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建设统一大市场需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其中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关键举措 税收竞争是衡量地方保护的重要尺度[2][4][5] - 通过构建税收竞争指数和上市公司税费返还率两个指标 从税收维度量化分析全国及分省地方保护倾向 当前税收竞争指数接近30年最大值 反映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必要性[2][6][7] - 基于税收竞争指数和税费返还率 将31省划分为四种竞争模式：自由型 大强型 洼地型 优惠型 不同模式对应不同的地方保护倾向和政策导向[2][7][14][15] 税收竞争指标构建 - 税收竞争指数：以各省相对税负为基础 从邻省和全国两个范围构建 指数越高表示税收竞争强度越大 税收政策对企业吸引力越强[6][18][19] - 上市公司税费返还率：以各省上市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合计除以"支付的各项税费"合计 衡量实际免除上市公司税费的比重 返还率越高表示对上市公司越重视[6][10][28] 全国税收竞争态势 - 全国税收竞争指数均值2024年达0.88 接近过去30年最大值0.9 反映地方竞争模式或需调整[8][23] - 2010年前税收竞争指数与名义GDP增速 广义财政收入增速同步性较强 2010年后指数长期上行而经济财政增速下行[8][23] - 全国上市公司税费返还率2024年为15% 明显高于长期5%~10%水平 2022年曾冲高至22%主因增值税留抵退税[10][28] 区域税收竞争格局 - 税收竞争指数区域排序：华中(1.46) > 东北(1.11) > 西南(0.94) > 西北(0.89) > 华东(0.81) > 华南(0.65) > 华北(0.55)[8][24] - 税费返还率区域排序：华东(29.2%) > 华南(25.6%) > 华中(25.3%) > 东北(13.2%) > 西北(10.818%) > 西南(10.816%) > 华北(10.8%)[11][29] 省份竞争模式分类 - 自由型(税收竞争指数低+返还率低)：北京 天津 山西等11省市 地方保护倾向或最低[7][14] - 大强型(税收竞争指数低+返还率高)：江西 浙江 江苏等6省市 注重"招大引强"对上市公司较重视[7][15] - 洼地型(税收竞争指数高+返还率低)：河南 吉林 云南等7省份 税收政策整体吸引力偏高但对上市公司重视较低[7][15] - 优惠型(税收竞争指数高+返还率高)：湖南 山东 福建等7省市 地方保护倾向或最高 落实统一大市场要求较迫切[7][15] 重点省份数据表现 - 税收竞争指数前五：湖南(1.83) 河南(1.47) 福建(1.45) 重庆(1.4) 山东(1.35)[9][24] - 税收竞争指数末五：上海(0.22) 北京(0.24) 天津(0.32) 山西(0.36) 海南(0.37)[9][24] - 税费返还率前五：江西(38.2%) 浙江(36.7%) 湖南(35.6%) 江苏(30.9%) 山东(28%)[11][29] - 税费返还率末五：山西(1.6%) 贵州(2.4%) 北京(4.6%) 云南(5.1%) 青海(6.5%)[11][29]

研究背景与核心逻辑 - 地方保护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税收竞争是衡量地方保护的关键尺度[2] - 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可能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破除地方保护需规范税收优惠[5] - 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吸引资本，体现"政治人"属性与晋升激励[2] 指标构建与方法论 - 构建两个税收维度指标：省级税收竞争指数（政府视角）和上市公司税费返还率（企业视角）[3] - 税收竞争指数测算基于各省相对税负（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对比邻省与全国水平[20][22] - 税费返还率测算采用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数据（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剔除银行行业[8] 全国性发现 - 2024年全国税收竞争指数均值0.88，接近30年最大值0.9，反映统一大市场建设必要性[6][24] - 2024年全国上市公司税费返还率达15%，明显高于长期5%-10%水平，2022年曾冲高至22%[8][31] - 2010年前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速同步性较强，2010年后竞争加剧但经济增速下行[6] 区域模式分析 - 税收竞争指数最高区域：华中（1.46）>东北（1.11）>西南（0.94）；最低区域：华南（0.65）>华北（0.55）[6][25] - 税费返还率最高区域：华东（29.2%）>华南（25.6%）>华中（25.3%）；最低区域：华北（10.8%）[9][32] - 31省分为四种竞争模式：自由型（11省）、大强型（6省）、洼地型（7省）、优惠型（7省）[3][14][15] 省级典型案例 - 税收竞争指数最高省份：湖南（1.83）、河南（1.47）、福建（1.45）、重庆（1.4）、山东（1.35）[7][26] - 税收竞争指数最低省市：上海（0.22）、北京（0.24）、天津（0.32）、山西（0.36）、海南（0.37）[7][26] - 税费返还率最高省份：江西（38.2%）、浙江（36.7%）、湖南（35.6%）、江苏（30.9%）、山东（28%）[9][32] - 税费返还率最低省市：山西（1.6%）、贵州（2.4%）、北京（4.6%）、云南（5.1%）、青海（6.5%）[9][32]

统一大市场的核心逻辑 -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症结在于交易成本 通过改革降低交易成本可提升市场统一程度 尤其需聚焦要素市场交易成本节约[1] - 统一大市场能破解国内大循环中"规模但不经济"问题 将1.8亿市场主体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需潜力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2][5] - 交易成本是理解市场统一进程的关键 行政性分割已成为主要矛盾 降低交易成本是市场进化的底层逻辑[2][3][5] 经济学理论支撑 - 市场统一本质是扩大专业化分工范围 通过价格信号协调全国范围资源配置 实现规模报酬递增[4] - "一价定律"在零交易成本下成立 现实中需克服运输成本造成的自然分割和地方保护导致的行政分割[5] - 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比较优势 地方政府过度干预要素市场会抬高交易成本[6] 制度性障碍分析 - 央地关系内生地方政府行为动机 政绩考核和财税体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囚徒困境[8] - 历史转型中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者变为征税者 保护重点从产品市场转向要素市场[10] - 早期产品市场封锁表现为"抽本地烟喝本地酒" 虽出台反封锁政策但效果有限[10] 实施路径建议 - 突破口在于自上而下统一基础制度规则 重点推进要素市场改革而非产品市场[1][9] - 需系统性调整央地关系 重构地方政府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的平衡机制[8]

串通投标犯罪现状 - 犯罪主体多元化、手段隐蔽化、链条组织化，扰乱市场秩序并损害经营主体权益[1] - 典型案例显示地方势力默许甚至纵容违法行为，招投标市场呈现"熟人经济"特征[1] - 行业潜规则已"制度化"，如医疗领域"量身定做"招标参数、工程建设领域贿赂评标专家[1] - 形成完整利益分配机制：招标方获回扣、代理机构赚中介费、陪标企业收"辛苦费"[1] 典型案例揭示的问题 - 王某甲、王某乙案中公然威胁其他投标人和招标方工作人员[1] - 云南教育系统案中招标代理机构成为"标段批发商"[1] - 守法企业面临"劣币驱逐良币"困境，成为市场中的"异类"[1] 解决路径建议 - 需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招投标信用体系[2] - 重点整治"红顶中介"，严格规范代理机构行为[2] - 推动行业自律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增加违法信用成本[2] - 司法机关通过典型案例发布实现"办理一案、规范一行"效果[2] - 需地方政府强力介入和行业"零容忍"共识形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