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W 曾经有专家预测，只要二孩政策开放，那中国新生儿就会蹭蹭的往上涨，结果被现实狠狠的打了脸，因 为这位专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当下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 中国的生育率低下，总人口眼瞅着就要被隔壁的邻居给比下去了，新一代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很多人都 在着急，如今国家终于找到了关键点——住房。 为什么说生育率低的关键点在于住房？国家是如何调整住房的？ 失衡的家庭资产负债表 "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头衔易主了，当这顶戴了几十年的帽子被印度摘走，比网络上短暂的唏嘘更需要 我们注意的是现实中那日渐稀薄的出生率。 曾经我们总觉得"人多"是与生俱来的底气，仿佛只要政策的大门一开，二孩、三孩就会像春笋一样冒出 来。但现实是，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想不想生"的意愿调查，而是年轻人对生娃的恐惧无法战胜，为什 么恐惧？当然是没钱了。 被视为财富象征的房子正演变成卡住年轻人生育咽喉的最大障碍，而国家近期的密集动作，从保障性住 房的全面铺开到房地产市场逻辑的深层重构，说明了现在官方已经透了这笔"生育账"的死结：不把被房 子掏空的钱袋子补上，人口的红利就无从谈起。 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本该是生育主力的30岁左右人群身上，你会发现，"低欲望"其实 ...

宏观经济特征与挑战 -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现象，本质是短期冲击与长期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疫情同时冲击供需两侧，而老龄化进程加速对通胀形成持续抑制 [5] - “内卷式竞争”的根源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市场规模收缩，企业陷入低水平竞争，延缓增长动能转换并可能抑制创新 [6] - 人口结构转型导致“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现象并存，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技能错配，同时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不稳定抑制消费意愿，导致通胀率偏低 [5] 人口结构转型的具体压力 - 人口问题的核心是“长期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双重挤压，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降至人口替代水平2.1以下，当前处于世界低位，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 [8] - 老龄化压力集中在财务、人力与服务多维度，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考验养老基金可持续性，老年人照护需求激增但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巨大 [8] - 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特征，2023年人均GNI约13660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但老龄化率达15%远超世界平均的10%，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需在经济发展水平未达高收入国家情况下提前应对老龄化挑战 [8] 消费潜力受人口结构抑制 - 人口结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显著，青少年消费率高但人口数量减少，大龄劳动者（40-59岁）因赡养责任和预防性储蓄消费能力被挤压，老年人受劳动参与率低、社会保障不足等因素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较弱 [9] - 若不针对性施策，消费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作用将难以充分发挥 [9] 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 就业市场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就业增量“新形态化”，2023年城镇个体、私营和非单位就业达3.1亿人，灵活就业人员2亿人，2022年新就业形态人员约8400万 [10] - 二是劳动力流动“内卷化”，外出农民工增速放缓且跨区域流动比重下降，劳动力更多本地或周边就业，这种“回流式流动”可能导致整体生产率增速下降 [10] - 三是重点人群“年龄两端化”，青年群体（20-24岁）失业率高，大龄劳动者（50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低，而中间年龄群体（30-49岁）就业匹配度高但占比下降 [11] AI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 AI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是必然趋势，2012年以来就业市场累计新增岗位1.7亿个，净增1.1亿个，显示市场具备调节能力 [12] - 关键是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冲击、放大红利，如借助AI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灵活就业者，并利用AI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效率，通过大数据匹配岗位与劳动力、开展精准技能培训 [12] 收入分配改革与“投资于人”路径 - 当前收入分配核心症结是城镇内部不平等成为主要堵点，源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的“双刃剑”效应 [13] - 解决路径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树立“家庭本位”理念，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以减少家庭支出压力 [13] - 投资重心应从“物”转向“人”，提升人力资本是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HDI指数0.8以上）的关键，具体着力点包括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改善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性、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公立学校体系 [14] - 教育、健康领域是“正确的AI应用方向”，AI赋能教育资源均衡化与医疗精准化，既能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又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14]

