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的本质与重要性 -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本质是“以政聚财、以财行政”，政府职能决定了财政的规模与结构 [7] - 财政的作用贯穿历史、国际与微观个体，从王朝兴衰到美苏争霸，再到个人税收与公共建设，都体现了财政的基石作用 [4] - 财政对经济发展有三重关键作用：直接推动投资与增长、熨平经济波动、化解经济社会风险 [12][13] 中国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 - 2024年中国政府广义财政收入规模约为3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8.2%，宏观税负水平较2013年的35.1%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 [19][20] - 财政收入来源于四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22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6.2万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6783亿）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11.9万亿） [17][18][19]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为17.5万亿元，占比79.6%，非税收入（含国有资本收益等）占比约20% [17]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体，2024年为4.9万亿元，较2021年高点8.7万亿减少了近4万亿 [18] -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约9万亿来自居民与企业缴费，2.7万亿来自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补贴 [19] 中国财政支出的方向与结构 -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5万亿元，收入为22万亿元，存在6.5万亿元的赤字缺口 [21] - 支出结构已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民生福利支出是最大部分，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9.7% [22] - 民生支出具体包括：社保与就业支出4.2万亿（占比14.9%）、教育支出4.2万亿（占比14.9%）、卫生健康支出2万亿（占比7.1%）、住房保障支出8300亿（占比2.9%） [22] - 基建类支出占比相对较低：交通运输支出1.2万亿（4.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2万亿（7.6%）、农林水支出2.7万亿（9.5%） [23] 中国财政的当前空间与未来挑战 - 中国拥有较大的财政空间，底气源于较低的杠杆率（2024年为88.3%，低于美国的120.5%）、庞大的国有资产、较低的利率以及较低的通胀水平 [26][27] - 未来财政将处于“紧平衡”态势，原因包括：经济增速换挡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影响传统收入（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支出责任扩大 [28] - 应对未来挑战需从五方面着手：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稳定并优化宏观税负、深化社保体制改革、强化预算与绩效管理 [29][30][31]

宏观税负水平 -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一个中性概念，需根据财政职能和国家治理需要来平衡“需要”与“可能”[4] - 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20.36%降至2024年的16.29%，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2.97%[4] - 实现合理宏观税负需从四方面发力：公平税负中找增量、新税源中挖掘税收增量、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加快税制建设和税收征管[2][5] 财政政策与可持续性 - 财政政策有实施扩张的空间但需谨慎使用，避免因过度减税降费导致财政资金不足而依赖借债[2][11] -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需综合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和健康发展，优化支出结构并保障重点领域[11][12] - 全国财政支出七成用于民生，部分地方基层“三保”加民生支出占比超80%，需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以优先保障民生[11] 税制改革方向 - 税制改革关键方向包括完善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2] - 需加快税制建设以适应新经济成长为新税源，避免因税制滞后导致税收收入筹集面临挑战[3][7] -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对到期或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政策应停止，对与改革一致的则可制度化[6][7]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 - 需规范地方政府不规范的财政补贴行为，如“财政奖励”等财政返还措施，这些会冲击税法统一[8] - 应引导地方政府以更好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作为招商引资抓手，而非唯GDP[8] - 财政补贴政策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适应，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并对经营主体一视同仁[9] 个人所得税与资本税收 - 当前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例偏低，纳税群体较小，存在免征额较高、专项附加扣除较多等情况[9] - 未来需对个税制度进行优化，解决收入来源多元化人群的税负问题，如劳务所得、特许权使用费等扣除和税率设置[9] - 资本所得税和遗产税的调整需谨慎，需综合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公平性和征管成本等因素[10]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需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并通过增加地方收入、减少地方支出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问题[13][14] - “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近50万亿元，最近连续三年每年超过10万亿元[14] - 消费税等税种改革被视为增加地方财力的途径，但面临征管难度大和中央财力减少等挑战[14] 财政科学管理 - “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具有统领作用和改革内涵，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是其一部分，已在多地和多部门试点[3][12][15] - 零基预算改革可促进预算资金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依据绩效评估来调整支出项目[15] - 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旨在将政府投资账目算清，便于统筹管理所有财政投资资金，解决资金使用碎片化问题[16] 经济增长与市场活力 - “十五五”期间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做大经济蛋糕来解决税收总量问题，而非在现有蛋糕内争夺[17] - 市场活力是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政策需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环境[17][18] - 需创造更好条件让经济大省更好地挑大梁，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税收薄弱、新兴产业未成主要税源等挑战[17][18]

