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与宏观经济表现 - 2025年全球贸易未如年初悲观预期般衰退，反而实现增长，中国进出口总金额达到37.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 [2][4][6] - 中国通过调整外贸结构，将重心转向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成功对冲了传统欧美市场的受限，并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上升至约15% [8][11] - 年初预期的通胀压力并未集中爆发，整体物价走势趋于温和，部分领域有所回落 [8] 科技突破与投资逻辑 - DeepSeek发布R1模型，标志着中国在大模型领域具备持续推进的能力，改变了资本市场对中国资产的估值逻辑 [11][13] - 技术突破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持续增加的理工科毕业生以及深圳、合肥等地将资金、政策、人才有效结合的创新环境 [15] - 国际投资机构如高盛，因美国高债务压力及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开始将中国的可验证技术进展纳入核心变量，重新评估中国资产 [13] 消费结构与内需挑战 - 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显著低于全球平均的55%和美国的68%，显示内需支撑依然偏弱 [17] -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份额仅为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企业占比偏高，导致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增长 [19][21] - 消费领域的短期缺口接近2.9万亿元，核心问题在于收入预期不足而非消费意愿不足，家庭收入被房贷、教育、医疗等固定支出大量占用 [21] 政策应对与长期方向 - 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以旧换新等项目短期内拉动了超过2.4万亿元的销售额，起到了托底和稳定作用 [23] - 长期解决方案在于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核心是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回报比例，并优化税制以减轻家庭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负担 [23][25] - “十五五”阶段是关键窗口，经济增长需从依赖数量和成本转向依靠高技能和高附加值，通过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提质来形成新支点，替代房地产的传统拉动角色 [25]

记者 辛圆 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蔡昉表示，该差距自2008年起快速缩小，这得益于脱贫攻坚和各项惠农政策。但目前城乡收入比仍在2.3—2.4左右，在国际上仍属较 高水平。研究表明，城乡收入比降至2以下是相对合理的标准。 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我们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自2008、2009年以来，这两个比重均有所回 升，但尚未恢复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较好水平，也普遍低于多数OECD国家。这说明我们仍有提升潜力，需进一步优化分配结构。"蔡昉说。 "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消费率需显著提升约20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目前约为39%，与更高发展阶段的要求存在差距。因此， 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是突破制约、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说。 蔡昉提到，要理解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距离，可以从三个关键指标入手。 首先看总体收入差距。蔡昉表示，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到1之间，越高代表差距越大。一般认为，0.4是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阈 值。因此，应设定明确的收入分配改善目标：争取在"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差距，到2035年努 ...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 测与战略 · 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 力"。 从现在到2035年，我们面临双重跨越：一是近期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以 上），二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人 均GDP的赶超过程，必须伴随消费率的同步显著提升，这将是"惊险的一跃"，也是关键的一跃。 12月1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在发言中表示"分好蛋 糕"有助于"做大蛋糕"，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蔡昉 蔡昉谈到，当前，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而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状况。国际 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消费率需显著提升约20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目前约为 39%，与更高发展阶段的要求存在差距。因此，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是突破制约、支撑未来 经济 ...

