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表现 - 互联网泡沫破裂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0年四季度的2.9%降至2001年四季度的0.2%，是“小脉冲”；COVID - 19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19年四季度的3.4%降至2020年二季度的 - 7.5%，是“大脉冲”；金融危机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7年三季度的2.4%降至2009年二季度的 - 4%，是“大衰退”[17] - 互联网泡沫破裂主要受损部门是企业；金融危机时居民、企业、金融部门及资产价格均受损；COVID - 19时期主要受损部门是居民和企业[19][20] 货币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30个月内累计降息550BP，政策利率首降至1%；金融危机时16个月内累计降息500BP，开启三轮量化宽松；COVID - 19时期迅速将政策利率调至零利率附近并重启量化宽松[22] - 美国货币政策有松有紧，2004年、2015年、2022年转向加息周期；日本货币宽松不断升级[23][24] -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资产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6.2%升至2014年的25.5%，COVID - 19时期从2019年的19.3%升至2021年的37%；日本2021年日央行资产占GDP比重最高达131%[26] 财政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2003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提至5.1%，2001 - 2004年杠杆率上行7pct至77%；金融危机时2008 - 2016年杠杆率上行41BP至120%，赤字率中枢从2.7%提至7.2%，最高达11%；COVID - 19时期2020年赤字规模达3万亿美元，赤字率、杠杆率分别达14%、141%[9][29] - 美国政权更迭稳定，应对危机政策坚定；日本政权更迭频繁，政策应对不及时、不连续、不彻底[30] - 美日中央政府是加杠杆主力，社保福利支出是财政资金主要投向，社保福利易升难降致政府杠杆率高企[33] 资产表现 - 三轮危机中美国优势资产地产和美股交替轮换，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房市火热，金融危机时美股触底反弹，COVID - 19时期房市和股市均上涨[11][36] - 美国地产修复速度比日本快，美国房价2006年触顶回落，2012年触底回升，2019年底修复至危机前水平；日本房价1991年触顶回落，2009年触底回升[38] - 美国债基规模在低利率环境下保持缓慢增长，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比值从2007年的0.3倍升至2012年0.6倍，后回落至2017年的0.4倍[42] 居民资产配置 - 2000 - 2020年美国居民资产年均增速约为5%，资产经历从“金融资产 - 住房资产 - 金融资产”的切换；“失去的30年”期间日本居民资产年均增长率约为0.38%，资产负债表增长近乎停滞[60]

日本国债市场动荡 - 2025年5月日本40年期超长期国债拍卖投标倍数降至2.21创11个月新低 [4] - 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收益率突破3% [4] - 日本央行持有国债占比高达52%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维持债务循环 [6] 财政体系结构性缺陷 - 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源自20世纪70年代大藏省财政投资贷款计划(FILP)构建的"影子预算"体系 [5] - FILP在21世纪初规模缩减转向市场化融资同时央行引入量化宽松对抗通缩 [5] - 2024年日本央行缩减购债规模后引发连锁反应寿险公司抛售国债海外投资者撤离 [6] 支出结构转型 - 1993年日本公共工程支出达13.7万亿日元峰值2001年后终止集中建设模式 [7] - 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35%形成新的刚性支出陷阱 [7] - 从"基建依赖"转向"社保依赖"体现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共生关系延续 [7] 债务累积机制 - 日本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占年度预算25%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需多支付10万亿日元利息 [10] - "利率上升-债务恶化"恶性循环反映预算约束机制缺失问题 [10] - 债务占GDP比重飙升至不可持续水平多次财政重建尝试均告失败 [9] 政策僵化与改革阻力 - 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本质是为财政赤字融资 [12] - 结构性改革如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保支出面临巨大政治阻力 [12] - 官僚体系政党和利益集团博弈使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寸步难行 [11] 国际比较与启示 - 日本财政危机独特性在于"政策僵化"和"利益固化"体制特征 [12] - 财政扩张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避免陷入"刺激依赖" [12] - 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避免成为财政赤字融资工具 [12]

