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解释道，从增长动力看，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预计可支撑经济增长3%以上，全要素生 产率的贡献率预计在2%左右，两者相结合，完全有能力实现5%以上的增长潜力。 要实现这一潜力，关键在于有效应对实际增长与名义增长之间的转化挑战。朱光耀强调，实际增长 率须加上通胀率才构成名义增长率，后者直接决定经济总规模的扩张速度。因此，他建议实施更加积极 有为的宏观政策，并将物价涨幅稳定在2%左右。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9日讯（记者 朱晓航）中国经济网近日在《深谈》节目中专访财政部原副部 长朱光耀。朱光耀在访谈中表示，根据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预计我国在"十五五"规划期间经 济增长的潜力在4.5%到5%之间，甚至更高。 但朱光耀同时强调，我们对此指标并不过度看重。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身 份没有改变。即便未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必须继续奋力前行，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确保如期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责任编辑：王治强 HF013）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 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 ...

宏观经济中长期潜力与结构分化 - 中长期来看 我国经济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1] - 2025年宏观经济总量稳定 但结构分化明显 具体表现为供、需分化以及量、价分化 [1] - 内需偏弱仍是需要2026年政策解决的问题 物价指标是关注内需变化的核心指标 [1] - 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价格 [1] 资产配置与通胀预期 - 资产重构 决胜于“价” [2] - 通胀预期对于居民财富管理至关重要 [2] 全球资产定价框架变化 - 全球经济、货币体系重构 导致黄金、美元、美债等资产的定价框架也发生变化 [3]

政策背景与战略意义 - 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基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 [1] - 在外需不稳的背景下，需充分激发国内需求潜力，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稳定锚，解决需求不足制约经济顺畅循环的突出问题 [1] - 居民消费率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动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高该比率被视为经济更稳定、内生动力更强的标志 [2] -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新的发展环境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需通过高质量发展塑造新竞争优势 [2] - 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提升居民消费率是将发展成果更好惠及群众的体现 [2] 当前消费市场基础与潜力 -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国内市场，内需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1] - “十四五”期间，中国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过去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 [1] - 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1% [1] -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表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内需潜力巨大 [2] 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具体路径 -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重点是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4] - 需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4] - 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以激发消费意愿，推动商品消费实现“从量到质、从有到优”的飞跃，丰富服务消费多元供给 [4] - 优化消费环境，缩短居民劳动时长，让居民愿消费、能消费 [4] - 强化社会保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安全感，让人们敢消费 [4] 优化消费生态与环境 - 应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多领域跨界融合以及平台化发展的新趋势，加快补齐法规指引“空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5] - 需进一步提升市场监管能力 [5] - 应更好统筹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供给革新和需求升级、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5] - 切实紧抓夯实能力、补齐短板、优化环境等重点，加快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6] 强化制度性保障与释放增长潜力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7] - 需加强投资于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7] - 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7] - 通过“破立并举”的系统性改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各类市场障碍，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 [7] -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还需持续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8] - 需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激活内生动力，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经济增长基础 [8]

经济政策导向 - 经济政策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而非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 [4] - 政策重点应从倚重投资转移至提振消费，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关键 [4]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始于1998年，2008年后其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4] 投资与基建 -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双积极”格局，重点多放在基建和房地产 [9] - 高铁等基建项目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不佳，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9] - 新基建需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必要，但5G基站建设投入成本过高，一个基站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且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8] - 资金应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而非过度投入房地产及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 [9] 消费与收入分配 - 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低，居民消费占比从常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 [19] -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15%至20%，变化不大，消费率下降主因是居民消费减少 [19] - 中国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20] - 居民所得减少体现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20] 收入分配机制调整 - 应建立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工资增长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4][21] - 最低工资制度已覆盖全国，但标准设定偏低且各地执行不力，缺乏强制性 [21] - 调整收入分配主要途径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23] - 工资法规应覆盖所有企业，并调节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22]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 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需拿出切实措施重点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 [10]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未充分体现在城镇失业率中 [11] - 很多人到三十五六岁就难以找到工作，企业推行“996”工作制等违反劳动法的制度，政府应当干预 [14]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城镇化进程持续 [13]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 - 房地产热潮兴起与地方政府参与高度相关，土地出让金是地方重要财源 [16] - 房价收入比失衡，副部级官员和普通记者均买不起房，房价不合理 [33] - 治国理政应遵循“量入为出”原则，不靠房地产地方政府过去也能发展得很好 [17] 政策框架与竞争环境 - 短期政策应服务于中长期目标，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8] - “反内卷”政策被部分行业误解，本质是竞争，不应泛泛反对，否则会挫伤市场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头部企业欢迎 [31]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常在于政府拖欠款项，与过去“三角债”问题类似，因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 [30] 经济增长前景 - 每年5%的增长率在全球已属亮眼，但微观感受存在“温差”，需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33] - 若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明确，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经济有望在三至五年内恢复健康发展 [34]