政策变更核心 - 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增值税免税政策将被正式取消，结束了一项持续30年的税收优惠[1] - 此项调整标志着国家人口政策从控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深刻转向[1][8] 政策历史背景 - 1994年，避孕药品和用具被正式列入免征增值税的范畴，作为计划生育的配套措施[3] - 财政每年拨款超过5亿元用于避孕药具的采购与发放，构建起覆盖全国的免费发放网络[3] - 随着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及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生育限制逐步放宽，原有免税政策出现“时代错位”[3] 政策调整驱动因素 - 2022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7，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导致人口结构失衡[4] - 取消免税是刺激生育意愿的尝试，与生育补贴、托育服务等综合策略形成呼应，共同构建积极的生育支持体系[4][5] - 政策调整可增加财政收入，避孕药品和工具的生产与销售企业将按6%税率缴纳增值税[7] 行业与社会影响 - 公众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再到当下的生育自主，避孕用品普及保障了健康并赋予女性更大生育自主权[7] - 政策调整反映了生育决策向个体回归的趋势[7] - 未来人口治理思路将更注重人口质量、结构和分布的优化，而非仅聚焦出生率调控[7]

文章核心观点 -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作为人口经济学专家，警告中国若不有效干预人口问题，四十年后印度人口将达中国的三倍，凸显中国人口负增长与结构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1][4] - 中国人口已进入长期下行通道，低生育率与加速老龄化将严重削弱劳动力基础、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需多层面改革以创造有利生育的社会环境 [6][12][25] 中国人口现状与趋势 - 中国总人口在2022年达到14.1亿峰值后首次出现负增长，2024年进一步降至14.0828亿，连续三年负增长 [6] - 2024年新生儿数量仅954万，死亡人数达1093万，人口净减139万，出生率降至6.77‰，自然增长率为-0.99‰，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1.0 [7] -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从8亿减少至7.5亿，劳动力减少推高用工成本，挑战制造业竞争力 [7][8] 人口结构问题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 老龄化加剧，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1%，预计2035年将突破30%，即每三人中有一名老年人，对养老医疗系统构成巨大压力 [13] - 年轻人口减少将拖累国家创新能力与科技发展，即使人工智能进步也难以弥补年轻人口缺失对创新活力的支撑 [10][12] - 人口负增长的成本将转嫁至年轻人，延迟退休或成必然措施，"90后"可能需工作至七八十岁，形成沉重代际负担 [12] 国际对比：日本与印度的启示 - 日本自1990年代中期陷入人口负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政策干预效果有限，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为中国提供"行动过晚"的警示 [15] - 印度2023年人口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育率达2.05（接近更替水平，为中国的两倍），人口结构年轻，联合国预测2064年其人口将达17亿，潜力巨大 [17][19] 低生育率的原因与解决路径 - 经济压力（高房价、教育内卷、医疗费用）、时间压力（"996"工作文化）及社会观念变化（注重自我实现）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主因 [21][23] - 解决方案需聚焦支持意愿生育家庭，包括经济援助（购房补贴、降房贷利率）、完善教育医疗体系、改革职场文化（反对"996"、推广灵活工作制） [25] - 需全社会形成人口问题共识，构建敢生能养的社会环境，使生育成为幸福选择而非负担 [25]

