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变革的规模与本质 - AI被视为职业生涯中最大技术变革，超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dot-com时代[1][16] - 美国过去20年75%行业集中度上升，AI首次使创业公司有能力撬动系统性垄断[1][17] - 当前AI热潮由现金驱动而非债务驱动，75%算力周期用于真实推理而非训练[2][18] 巨头与创业公司的新关系 - 巨头具备更强应对能力，不会像1999-2001年那样被动挨打[3] - 巨头注意力稀缺且组织结构会削弱执行力[4] - 巨头AI投入更猛但风险偏好更低，需要与创业公司重新分工而非简单碾压[5][2] 风险投资行业的结构性变化 - 退出机制塌方导致DPI难看，10亿美元市值已不够上市，合规成本年耗5000万美元[7][31] - 并购在新监管环境下比十年前更难，acqui-hire成为常态退出方式[7][31] - 散户参与高成长资产的方向可能是SpaceX、Stripe等巨型私营公司二级市场开放[7][33] 红杉资本的投资策略与案例 - 担任steward期间向投资者分配超过500亿美元，见证多家公司上市[9][10] - SpaceX更可能成为最有价值投资，垄断全球80%入轨运输能力[6][25] - 投资非AI项目如Flow Engineering硬件开发系统、Espora稳定币国际汇款[15] 技术变革中的公司转型 - 面对技术变革时，公司需要转向新范式如mobile first策略[22] - 创始人洞察力与资本耐心仍是行业最不过时的稀缺品[7] - XBOW公司成立不到两年成为网络安全领域"最强黑客"，能力指数级增长[40]

Zillow移除气候风险评分事件 - Zillow在添加气候风险评分仅一年多后，已从超过100万条房源信息中移除该评分，原因是房产中介抱怨这些信息导致销量下滑[1][5] - Zillow最初于2024年9月在平台上添加气候风险数据，并表示超过80%的购房者在购置新房时会考虑气候风险[1][5] - 上个月，在加州地区多重上市服务机构（CRMLS）提出反对后，Zillow下架了房源的气候评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太起眼的链接，指向数据提供方第一街道（First Street）的相关记录[1][5] 第一街道公司背景与数据争议 - 第一街道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气候风险分析初创公司，已从多家投资方筹集超过5000万美元资金，投资方包括General Catalyst、Congruent Ventures和Galvanize Climate Solutions等[2][6] - CRMLS首席执行官对第一街道数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过去40至50年都未遭遇洪水的地区，未来五年内也不太可能发生洪水"[2][6] - 第一街道发言人辩护称，其模型基于透明且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原理构建，并会根据现实结果持续验证[2][6] - 在CRMLS覆盖区域内，洛杉矶山火期间，第一街道地图将90%以上被烧毁房屋标记为最高风险等级，100%受灾房屋被标记为存在风险，表现显著优于官方灾害地图[2][6] 行业对气候风险数据的应用与挑战 - 第一街道气候风险评分最早于2020年出现在Realtor.com平台，目前仍在Realtor.com、Redfin和Homes.com平台显示[1][5] - 官方灾害地图被批评信息过时或低估风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分析显示，面临百年一遇洪水风险的房产数量几乎是FEMA洪水地图标注数量的两倍[2][6] - 投资者、保险公司和各城市继续借助第一街道等公司数据判断气候风险分布区域[3][7] - 房地产和保险业一直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严峻的天气问题，房产科技风投公司Fifth Wall的合伙人指出，各方对气候风险的关注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提出将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投资分析，构建“技术-制度-空间”分析框架，揭示有效投资是技术变革、制度创新与空间优化协同演进的过程[1] 新形势新要求 - 国际发展形势：全球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成为重塑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与重构[3] - 国内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投资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将资本配置到引领未来的领域[4] - 国家战略指引：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有效投资指明方向，强调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2] 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 - 有效投资核心特征为“四新”：指向新产业、驱动新动能、符合新理念、创造新价值，重点从传统铁公基和房地产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5] -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主要产业发展形态[6] - “技术—制度—空间”分析框架中，技术维度是“引擎”，制度维度是“土壤”，空间维度是“载体”，三者良性互动决定投资效果[7] 作用机制和理论逻辑 - 技术引擎铸造机制：投资于研发、转化、人才和工具，推动从0到1突破和从1到10工程化[8] - 制度土壤改良机制：投资于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和释放主体活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9] - 空间载体塑造机制：投资于促进集聚与溢出、强化链接与辐射、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网络化都市圈和城市群[10][11] - 理论基础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12][13] 我国扩大有效投资的进展与挑战 - 总体进展：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24年同比增长8.