美联储主席任期与提名 - 美联储主席任期四年可连任 鲍威尔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并以85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 [1] - 鲍威尔首个任期原定2022年2月结束 拜登提名连任使其任期延长至2026年5月 [1] - 特朗普近期威胁罢免鲍威尔并考虑自任主席 但法律仅允许在任期结束后提名新人或主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时罢免 [3] 特朗普与鲍威尔政策分歧 - 特朗普主张低利率刺激经济 批评鲍威尔2018年四次加息导致美股波动和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4] - 2019年特朗普要求降息至零被拒 鲍威尔坚持渐进式降息以维持物价稳定 [4] - 2020年大选期间鲍威尔拒绝配合特朗普选举需求 坚持政策基于经济数据而非政治压力 [5] 特朗普觊觎美联储主席职务的动机 - 便于推行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 复制尼克松-伯恩斯模式制造短期经济繁荣假象 [7] - 瓦解央行独立性 通过提名亲信理事形成主席-理事联动机制使货币政策符合政治议程 [8] - 直接利益关联：降息可降低特朗普集团23亿美元债务利息成本 量化宽松推高占资产70%的商业地产估值 [8][9] 潜在系统性风险 - 美联储沦为政治工具将引发美债抛售潮 威胁美元霸权地位 [11] - 政治干预货币政策将破坏美联储111年建立的信誉 可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11] - 鲍威尔强调"总统无权罢免主席"是维护美元体系的关键防线 [11]

美元指数近期走弱主要受关税战引发资本外逃影响。尽管中美日内瓦声明后美元有所反弹，但特朗普持 续施压美联储（威胁替换鲍威尔）以及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一季度负增长，若二季度延续则技术性衰 退），使美元信用承压。美联储在控通胀与防衰退间进退两难，6月降息概率接近零，可能推迟至9月。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难以撼动，但其份额下降与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越来越多贸易采 用人民币结算）是大势所趋。 美股方面，尽管4月关税战引发大跌后5月强势反弹，但估值仍处于历史高位。巴菲特去年大幅减仓美 股，并在股东会上表示"明天暴跌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五年内将迎来加仓良机"，暗示中期估值回归压力 较大。尽管科技企业竞争力支撑阶段性反弹，但缺乏估值消化前，美股下行风险仍需谨慎应对。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黄金与美元的固定兑换承诺（35美元/盎司）成为历史。此后金价持续上 涨，至今涨幅超100倍，突破3500美元/盎司。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 供应量不断膨胀，而黄金储量有限且近年未发现大型矿藏，产量基本固定。这种"美元越多，黄金越 贵"的跷跷板效应，决定了金价长期突破5000美元甚至1万美元只是时间问题。 ...

欧元汇率与货币政策 - 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认为当前欧元升值速度不迅速且波动不极端 即使欧元兑美元汇率维持在1 15水平也不会对实现通胀目标构成重大障碍 [1] - 通胀风险目前处于平衡状态 低于目标的风险非常有限 已非常接近目标水平 [1] - 市场完全理解欧洲央行政策决议后的信息传递 关于从纽约运回黄金储备的事宜未被讨论 [1] 货币政策工具与反思 - 欧洲央行已从过去激进印钞政策中吸取教训 未来将更关注宽松货币政策的潜在副作用 [1] - 随着高通胀得到控制 欧洲央行正重新审视长期战略及政策工具组合 包括大规模债券购买和负利率政策 [1] - 所有货币政策工具仍将保留在工具箱中 但欧洲央行更清楚认识到这些工具的潜在弊端 [2] - 欧洲央行反思量化宽松操作 总额达5万亿欧元（约5 8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曾被批评催生资产泡沫并导致加息后巨额亏损 [2] 关税与经济增长 - 金多斯指出从中期来看 关税将同时降低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 [1]

美国财政风险预警 - 美国"大而美"法案可能导致未来十年新增债务远超4万亿美元，远超国会预算办公室最初评估的2.4万亿美元[1] - 法案实施后年度财政赤字率将突破GDP的7%，显著高于近两年6%的"危险水位"[1] - 仅利息支出部分十年内将激增551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为全球资本市场投放1.5亿美元[1] 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 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将于2029年耗尽，65岁以上人口激增推高福利支出[1] - 政府医疗支出增速两倍于经济增速，2025年占比或达GDP的20%[1] - 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偿债成本已超过军费开支[1] 美元体系潜在危机 - 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可能击穿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阈值[2] - 各国央行抛售美债的速度可能比2022年英国养老金危机时的英镑崩溃更迅猛[2] - 既要维持美元国际储备地位，又需持续发行天量国债填补赤字的困境加剧[2] 政策争议与影响 - 特朗普经济团队认为3.5%的GDP增速配合10%关税收入可化解债务危机[2] - 高盛模型显示全面关税将直接推升核心PCE通胀1.2个百分点[2] - 放松金融监管可能重演2008年CDS市场崩盘场景[2] 改革建议 - 支持取消债务上限提议，认为周期性政治闹剧损害国家信用[2] - 财政纪律重建必须配套税收体系改革，包括堵塞跨国企业避税漏洞[2] - 开征数字服务税等措施被视为必要配套措施[2]