中国人口现状与趋势 -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自1961年以来首次自然负增长，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生育率降至1.18 [2] - 2023年人口负增长趋势加剧，全年人口减少208万，总人口降至14亿967万，预计2024年末人口将进一步降至14亿828万，减少139万，出生人数954万，死亡人数1093万，生育率可能低于1.0 [2] - 根据2025年一季度数据，结婚对数181万，同比减少15万多对，离婚人数63万，预计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可能仅700多万，总人口将降至14亿以下 [2]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 当前劳动力人口约8亿多人，预计到2025年将减少500万，到2050年可能下降至7.5亿 [4] - 60岁以上老人占比在2024年已达21.5%，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30% [4] - 65岁以上老人占比在2024年为14%，到2050年将接近30% [4] 中国低生育率原因分析 - 高昂养育成本是主因，一线城市房价动辄每平米超5万，房贷月供占家庭收入40% [4] - 单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至少30万以上，加上补课和兴趣班费用持续增加 [4] - 职场竞争激烈，加班成常态，工作时间常超40小时，双职工家庭育儿时间精力不足 [4] - 独生子女政策后遗症导致性别比例失调，2000年普查显示每100女婴对应119男婴，流动人口中比例高达128比100，影响婚育 [5] 印度人口现状与趋势 - 2023年印度人口正式超过中国，达14.2亿，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2024年预计达14.4亿左右 [7] - 印度2020年生育率约为2.05，高于中国，能维持人口正增长 [7] - 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50年达16.7亿，2063或2064年达16.97亿或17亿峰值 [7] 印度人口结构优势 - 人口结构呈宽底金字塔，年轻人占比高，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超10亿，提供持续劳动力 [7] - 农村生育率达2.5，拉高全国平均生育率，多子多福文化观念和宗教因素促进生育 [7][9] - 2023年城镇化率仅35%左右（中国为67%），生育观念变化较慢 [7] 人口变化的经济影响 - 中国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升，企业成本增加，制造业订单流向印度、越南等国 [9] -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社保基金支出远超收入，政府面临填补资金缺口压力 [11] - 人口减少导致人才池缩小，创新速度可能无法跟上其他国家 [11] 长期人口预测与影响 - 基于联合国预测，若中国维持低生育率，到2063年人口可能降至11.5亿（悲观情况为5-6亿），而印度将达17亿，人口差距可能达三倍 [1][11] - 人口问题被视为慢变量，短期不显现但长期影响深远，可能导致农村空心化、教育资源浪费及国际地位下降 [11][12]

人口结构核心变化 - 2024年韩国70岁以上人口达654.3万，首次超过20至29岁年龄段人口（630.2万）[1] - 20多岁人口连续四年下降，2024年较上年减少19.3万，自2020年峰值703万以来降幅为各年龄段之最[1] - 50多岁人口（871.3万）为最多年龄段，其次为40多岁（780.9万）和60多岁（779.1万）人口[1] 人口变化趋势与背景 - 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1] - 人口结构变化受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就业形势严峻及房价高企等因素影响，导致年轻人推迟或放弃结婚生子[1]

人口结构变化核心数据 - 2024年韩国70岁以上人口达654.3万，首次超过20至29岁年龄段人口（630.2万）[1] - 20多岁人口连续四年减少，2024年较上年减少19.3万，降幅为各年龄段之最[1] - 20多岁人口在2020年达到峰值703万后持续下降[1] 各年龄段人口分布 - 50多岁（50至59岁）人口数量最多，达871.3万[1] - 40多岁和60多岁人口数量相近，分别为780.9万和779.1万[1] 社会老龄化趋势 - 截至2024年12月，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1] - 人口结构变化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双重影响[1] 人口变化驱动因素 - 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导致年轻人推迟或放弃结婚生子[1] - 就业形势严峻和房价高企加剧了低生育率问题[1]

