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高房价与住房压力，这严重透支了家庭财务与未来信心，抑制了生育意愿 [3][6][8] - 国家已将解决住房问题视为提振生育率的关键，正推动房地产行业从金融投资属性回归居住民生属性，并通过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来减轻年轻家庭负担 [8][14][16] - 仅解决住房问题不足以彻底扭转低生育趋势，还需系统性降低养育的“运营成本”，包括教育、医疗、托育服务及保障女性职场权益等，以重建人们对未来的安全感 [19][21][23][25][28] 低生育率与住房压力的关联 - 高房价与住房负债是抑制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房产掏空了家庭资产负债表，使追加“孩子”这项长期负债在财务上显得冒险 [6][10][11] - 住房作为“沉没成本”和家庭最大资产，其带来的财务压力挤压了年轻人的“心智空间”与“财务空间”，使他们无力承担养育责任 [10][12][17] - 此前针对生育的补贴、延长产假等政策，在面对高房价这一资金黑洞时显得苍白无力 [12] 国家住房政策的关键转向 - 政策逻辑超越单纯调控房价，旨在推动房地产从“增长引擎”和“投资品”回归“民生基础设施” [14] - 政策靶心是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体系，打破“必须购买高价商品房才能安家”的循环 [14] - 市场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明显回调且流动性下降，“楼市永远涨”的信仰正在松动 [16] - 加速保障房建设旨在为被商品房市场挤出的新市民和年轻人提供稳定居所，减轻家庭账本上最重的财务砝码 [16] 解决低生育率所需的系统性措施 - 住房改革解决的是“入场券”问题，但高昂的养育“运营成本”同样是主要障碍，包括教育内卷、医疗支出和女性职业牺牲 [19][21] - 0-3岁普惠托位严重短缺，导致双职工家庭面临“生得起、带不了”的困境，托育费用或劳动力牺牲构成巨大压力 [23] - 真正的“催生经济学”需在“住房减负”基础上，同步推进“现金减负”和“服务减负” [23] - 需进行观念“减负”，引导企业改变用人观念，保障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职场权益，避免生育导致职业生涯断崖式下跌 [25][26] - 鼓励生育本质是鼓励对未来的长线投资，这需要构建全面的“安全感”土壤，涵盖住房、教育公平与生活稳健预期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