财政政策空间与可持续性 - 财政政策具备实施扩张的空间但需谨慎使用以避免因过度减税降费和支出需求大导致财政资金不足而依赖借债[1] -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需要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性和健康发展不能单纯依赖赤字扩张[9] - 即使赤字率保持不变GDP增长也会带来赤字总量增加合适的赤字率仍需综合评判[9] 宏观税负水平调整 - 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20.36%降至2024年的16.29%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2.97%[3] -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是一个中性概念需平衡财政支出需要和纳税人承受能力而非简单指向税负提升或下降[3] - 合理宏观税负的实现路径包括从公平税负中找增量挖掘新税源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加快税制建设和税收征管[2][4] 税制改革方向 - 税制改革关键方向是完善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并规范税收优惠政策[1] - 新经济成长为新税源但税制建设滞后会阻碍新税源转化为税收收入同时传统经济税源正在萎缩[2] - 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未来优化需考虑综合与分类所得相结合的税制下多元化收入来源者的税负问题资本所得税和遗产税调整需谨慎[8] 税收优惠政策规范 - 税收优惠政策需与经济发展形势相结合到期或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政策应停止与改革一致的则可制度化[6] - 不规范财政补贴如财政返还冲击税法统一需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引导其通过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进行招商引资[6][7] - 财政补贴政策应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适应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并坚持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和绩效优先[7] 财政科学管理改革 - 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具有统领作用和改革内涵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已在16个中央部门和地方试点[2][11] - 零基预算改革可促进预算资金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通过削减低绩效支出项目优化资源配置[13] - 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旨在解决政府投资碎片化问题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更好发挥资金效能[14][15]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是改革方向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处理财权事权关系[11] - 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近50万亿元最近连续三年每年超过10万亿元中央财政担当重要角色[12] - 消费税改革如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可增加地方财力但面临征管难题和中央财力减少的挑战[12] 经济增长与市场活力 - 十五五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关重要需通过做大经济蛋糕解决税收总量问题而非在存量中争夺[16] - 市场活力是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政策需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环境如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16] -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较高全国财政支出七成用于民生有的地方基层民生支出占比达80%以上需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10]

财政政策总体取向 - 延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推动结构优化和改善民生 [1][2] - 政策实施方式将更加注重精准有效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而非简单依赖大规模支出扩张 [1][3] - 财政赤字率从"十四五"时期的2.7%提高到2025年的3.8% 并在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4% [2] 财政收入优化 - 需要扭转税收收入占比过低的状况 2024年税收占GDP比重不足13% 较2021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 [4] - 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保持对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的税收优惠力度 [4][5] - 研究探索新税源 如数字资产税、碳税 并进行有利于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负结构性调整 [5] 财政支出与事权划分 - 财政支出结构需优化 强化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 [3] - 推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 由中央财政承担更多公共事务支出责任以缓解地方压力 [1][5][6] - 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6]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短期内优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共享税的分享比例以缓解地方困难 [6] - 中长期应以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为核心 完善以共享税为主的地方收入体系 [6] - 根本原因在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过重 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够科学规范 [5]

财政政策核心方向 -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1] -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以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基本民生财力 [1] -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 税收体系优化 - 完善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 [1] -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对减税降费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与优化 [1] - 清理不必要税收优惠，提高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政策精准性 [2]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并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 [1] -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并加快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1] - 建立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监测体系和动态风险预警体系 [2] 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 建立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以遏制债务风险 [2] - 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建立财政与市场风险隔离墙 [2] - 增强债务信息透明度并加强违规融资问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