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 经济增长过程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 [2][3] - 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过高或过低会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增速过高表现为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增速过低表现为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2][3] -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较多，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较为严重，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力度已很大 [2] 合理经济增长区间 - 合理经济增长区间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供给增长潜力，经济结构变化潜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源泉 [5] -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起步资金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1952年中国人均GDP仅61美元，而1870年美国人均GDP为726美元，1895年日本为475美元） [6] - 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依靠公有制和计划配置资源，快速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52年17.6%提升至1978年44%） [10][11] 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矛盾与潜力 - 中国式现代化初期存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衡（重工业比重过大）和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失调（1978年城镇化率仅17.9%） [11] -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释放了民生改善需求，带动轻工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经济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12] - 当前中国经济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大（2023年基尼系数0.465）、城乡结构失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50%）、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矛盾 [13] 当前经济供给增长潜力 -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15] - 结构矛盾（如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蕴含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不支持简单对标国际高收入国家增速回落结论 [14] - 中国经济仍处于起飞阶段，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结构变化能量依然显著 [12][14]

美国就业市场结构性变革 - 5月美国非农就业岗位骤减69 6万个 创2020年疫情初期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主要受移民政策剧烈调整影响 [1] - 移民流入急剧减少导致建筑 农业 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面临招工难问题 [3] - 5月新增就业岗位仅13 9万个 失业率却维持在4 2%历史低位 反映劳动力供给萎缩而非需求增长 [3] 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影响 - 短期供需失衡推高工资水平 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3] - 长期移民减少将压低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摩根士丹利预测2024年月均就业增长17万个 2025年降至9万个 2026年进一步下滑至8万个 [3] - 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盈亏平衡就业增长"可能很快降至每月5万个低位 [3] 美联储政策困境与经济预测挑战 - 劳动力市场紧俏要求鹰派政策 但经济增长潜力削弱又需保持政策灵活性 [4] -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200万 2026年150万 远低于2023年330万水平 [4] - 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消费 投资等渠道传导至整体经济 影响远超劳动力市场本身 [4] 市场潜在连锁反应 - 短期劳动力短缺可能支撑美元走强 但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削弱将转化为美元下行压力 [4] - 人为制造的劳动力紧张可能改变美国经济运行轨迹 影响将持续数年 [4]

关税政策与收入影响 -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征收高额关税 包括对中国产品征收145%关税 对加拿大墨西哥多数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 对钢铁铝等行业征收特别关税 并对其他贸易伙伴实施10%基准关税 [2] - 2023年4月美国关税收入达174亿美元 是3月96亿美元收入的近两倍 自1月1日以来累计关税收入超700亿美元 [2] -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十年关税收入累计达8720亿美元 占同期联邦收入的1% 2018年提高关税后年均征收790亿美元 是2013-2017年均值370亿美元的两倍多 [3] 经济政策与市场反应 -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复兴国内制造业 重塑共和党自由市场传统 政策实施过程引发经济不确定性 [3] - 标普500指数实现九日连涨 累计涨幅约10% 创2004年以来最长连涨纪录 抵消4月关税细节公布后的跌幅 [4][5] - 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贸易 减税和去监管政策组合将推动长期投资 声称政策可带来更多就业 增长和关键制造业复苏 [5] 关税对消费者与经济的冲击 - 低收入家庭受关税冲击显著 年收入低于2 86万美元群体额外支出占收入6 2% 高收入群体(年收入超91 49万美元)仅占1 7% 中等收入家庭负担增加5% [6] - 一季度美国GDP环比年率萎缩0 3% 远逊于去年四季度2 4%增速 反映关税政策引发企业及消费者信心下滑 [7] - 高额关税已导致部分美国消费品价格上涨 具体涨幅未披露 [8] 财政与增长预期 - 财长贝森特提出赤字削减计划 称每年减少3000亿美元赤字(占GDP1%)可使四年内GDP增速回归3 5%长期平均水平 并降低国债信用风险 [9] - 贝森特预测政策组合或使明年美国GDP增速接近3% [7] - 美国市场展现抗风险能力 经历多次危机后仍能反弹 被财长称为具有"反脆弱"特性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