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格局 -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变量 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博弈加剧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复杂性 [1] - 特朗普2024年11月几乎确定总统地位后 美国政策调整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 [1] 美国股市历史表现与近期波动 - 2007年金融危机时美股从14000点跌至2009年6000多点 随后开启四年上涨周期 2013年达15000点历史新高 [2] - 2024年12月美股涨至45000点 但特朗普政策导致2025年4月暴跌至36600点 跌幅近9000点 [4][5] - 经过政策调整后美股回升至41905点 [5] 特朗普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中美关税大战 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加剧通胀担忧 [4] - 特朗普与美联储关系紧张 公开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步伐过慢 [4] 中国股市表现与估值对比 - 2025年6月7日中国股市从3300点跌至3050点 跌幅220点 [6] - 美国股市市盈率处于"天花板"水平 中国股市市盈率相对较低处于"地板"位置 [6] 美国债务与财政危机 - 美联储过去十几年印钞近11万亿美元 美国总体债务攀升至36.7万亿美元 [8] - 2025年6月美国面临6.5万亿美元偿债压力 需支付约9000亿利息 接近年度军费支出 [8] - 特朗普移民金卡筹资计划效果有限 仅发行100张 未能缓解财政危机 [8] 中美贸易冲突潜在风险 - 近期关税争议缓解但90天后仍存变数 2018年对中国20%关税经谈判削减至10% 剩余20%延迟90天决定 [11] 中国股市发展策略 - 中国股市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需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12] - 鼓励资金进入股市 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 提升投资者信心和专业素养 [12] - 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促进股市健康发展 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14]

美联储主席人选表态 - 前美联储理事沃什为特朗普批评美联储的论调辩护 认为央行官员不应成为"被宠坏的王子" 并指出央行本就是为政客背锅而生 [1] - 沃什是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 鲍威尔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 几乎没有人预期特朗普会提名他连任 [1]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批评 - 沃什将矛头直指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 认为这是导致后疫情时代通胀飙升的重要推手 [2] - 过去五年大规模财政支出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央行在为其成本提供补贴 掩盖了支出的全部成本 [2] - 沃什批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过于庞大 比需要的规模大了数万亿美元 [3] - 沃什呼吁制定明确的缩表计划 主张建立"尽可能无风险且尽可能小"的资产负债表 [3] 量化宽松政策影响 - 沃什坚持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是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 而非疫情相关的供应冲击、财政刺激和地缘政治动荡 [3] -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 Jamie Dimon警告 由于美联储在量化宽松方面"严重过度" 债券市场即将面临冲击 [3]

日本国债危机现状 - 日本国债已面临流动性枯竭危机 20年期国债投标倍数仅2.5倍 尾差1.14创1987年以来最低水平 [3] - 40年期国债投标倍数创去年7月新低 虽略优于20年期但仍处于7年低位 [5] - 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开警告财政状况比欧债危机时的希腊更危险 显示政府信心崩溃 [11] 债务规模与结构 - 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234.9% 为全球最高负债国之一 [5] - 政府每100日元税收需支付25日元利息 财政负担率高达25% [5] - 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全面攀升：3年期破3%至3.03% 5年期达2.79% 10年期升至1.499% [9][10] 危机形成机制 - "安倍经济学"通过量化宽松将利率压至零/负区间 使政府能以极低利息维持高负债 [7] - 全球通胀导致日本被迫退出负利率政策 国债收益率飙升直接推高利息支出压力 [9] - 当前陷入政策两难：继续购债将引发日元贬值与资本外流 缩减购债则推高利率加重付息负担 [14][16] 潜在连锁反应 - 日本持有1万亿美元美债 危机时抛售可能引发美债市场动荡 高盛已观察到相关抛售迹象 [12][14] - 日元大幅贬值可能增强日本出口竞争力 对中国部分行业形成冲击 [19] - 危机本质是量化宽松政策与财政扩张弊端的集中爆发 叠加全球通胀形成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缩影 [19][20] 中国应对能力 - 中国美债持仓已从1.3万亿美元峰值降至7000亿美元 降低美债崩盘冲击 [17] - 外汇管制体系与"蒙代尔三角"机制提供缓冲 人民币抗冲击能力较强 [19] - 外汇储备多元化与黄金增持进一步强化金融体系稳定性 [20]