人口趋势变化 - 2024年1月至7月韩国共有147,804名婴儿出生，比去年同期增长7.2%，为1981年以来最高增长率 [1] - 出生人口已实现连续13个月同比增长，7月份总和生育率达到0.8 [1] - 2023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仅为23万人，不到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的三分之一，总和生育率0.72为世界最低 [3] - 2024年韩国生育率升至0.75，但仍为全球最低，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水平 [3] 人口下降原因分析 - 高昂住房成本和教育费用构成巨大经济压力，首尔房屋均价超过上海，私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高达20%以上 [4] - 女性大学入学率达80%以上，但韩国性别工资差距在OECD国家中最高，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推迟至33.4岁 [5] - 40岁以上女性生育比例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反映社会变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5] - 年轻男性面临传统家庭责任压力，出现"三抛世代"现象，个人主义价值观兴起导致家庭观念淡化 [6] - 20-30多岁年轻人倾向于即期消费，成为百货商店和高级酒店最大消费群体，旅游支出连年创新高 [6] 低生育率社会影响 - 去年全国有近140所学校因缺少生源停办，军队征兵源萎缩，50年后符合兵役资格人数将减少58% [8] - 到2067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下降到45.4%，2100年总人口将减少一半 [9] -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20%，到2067年将达46.5%，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7.1% [9] - 韩国央行行长预计到2050年代韩国经济将很难避免负增长 [9] 政府政策支持措施 - 为每名新生儿发放200万韩元生育补贴，0-1岁和1-2岁幼儿家庭每月分别获70万韩元和35万韩元育儿补助 [10] - 过去近20年公共财政投入婴幼儿津贴超过280万亿韩元，2025年补贴计划规模超88万亿韩元 [10] - 父母可共享18个月育儿假，前三个月领取工资80%，后续几个月领取50% [10] - 政府投资兴建公立托儿所，3-5岁幼儿可接受免费学前教育，0-2岁婴幼儿获托育费用补贴 [11] - 有子女家庭申请公共住房获积分奖励，享受更低贷款利率和更高贷款额度 [11] - 地方政府推出"结婚梦想"贷款，创建"生育基金"，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交通和公共设施优惠 [12] - 将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费用纳入健康保险覆盖范围 [13] 政策挑战与局限 - 政策主要集中在"生育"方面，对"养育"部分激励不够，缺乏中学与大学阶段的系统化财政支持 [14] - 学前与小学阶段育儿补贴对多孩家庭杯水车薪，公共财政面临压力 [14] - 今年前7个月韩国财政赤字已超86万亿韩元，预计年底达111.6万亿韩元，制约政策加码空间 [14]