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和10.2%[14] - 新基建投资布局加快，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制造业技改投资2024年同比增长8%，高于全部投资增速4.8个百分点[14] - 技术维度挑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6.91%，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水平，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畅[18] - 制度维度挑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存在效能困境，知识产权保护仍需强化[19] - 空间维度挑战：区域间同质化竞争严重，中心城市虹吸效应明显，新基建与产业应用脱节[19][20] 构建高效投资生态体系 - 技术维度：优化R&D投资结构，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系统布局转化平台，聚焦未来产业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22][23] - 制度维度：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全链条科创金融体系，构建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服务型政府[24][25] - 空间维度：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核心区域，引导区域差异化投资，推动新基建与新应用深度融合[26][27]

Solo VC模式与埃拉德·吉尔的崛起 - 所谓Solo VC即“风险投资个体户”，在物理层面和法律层面均实现单打独斗，发起人既是唯一成员也是唯一决策者，流程高度简化[3] - Solo VC发起人通常为垂直领域专家，能基于特定领域制定个性化投资组合管理方式，且更具创业心态，行动敏捷，易与创业者合拍[3] - 近年来Solo VC数量大幅增加，募资能力越来越夸张，其中埃拉德·吉尔是最突出的代表[4] 埃拉德·吉尔的创纪录募资与投资业绩 - 埃拉德·吉尔已完成3期Solo VC基金募资，2023年完成的第三期基金募集到10.95亿美元（近80亿元人民币），刷新Solo VC行业纪录[4] - 2025年，埃拉德·吉尔启动第四期基金募集，目标为史无前例的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3亿元），较7月爆料时的15亿至20亿美元目标上调了10亿美元[4][10][11] - 自2008年正式开始风险投资以来，埃拉德·吉尔已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Pinterest、Airbnb种子轮以及Coinbase、Deel、Figma、Notion等知名公司[11][12] - 2025年7月，其参与孵化并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Brain Co，联合孵化方及投资方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旗下的Affinity Partners，人脉网络深厚[12] 2025年风险投资行业募资环境 - 2025年上半年，全美共有238支基金完成募资，总规模为266亿美元，两项统计均下降至十年以来最低水平[8] - 2025年上半年完成募集的基金，中位募集时间达到15.3个月，较2024年的12.6个月大幅延长[8] - 同期只有11支基金募集了5000万美元或以上，LP更专注成长期基金以对冲风险，成长期基金拿走了总募资额的24%，同比增长14%[8][9] 埃拉德·吉尔的策略转变与Solo VC的演变 - 随着基金规模扩大，埃拉德·吉尔投资风格转变，如在“AI+法律”应用Harvey的两轮融资中均进行领投，单笔押注至少2.5亿美元，背离传统Solo VC小额投资惯例[14] - 为应对庞大复杂的被投公司，埃拉德·吉尔已雇佣员工，团队包括4名负责投资的伙伴和6名负责运营和财务的同事，但其仍是唯一GP[16] - 传统Solo VC操作惯例如天使母基金Hypernova为Solo VC设置的出资额度仅为50万至75万美元，东南亚活跃Solo VC瓦西基里单笔投资控制在10万到50万美元[15] - 埃拉德·吉尔习惯使用SPV（特殊利益实体）进行投资，这会使被投企业股权结构管理变得复杂，进一步推动其团队扩张[15][16]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圆桌对谈形式，探讨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分析IDG资本与深创投两家代表性机构的异同、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评价体系差异、行业人际关系本质以及对未来十年的展望 [4][5][6] 深创投与IDG资本的比较分析 - IDG资本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元基金之一，深创投则是本土创投策源地，两者外表差异大但内核相似，均重视硬科技与制造业投资 [9][10] - IDG资本核心合伙人多具体制内工作背景，形成混合文化，既受海外体系训练又保留本土干部作风，如团建时合伙人主动背受伤员工下山 [13][14][16] - 两家机构均抓住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长期趋势，但当前风口周期缩短至2-3年，投资难度增加 [16] - 顶尖机构与人物具备"闪着光"的共性气质，传递强烈确定性，尽管操作路径不同但结果相似 [17][18] 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评价体系演变 - 早期美元基金可参考海外成功模式（如Expedia对应携程），而人民币基金"无作业可抄"，更依赖本土科技与制造业经验 [21][22][28] - 过去行业评价体系受美国价值观主导，偏好"性感"项目（如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导致人民币基金即使投出多个稳健IPO也不如一个明星项目受关注 [23][26][31] - 2015年后评价标准趋同，投中等机构调整权重，更注重流动性、退出能力及对LP的实际回报，而非单纯投资端明星案例 [33][34][36] - 本土原创模式极少，仅阿里巴巴、分众传媒等个别案例无法在海外找到完全对应原型 [27] 风险投资行业的人际关系本质 - 美元基金LP重复投资比例高，合作关系稳定；国内因资本构成复杂（如国资领导更替）、诚信环境待完善，长期合作比例较低 [38][39][43] - 个人层面存在基于信任的长期支持关系，但资金介入后关系性质改变，国内环境更复杂需多年历练才能辨别可靠关系 [40][44][45] - 第三方机构需保持职业距离，避免超过七分亲密关系，以平台身份服务行业而非依赖个人纽带 [45][46] 对行业未来十年的展望 - 普遍认为十年后行业与社会将更好，但人性中的"恶"在竞争激烈时仍会显现，文明进步可能使其表现形式缓和 [50][52][55] - 科技发展可能减少肉身直接接触，情感因素从决策中剥离，肉身间矛盾降低但意识层面冲突可能加剧 [54] - 第三方机构希望未来行业优化中有其贡献，推动评价体系更贴合本土实际需求 [55][56]

年度股东大会(AGM)成为市场关键风向标 - 美元基金的年度股东大会(AGM)集中于四季度举行，是一级市场关键的风向标[2] - 近期超过十家美元基金机构集中召开AGM，机构间出现“抢LP”的现象，活动氛围相比前两年明显热闹[2][3] 美元LP信心回归与资金回流 - 美元LP的信心正在回归，既有中途离场者考虑重返，也有坚定者选择继续深耕[3] - 全球资金对投资中国的兴趣正处于过去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持观望态度的外资LP主动沟通，希望获取更多中国科技公司信息[4] - 例如，新加坡丰隆集团宣布拟通过设立5亿元规模的QFLP基金投资上海科创三期基金，正式布局中国科创板块[4] - 同行之间正互相打听海外LP的联系方式，即便是一个电话号码或一张名片也被视为宝贵的牵线机会[5] 标志性募资事件显示市场回暖 - Monolith砺思资本完成美元二期和人民币一期募资终关，新的双币基金总规模4.88亿美元，其美元基金老LP复投率超过100%，一个月时间就已超募[6] - 源码资本完成6亿美元新一期成长期基金募集，LP主要是产业投资人和少数长期财务投资人的持续支持，基金整体存续期长达25年[6] - 蔡崇信的蓝池资本也开始为旗下PE基金启动对外募资，目标规模7.5亿美元[6] - 这些募资向市场传递了重要信号：能够精准定义并执行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突破策略的基金，重新获得了美元LP的青睐[7] 投资策略转向与人才需求变化 - 投资故事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突破[7] - 美元LP尤其想要加码中国的机器人项目，认为“机器人将来是中国的天下”[7] - 机构对IR（投资者关系）岗位的需求猛增，动作明显比去年活跃，找到一位能打通全球LP网络的IR负责人被视为比投到明星项目更紧迫的任务[7] 海外资金对中国科技资产进行价值重估 - 海外资金愈发意识到中国科技资产的确定性，在AI、新能源、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创新公司正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平等竞争者[8] - 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头部机器人公司在美国，其估值可能会高出五到十倍[8] - 中国拥有完整且成熟的机器人供应链，并受益于丰富的人才储备[8] - 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来自中国，有行业领袖表示“中国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8] 创新药等领域吸引海外资本 - 创新药强势回暖，大量长期资本涌入中国biotech领域，一批专注于医疗健康的美元基金相继完成新期基金募集[9] - 一些国际投资人后悔错失了港股创新药公司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一批中国创新药企业的临床数据很惊艳[9] - 业界认识到中国公司能做得很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供应链国家和消费市场的地位被重新认知[9]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 外部不确定性上升 包括中美贸易争端、俄乌冲突、局部地区争端升级以及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等[1] - 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2/3左右 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超过美国GDP60%的国家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国际竞争格局重构[1] - 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全方位围堵 凸显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紧迫性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巨大空间[1] -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新常态的关键 需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 - 支持经济创新需要五大经济手段和工具：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创新的创投模式、适度克制的二级市场、完善的法治环境、稳定的宏观政策[2] 外部环境与竞争格局 - 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2/3左右 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超过美国GDP60%的国家[1] - 美国市值前十企业中有九家为科技创新型企业 仅英伟达一家市值就相当于中国前十家企业总和的两倍多[1] - 中国市值前十企业中仅两家为科技企业 其余多为金融、能源类国字头企业[1] 国内经济转型驱动 - 中国经济已从2010年前接近两位数的平均增速 