纪要涉及的行业和公司 行业：金融行业（债券市场、资本市场） 公司：日本央行、美国科技公司（未明确提及具体公司） 纪要提到的核心观点和论据 日本国债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原因 -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 2025 年加息，扁平化交易平仓或止损致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3] - 保险资金减少购买，影响市场流动性[3][8] - 日本长期量化宽松政策扭曲超长端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机制，使超长端收益率对外部变化更敏感[1][3] 美国科技周期对全球金融资产波动的影响 - 2022 年至今美国科技周期持续四年，研发周期可能接近尾声，美国资产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波动风险，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波动率提高[4][5] 中美关税博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 中美关税博弈进入理性博弈阶段，影响全球进出口量和美元流动性，加大金融市场波动力，关税政策成为决定全球金融风险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6] 疫后主流国家财政范式转变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 2024 年至今，主要国家从扩张财政转向谨慎，财政力度减弱、投资方向改变，引发资本流向调整，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与科技周期、中美贸易博弈共同作用使 2025 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力极高[7] 保险资金不愿购买日本超长期国债的原因 - 部分险资担心通胀和财政问题，自身负债端压力大需收缩投资[8] - 日本人寿因市场流动性差、不确定性高，宣布减少购买量，形成恶性循环[8]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日债市场的影响 - 量化宽松（QE）和量化紧缩（QT）操作显著影响日债收益率曲线，央行沟通并采取措施可解决流动性问题，未来日债收益率大幅上升时，央行可能采取措施缓解市场波动[9] 日债收益率上升的持续性 - 未来日本超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空间有限，技术和流动性问题导致波动，非基本面变化，险资进场和海外资金买入美债显示日债收益率仍具吸引力，此轮上涨将趋于平息[10][11] 日债收益率上升的传染情况 - 目前日债收益率上升集中在中长端和超长端，未传染至短端和日本股票市场等，若超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大幅上行且持续时间长，传染风险可能上升[12] 2025 年以来日债收益率曲线变化 - 1 月 1 日至 4 月 2 日，因预期央行加息，曲线走平，中短期利率变动小；4 月全球利率上行后，超长期国债明显陡峭化，30 年期日债约一个月上涨 68 个基点，40 年期上涨超 80 个基点，中短端利率基本稳定[13] 日本央行 QE 和 QT 政策对日本国债市场的影响 - 短端流动性刚开始缩表时充裕，对短端融资利率影响低；超长端市场深度、流动性和成交量低，持有人结构单一，央行卖出行为对价格影响大，目前央行持有近 52%存量日债，QT 对中长端收益率影响显著[14][15] 日本央行早期实施 QT 的风险 - 早期实施 QT 时，央行持有的大规模日债会对中长端市场造成更大冲击，建议早期缩表速度放慢，稳定后加快节奏，调整债券结构和期限操作[16] 日本经济基本面因素对国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当前日本经济基本面因素未对国债收益率波动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市场流动性和交易问题，5 月数据变化不大，通胀预期下调[17] 日本央行今年是否进一步加息 - 因特朗普政府不确定性高，日本央行部分委员表示今年可能不进一步加息，年初加息后市场预期下行，最早第四季度加息，更可能推迟到明年 1 月，9 月前无新加息行动[18] 日债中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波动的主要原因 - 源于市场流动性和交易因素，非基本面因素，相对易解决，日央行注重市场意见，后续波动可能调整购债节奏稳定市场[19] 未来影响日债收益率的风险点 - 短期内触发因素包括拍卖数据、量化宽松操作需求、日本首相关于财政状况的不当言论，如 5 月 20 号拍卖数据弱致收益率大幅上升，还需关注 5 月 28 号 40 年国债拍卖数据、6 月 17 号日本央行量化紧缩操作评估，下半年通胀超预期提前加息也会推动收益率曲线上升[21] 全球财政及主权债务供应对日本的外溢风险 - 全球财政及主权国家长期供给量增加带来外溢风险，美、德、日等国财政刺激政策超预期会传染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历史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主权国家间相关度高[22] 美、德、日三国国债之间的传染效应 - 目前三国国债之间未出现明显传染效应，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源于自身原因，日本与其他国家间暂未见显著传染效应，若某国因重大风险事件使主权国家间相关度提高，传染效应将增强，全球主权收益率上升背后共通原因越多、持续越久，传染程度越高[23] 其他重要但是可能被忽略的内容 - 2023 年 10 月英国国债危机期间，英国央行通过积极沟通和干预成功稳定市场，为日本央行解决流动性问题提供参考[9] - 美联储仅持有 16%的存量债券，其卖出行为影响较小，与日本央行持有近 52%存量日债情况不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