制造业与房地产的辩证关系 - 房地产狂飙期曾引发对制造业“挤出效应”的担忧 但辩证来看 房地产通过地方政府出让商业用地获得收入 并将其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工业用地、用电及设备投资等 从而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总成本 对制造业发展有贡献[3] - 中国在练就强大制造能力的同时 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整体得大于失[3]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与出海机遇 - 全球用电需求激增及AI算力扩张带动电力设备进入上行周期 美国因电网更新、制造业回流和AI扩张对电力设备有巨大需求[2] - 中国电力设备企业依托完整供应链具备显著成本与交付优势 例如分接开关企业相比欧美有20%以上成本优势 交付周期短30%-50%[6] - 欧美市场存在“交付荒” 中国企业出海恰逢其时 华明装备最近三年每年直接、间接出口增速达40% 2024年上半年装备业务毛利率高达55.5%[6] - 全球“再工业化”可理解为“中国化”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满足全球旺盛的工业化需求[8] - 中国制造已展现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创新能力 例如海泰新光在医疗内窥镜领域的技术突破 其LED光源亮度比英国公司方案提高20%以上 并在荧光腹腔镜上实现更优设计[8] 当前消费市场特征 - 消费动能不强 增量不足 部分行业进入存量博弈甚至负增长 例如2023年国内牛奶产量同比下降2.8% 为2018年以来首次下降 2024年上半年乳制品产量同比减少0.3%[11] - 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提高 快递包裹数量同比增百分之十几 但平均每个包裹货值在过去五年间下降40%以上[12] - 高端商品承压 飞天茅台价格下跌 飞鹤2024年上半年营收91.51亿元 归母净利润10.33亿元 较2021年同期的115.44亿元和37.4亿元显著下滑[12] - 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加剧行业内卷 快递员单票派费从早年1.5元降至0.8元或更低 国家于2024年7月中旬在义乌启动调价 将快递基础价格从每票1.1元涨至1.2元以扭转态势[12] - 消费大盘向下空间有限 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仅为日本一半左右 长期仍有增长空间[12] - 实物消费额增长慢甚至因内卷下降 但消费量仍有增长 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内售价远低于国外 消费者享受低价红利[13] - 中国零售对外国消费者吸引力增强 上海的外国人明显增多 热衷购买中国货与中餐[13] - 消费呈现L型趋势叠加K型分化 拥有创新供给的企业能实现向上增长[14] 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分析 - 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为37.2% 较38个国家平均水平53.8%低16.6个百分点[17] - 消费率低可拆解为消费倾向与收入因素 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2% 即每100元可支配收入消费62元 远低于38国平均的92.3%[17] - 从收入因素看 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 略高于38国平均的58.2% 表明收入占比并不低[17] - 消费倾向低受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房价、房贷）影响较大、勤俭节约的社会氛围、社保不完善（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路径[20] - 贫富分化产生影响 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大、收入不高且财产性收入低制约消费 2022年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中76.2%来自利息 仅10.2%来自企业分红 而38国平均利息收入占比19.4% 红利收入占比55.7%[20] - 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低 且其消费自由受到一定抑制 消费亦不活跃[20] - 扩大消费需同时提振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21] 促进消费的路径：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 根本在于做大蛋糕 促进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多得 关心就业带动型行业如服务业和劳动技能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以增加居民收入[23] - 同时需积极推动分好蛋糕 形成共识并加大再分配力度 “十五五”规划建议完善工资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24] - 政策趋势包括调研论证遗产和赠与税法 以及税务征收日趋严格 使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实际税率向名义税率看齐[24] - 通过加强再分配和增加企业分红 改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可为消费奠定长期坚实基础[25] - 需在要求企业和高收入群体承担更多再分配责任的同时 为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保障其合法权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28] - 从美国历史看 当贫富分化加剧到一定程度 政府对富豪的再分配要求可能极高 例如1944年曾对收入超500万美元群体征收94%的最高边际税率[27] - 近期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要求提高 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公司涨薪成为正向信号[28]

贫困与极端贫困率 - 2024年全国贫困率降至23.1%，极端贫困率降至3.5%，均为2012年建立统计系列以来最低水平 [1] - 贫困人口比例从2023年的27.3%降至23.1%，约860万人脱贫 [1] - 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2023年的4.4%降至3.5%，减少190万人 [1] 收入不平等与就业市场 - 衡量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从0.517降至0.504，达到统计系列最低 [1] - 超过70%的家庭收入来自劳动，就业市场回暖是贫困率下降的直接推动因素 [1] - “在职贫困人口”占劳动者比例降至11.9%，表明就业质量有所改善 [1] 社会政策与区域影响 - “家庭补助金”、“巴西援助”等社会福利项目对稳定脆弱群体收入至关重要 [2] - 巴西东北和北部地区虽面临更高贫困率，但社会政策在这些区域发挥更明显的托底作用 [2] - 全国收入分配改善，整体趋势持续向好 [2]