进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2] - 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之后 增长斜率逐步下行[2] - 传统增长动力逐步减弱 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2] 支持创新的经济手段与工具 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 科技创新的颠覆性特征离不开包容多元的文化土壤[2] - 超级创业者往往兼具“离经叛道”的特质 这些特质是催生颠覆性创新的关键[2] - 缺乏文化包容 类似马斯克式的创新者的奇思妙想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果[2] 创新的创投模式 - 容忍失败是支持早期创新的核心要素[3] -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多为10年至12年 能够支持“投早投小”[3] -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仅5年至7年 难以承受早期创新的长周期风险[3] - 差异源于资金来源结构：美国95%以上的基金出资人是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机构投资者 中国基金出资人多为国资背景主体 考核机制对失败容忍度较低 易导致投资偏向中后期项目[3] - 广州、深圳等地已出现“百分之百容错率基金” 只要不涉及寻租腐败 投资早期硬科技项目的失败均可包容[3] - 提倡企业风险投资模式 其资金来源于母公司 核心目的是战略布局而非短期财务回报 不需要面临募资退出压力 能够真正实现“投早投小投长投硬”[3] - 中国的BAT、华为、小米等企业已通过CVC布局上下游产业链 形成战略协同生态[3] 适度克制的二级市场 - 提出“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理念 以缓解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短期压力的矛盾[4] - 上市公司高管普遍面临实时股价波动的压力 难以专注长期创新[4] - 理想的支持创新的二级市场应具备三大特征：推行双层股权结构 让专注科技创新的企业创始人通过持股牢牢掌握控制权 避免短期资本干预[4] 控制股票流动性 过高的流动性容易吸引“野蛮人”和追求快进快出的投资者 加剧短期业绩压力[4] 培育长期机构投资者 这类投资者更善于筛选创新企业并进行有效监督 长期资本介入后 企业研发效率往往能得到提升[4] 完善的法治环境 - 法治环境是金融赋能创新的核心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5] - 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能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5] - 跨国数据显示 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国家 企业研发效率和价值越高[5] - 对创业者宽容的劳动法规定能进一步激励创新[5] - 呼吁加快面向创业者的个人破产法立法进程 中国目前仅有企业破产法 缺乏针对商自然人、创业者的个人破产制度 导致不少创业者因创业失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陷入终身债务困境[5] - 深圳、厦门已先后出台相关条例 为创业失败者提供重新起步的机会[5] 稳定的宏观政策 - 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比政策本身更重要[5] - 引用的41个国家数据分析显示 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政策本身的导向差异[5] - 当企业家面临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时 往往会放弃长期投资而选择观望 这与科技创新的长周期属性严重冲突[5]

大湾区文投会概况 - 2025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大会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黄埔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 大会通过“1+8+N”系列活动搭建投融资对接平台 吸引超过100家知名金融投资机构的200多名投资人到会 [1] 吴世春的投资理念与策略 - 提出“投资独角虎”理论 从早期、多维度评判企业基因 而非仅看单一估值 该理论帮助降低了投资风险 [1] - “独角虎”企业的四个评价标准为：细分行业第一名、收入超10亿、利润超1亿、达到A股上市标准 [4] - 在投资决策中更看重“直觉+经验+加码策略” 认为行业研究的作用被高估 [4] - 将投资人分为三类：三流投资人固执于一个观点 二流投资人会思考转变观点 一流投资人能同时思考两个相反观点 强调辩证思考对准确决策的重要性 [5] 对早期投资与创投环境的看法 - 梅花创投坚持“投早投小”的策略 [4] - 认为当前创投环境存在募资难、创业艰、退出周期长的挑战 导致许多同行转向后期投资或转行FA [4] - 坚信早期投资在中国仍是朝阳行业 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总有人能在早期投资中获得回报奇迹 [4] 长期投资与宏观信念 - 长期投资是用时间下重注 若企业愿意为一件事情坚持十年 则竞争对手会很少 成功概率会提高 [4] - 投资需要坚定对国运的认知和信仰 相信科技创新有20年牛市 [4] - 看好中国的四大投资红利：来自国家的政策红利、科技突破的效率红利、00后自信的人心红利、最大市场的规模红利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与动因 - 中国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纳入“十五五”规划远景要求 [1] -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部原因是经济可能呈现中速增长趋势，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1] - 外部原因是中国需要自发提高创新水平，以在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1] 