韩国人口危机现状 - 韩国总和生育率在超低水平（≤1.3）挣扎近20年，屡破世界最低纪录 [1] - 2023年新生儿数量仅为23万人，不到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三分之一，首都首尔生育率低至0.59 [1] - 2024年出生人口达23.8万人，同比增加3.6%，为9年来首次回升，今年1-7月出生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7.2%，为1981年以来最高值 [2] - 低生育率导致近140所学校因缺少生源停办，军队征兵源萎缩，50年后符合兵役资格人数将减少58% [2] - 至2067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将下降到45.4%，至2100年总人口将减少一半，央行行长预测2050年经济将很难避免负增长 [2] - 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1000万，占比高达20%，至2067年该比例将达46.5%，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7.1% [3] 低生育率成因分析 - 高昂住房成本和教育费用构成巨大经济压力，房价收入比居发达国家前列，私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高达20%以上 [4] - 社会结构快速变迁形成生育率下降环境，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加促使推迟结婚生育，但职场性别不平等显著，性别工资差距在OECD国家中最高 [5] - 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推迟至33.4岁，过去十年40岁以上女性生育比例翻了一番 [5] - 年轻男性面临传统家庭责任压力，出现"三抛世代"（抛弃求爱、结婚和生育）甚至"五抛"、"七抛"现象 [5] - 年轻人文化价值观发生显著裂变，传统家庭观念稀释，个人主义价值观泛起，20-30多岁年龄段倾向于即期消费，不再把结婚生育列入人生规划 [6] 政府政策应对措施 - 政府制定四个人口增长"五年规划"，推出《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基本法》，政策工具覆盖经济、时间、住房、职场文化等环节 [7] - 直接经济支持包括为每名新生儿发放200万韩元生育补贴，0-1岁婴儿家庭每月获70万韩元育儿补助，过去近20年公共财政投入婴幼儿津贴资金超过280万亿韩元 [7] - 时间支持方面，父母可共享18个月育儿假，前三个月领取工资80%，后续几个月领取50%，政府计划进一步提高薪酬替代率 [8] - 设立父亲专属"不可转让配额"育儿假，法律保障子女未满8岁员工可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8] - 保育服务支持方面，政府投资兴建公立托儿所幼儿园，鼓励企业设立托儿所，3-5岁幼儿可接受免费学前教育，0-2岁婴幼儿享受托育费用补贴 [8] - 住房支持包括有子女家庭申请公共住房获得积分奖励，享受更低贷款利率、更高贷款额度，多子女家庭可获得租房购房补贴及税收减免 [9] - 地方政府推出"结婚梦想"贷款、"生育基金"等超低息信贷产品，法律严厉惩罚因怀孕、休产假而歧视员工的行为 [9] 政策效果与挑战 - 2024年韩国婚姻登记数量超过22.2万对，增幅创近28年新高，1990-1995年生育高峰人口基数造就当前结婚生育人数增加 [10] - 但从结婚到生第一孩子平均时间为2.45年，2022年开始的"结婚潮"对应2024年新生儿数量反弹，但1995年后出生人口降幅达67%，长期增长拐点判断为时尚早 [10] - 政策主要停留在"生育"方面，对"养育"尤其是中学与大学教育缺乏系统化财政支持机制，现有育儿补贴对多孩家庭杯水车薪 [10] - 今年前七个月韩国财政赤字超过86万亿韩元，年底将达111.6万亿韩元左右，巨量赤字对政策加码构成约束 [11] - 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可能加剧就业不稳定抑制生育意愿，延长产假育儿假可能加大企业成本降低经营效率 [11] - 文化观念变迁具有不可逆性，个人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后，传统家庭观念很难通过政策手段拉回 [11] 未来改革方向 - 需要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深层次变革，包括推动性别平等，改变职场文化和家庭内部分工 [12] - 改革大学入学制度降低私人教育依赖，鼓励企业营造人性化工作环境改善劳动条件 [12] - 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平衡人口分布结构，加强国际合作借鉴瑞典家庭友好政策、法国公共托育体系等成功经验 [12]

东亚人口危机 - 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 百年后人口恐减少三分之二 [1] - 日本老龄化率超29% 社会活力显著下降 [1] -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生育率1.3 跌破代际更替线 预计未来每年减少千万人口 [1] - 高房价 内卷式教育 职场歧视等结构性压力抑制生育意愿 [1] - 人口惯性理论显示生育率骤降后 政策干预难以短期逆转下降趋势 [1] 欧洲移民策略 - 2023年600万移民涌入欧盟 德国与西班牙吸收近半数移民 [3] - 移民群体较高生育率（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延长人口增长惯性期 [3] - 殖民历史积累的多元文化治理经验 使移民政策与人口需求精准挂钩 [4] - 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与德国联邦人口研究所提供长期数据支持政策制定 [4] 移民政策挑战 - 移民涌入引发文化冲突 巴黎郊区骚乱 德国极右翼崛起 瑞典价值观对立事件频发 [4] - 经济下行时期移民问题成为民粹主义催化剂 [4] - 俄罗斯计划引进百万印度劳工 暴露非移民国家在劳动力需求与民族认同间的矛盾 [4] 东亚移民适应性 - 中日韩单一民族历史与高度同质化社会结构产生文化排异反应 [5] - 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导致优质移民资源枯竭 印度与东南亚生育率开始下跌 [5] - 移民政策仅能争取数十年窗口期 无法根本解决人口萎缩问题 [5] 文明发展模式比较 - 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转移19世纪人口压力 21世纪通过移民政策延缓衰退 [6] - 东亚曾凭借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崛起 现阶段面临红利反噬 [6] - 北欧福利制度将生育率提升至1.8 证明政策调控存在可行性空间 [6] - 工业文明与人口持续增长存在内在矛盾 文明需适应低生育率常态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