居民消费与GDP占比 -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8%，显著低于美国的68%、英国的64%以及全球平均水平的55%，存在约17个百分点的差距 [3] - 2024年GDP增长5.2%，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4.5%，显示消费复苏乏力 [3] - 存在每年2.9万亿元的消费缺口，相当于国民人均每年少花费约2000元 [3] 收入分配结构 - 居民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为60.6%，较全球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4] - 企业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 [4] - 税收和福利等再分配调节手段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效果为12%，远低于欧盟的38% [4] 企业盈利与资金流向 - 2024年住户存款增加14.26万亿元，总存款规模突破203万亿元 [3] - 广义货币M2总量达313.53万亿元，超出支撑当前GDP所需资金约43万亿元 [3] - “三桶油”2024年净利润为3529亿元，分红总额超过1894亿元，但基层员工面临降薪 [4] 国有企业与社会保障 - 国有企业总资产规模达400万亿元，但盈利多用于扩大投资，较少分配给员工或社会 [6] - 教育支出压力巨大，例如杭州顶级学区房价格从2020年的1034万元跌至2024年的497万元，四年亏损537万元 [6] - 现行社保体系将大量资金锁定在银行，加剧居民消费顾虑 [6] 产业转型与就业影响 - 国家转向高科技、新能源、AI及低空经济等新赛道 [7] - 高科技产业对高学历人才要求高，但能容纳的就业人数有限，例如苏州、东莞等地企业产值增长6%-7%，招聘岗位却减少20% [7] - 科技行业的产值转化为普通居民消费的速度远慢于传统行业 [7] 政策方向与解决方案 - “十五五”规划被定位为从“富国”走向“富民”的关键时期 [9] - 解决消费问题的核心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完善社保体系（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建设保障性住房 [7] - 关键领域需进行全链条技术攻关，同时不能忽视民生问题 [7]

核心观点 - 消费率过低的本质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即“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导致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 进而抑制了消费能力[2] - 消费增长与GDP增长出现脱节 尽管消费是经济第一拉动力 但其增速下滑暴露出需求端动力减弱的问题[5] - 解决消费不足的根本路径在于进行结构性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而非短期刺激措施[7][8][10] 关键数据对比 - 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5% 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约80%的平均水平[3] - 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 低于全球平均55%的水平[3] -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居民部门占比为60.6% 较全球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而企业部门占比则高出5.6个百分点[5] - 中国消费缺口约为GDP的6% 相当于每年需补足2.9万亿消费[7] 消费增长表现与失衡问题 - 过去20年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增速达8.24% 为美国同期增速的三倍多[5] - 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 仍是经济第一拉动力[5] - 2023年前三季度GDP增长5.2% 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4.5% 显示消费复苏乏力[7] - 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使贫富差距缩小40% 而中国仅能缩小12%[5] 结构性改革方向 - 推动政府向服务型转型 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养老支出[8] - 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回流社会 防止超额利润过度用于再投资[8] - 实施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8] - 强化转移支付 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轻预防性储蓄压力[8] - 调整住房政策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8] - 修复居民对收入和资产的预期以重建信心[8] 历史机遇与根本路径 -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从富国走向富民的关键窗口期[10] - 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使消费成为内循环引擎[10]