微观层面：创新氛围与创投组织 - 激励科技创新需要包容超级创业者的特质，包括一般优点、中性特质及偏向缺点的特质（如疯狂、孤僻、标新立异）[2] - 必须对创业失败有所包容，研究发现领投VC对失败的容忍度越高，被投企业上市后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更好 [3] - 国有资金是天生耐心资本，但评价机制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导致避险情绪较强，不敢投早投小投长投硬 [2] - 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是企业风险投资（CVC），其资金来源是背后的母公司，用于早期战略布局 [4] - 中国公司如腾讯、阿里、百度、华为及部分上市公司和新兴产业已在布局CVC [4] - CVC相对于传统风投的优势是投资企业长期创新好、成功退出概率高、市场估值高 [4] - CVC的劣势是独立性较差、被投企业可能威胁母公司、存在战略与财务回报冲突、投资经理人激励不足 [4] 中观层面：二级市场环境 - 需要有“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以给予科创企业创始人及创新人员安静空间，避免短期资本干扰 [5][6] - 企业上市虽能降低融资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但也会带来监管层、投资者、媒体关注造成的短期业绩压力 [5][6] - 学术研究表明，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科技创新不利，流动性增加会导致未来三年内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更低 [6] - 长期机构投资者能监督并干预企业，在危机时提供保护，提升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6] 宏观层面：法治与政策环境 - 激励科技创新需要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及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 [7] - 研究41个国家数据发现，政策本身对科技创新无影响，但政策不稳定或不确定对科技创新不利 [7] - 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以给市场形成连续稳定一致的预期 [7]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与动因 - 中国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远景要求[1] -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部原因是经济未来可能呈现中速增长趋势，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 - 外部原因是中国需要自发提高创新水平，以在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1] 微观层面：创新氛围与创投组织形式 - 需要包容超级创业者的特质，包括一般优点、中性特质及偏向缺点的特质，以激发从0到1的创新[4] - 必须对失败有所包容，早期风险投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推动力[4] -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一般为5至7年，短于美国的10至12年，导致国内创投机构多投中后期项目[4] - 国内基金存续期短的重要原因是LP构成不同，美国以追求长期现金流的机构投资者为主，中国则以政府平台、个人和产业资本为主，其中国有资金占主导[5] - 国有资金是耐心资本，但评价机制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导致避险情绪较强，不敢投早投小投长投硬[5] - 领投VC对失败的容忍度越高，被投企业上市后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更好[5] - 企业风险投资（CVC）是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资金来源是母公司自有资金，用于早期战略布局，投资存续期较长[6] - CVC优势是投资企业的长期创新好、成功退出概率高、市场估值高，劣势是独立性差、战略与财务回报冲突、激励不足等[6] 中观层面：二级市场环境 - 需要有“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以避免上市后短期业绩压力与股价波动干扰企业长周期的科技创新[7] - 反敌意收购条款是重要机制，例如AB股同股不同权模式，可增加公司被收购难度，使创始人专注于长期创新[7] - 交错董事会等条款可增加敌意收购者控制企业的成本[8] - 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科技创新不利，可能吸引快速进出的机构投资者，造成短期压力[8] - 有研究表明企业股票流动性增加，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在未来三年内反而更低[9] - 长期机构投资者可监督并干预企业，在危机时提供保护，创造安静环境以提升创新效率和质量[9] - 频繁的信息披露会造成短期业绩压力和管理层“短视”，不利于企业创新[9] 宏观层面：法治环境与政策导向 - 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是激励科技创新的关键，投资者保护越好，国家研发投入和企业投资效率及估值越高[10] - 对创新者“宽容”的劳动法和对债务人“宽容”的个人破产法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10] -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10] - 政策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对科技创新不利，而政策本身影响不大，企业家可调整决策适应政策[11] - 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以给市场形成稳定预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