宏观调控边界，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财政资金向公共领域和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5] -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财政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科学合理安排赤字、债务及支出政策[6] 具体政策举措 -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将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提振消费[5] - 在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将强化科技投入，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5] - 政策将注重财政可持续性，更加注重提高政策效能，预计未来五年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保持一定力度[5]

财政政策总体方向转变 - 未来五年财政工作重心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转向“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1] - 政策转变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相关，旨在对冲风险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 - 积极财政政策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2] 国内外经济环境研判 - 国际环境面临动荡不安、大国博弈复杂激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等挑战 [2] - 国内经济基础稳固、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未变，但产业结构、商业模式、人口结构、财富分配等发生显著变化 [2] - 环境变化对财政运行、宏观调控和财税改革产生深刻影响，需提高财政政策效能和宏观调控能力 [2] 积极财政政策六大重点举措 - 扩大国内需求：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 [3] - 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科技投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3] - 深化财税改革 [3] -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3] 财政政策实施原则 -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 [4] - 坚持科学把握财政宏观调控边界，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3] - 财政资金向公共领域和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同时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3] - 科学合理安排赤字、债务及支出政策，抓实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5] - 强化财政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5]

宏观经济增速目标 - 在“十五五”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应该大致保持在5%左右 [1] - 实现该增速目标需考虑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 [1] 高质量发展核心地位 - 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第一位 [3] - 经济增长由投资、有效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推动，长期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投资率与消费增速高度正相关 [3] 财政政策空间与可持续性 - 2024年末全口径政府债务92.6万亿元，负债率68.7%，显著低于美国和G7平均水平 [5] -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1.7%，表明中央政府融资成本非常低 [5] - 财政可持续性关键在于国债对GDP比趋于某一极限值，且经济增速高于名义利息率，中国完全满足此标准 [5] - 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可适度提高赤字率1-2个百分点 [6]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 中央充分认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扩大有效投资”和“保持投资合理增长” [7] - 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由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有效劳动力投入推动 [7] - 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为实现5%的经济增速目标，必须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增长的贡献之和达到5% [8] - 2025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速过低是宏观调控中最突出问题，应关注投资增速下降并提高内需增速 [9] 提振消费的路径与挑战 - 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居民收入不增加、预期不改善、财富不增加，消费难以增加 [10] - “以旧换新”政策刺激作用下降，减税和社保制度改革短期内难显著刺激消费 [11] - 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保证实现5%经济增速、提振消费需求的最根本解决办法，可通过“挤入效应”和“乘数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11] 收入分配与差距 - 当前消费领域主要问题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自2016年起在0.46-0.47之间波动 [12]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