消费现状与问题 - 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5%，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约80%的水平 [3] -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9.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约15个百分点，也远低于日本的50%-55%、韩国的64.6%和美国的68% [3] - 私人消费占比不足70%，而行政消费占比高达30% [3] - 消费增速下降与GDP增速不匹配，同时存在被动存货投资增加、价格水平下滑及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等问题，反映整体需求不足 [7] 消费不足的成因分析 - 消费率过低与收入低形成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低消费导致收入难以提升，低收入又进一步抑制消费 [4] -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 [14] -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为2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行政部门占比2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 [14][15] -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低 [14] 短期挑战与对策 - 短期面临的七大问题包括消费不足加剧、消费信心底部徘徊、国民收入收缩性分配、居民资产负债表变化、消费降级明显、一线城市消费疲软及房地产相关消费低迷 [18] - 测算显示短期需补足的消费规模接近2.9万亿元，占实际消费的6% [18] - 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预计可撬动消费约2万亿元，表明刺激力度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18] 中长期政策方向 - 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 [1] - 需要主动调控优先提升收入，以形成收入反哺消费的良性循环 [5][6] - 扩大中产群体基本盘是扩大消费的关键，同时需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和确定性 [18] - 需弥补高速增长时期遗留的问题，如完善劳动法规、社会保障及教育减负等 [11][18]

收入分配改善的紧迫性与政策背景 -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是核心政策方向，旨在衔接民生建设与收入分配完善，破解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2] - 收入差距缩小是"十五五"时期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阶段性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目标[2] 中国收入分配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 城乡收入比率从1982年的1.98升至2007年最高点3.14，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85升至2008年最高点0.491，反映高速增长期收入差距扩大[4] - 2024年城乡收入比和基尼系数分别降至2.34和0.465，但均高于理想均等水平（城乡收入比2.00以下、基尼系数0.4以下）[4] - 2015-2020年基尼系数全国降3.9%、农村降5.0%，城镇升1.4%；帕尔马指数全国降6.4%、农村降6.8%，城镇升3.9%，显示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6] 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与机制分析 - 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是市场失灵现象，需通过再分配矫正，尤其面对自动化、平台就业权益保障不足及人工智能渗透的冲击[6][8] - OECD国家再分配使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0.473降至0.324，降幅31.4%，而再分配力度弱的国家仅降9.8%，凸显再分配有效性[10][11] - 2012-2024年中国城镇累计净增就业1.13亿个（毛增1.67亿个，流失5300余万个），但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就业破坏，需再分配提供社会保护[9] 再分配制度建设的重点领域 - 再分配目标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覆盖生育支持、就业培训、养老保障、医疗卫生等全生命周期公共品供给[12][13] - 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随发展水平提高（瓦格纳法则），中国需提升转移支付效果（OECD国家转移支付降收入差距效果为税收的3.5倍）[13][14] -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从低组跃升高组，未来跻身"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需依靠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贡献，而非仅人均GDP增长[14]

消费市场现状 - 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 [1] - 8月社零同比增长3.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1] - 8月社零环比增长0.17%，由负转正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显示消费动能恢复偏弱 [1] 提振消费的短期目标与理论依据 - 当前提振消费主要是为了达成较短时期内的GDP增长目标 [3] - 在供给过剩条件下，增加消费可通过乘数效应使总需求成倍增加，例如增加1万元蜡烛消费可释放闲置产能并带动一系列收入增长 [2]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数字技术可能拉大收入差距，原因包括奖励高技能劳动者、人工智能替代就业岗位以及网络平台的赢者通吃效应 [4] - 数字经济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组合关系弱化，例如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兴起，造成就业减少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4] - 线上平台崛起冲击线下批发零售业，使地理空间均匀分布的房屋租金变革为依托少数头部平台集中分布的数字地租 [5] - 以数据和流量为代表的新型数字资本分布显著不平等，少数数字巨头掌握大量数据资本并获得更高资本增值率，头部直播明星也能通过掌控平台流量获取巨额收益 [6] 改善收入分配以提振消费的政策建议 - 在广泛影响就业的产业和行业应审慎推进无人经济，例如网约车行业注册司机达748.3万人，无人驾驶出租车可试点但短期不应大幅铺开 [6] - 应引导促进线上与线下经济再平衡，例如构建公平一致的税收与监管框架，在城市更新中支持15分钟便民生活圈，鼓励成功的线下零售模式发展 [7] - 应推动数字资本创造财富的再分配，例如依法确定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资产权属，引导主流平台合理分配流量以缩减分配差距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