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扩大趋势 - 2024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急剧扩大 逆转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收窄趋势 [1] - 外部盈余或赤字若过度可能引发风险 涉及30个最大经济体 [1] - 长期国内失衡、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及贸易紧张局势可能恶化全球风险情绪并加剧金融压力 [1] 关税政策的影响与局限性 - 美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高额进口关税 声称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并纠正长期贸易逆差 [1] - 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产生重大宏观经济影响 更高关税短期内抑制全球需求并推高进口价格加剧通胀压力 [1] - 关税上升对全球失衡影响有限 因同步降低征税国的投资与储蓄 [2] - 关税不确定性可能削弱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并导致美元持续升值 [2] 国内政策扭曲与财政状况 - 过度盈余或赤字源于国内政策扭曲 赤字国实施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 盈余国因社会保障不足导致预防性储蓄过高 [2] - 美国大规模减税和支出法案将在未来10年使财政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 美国公共赤字仍处于危险高位 [2] - 改革必须针对国内驱动因素而非依赖关税 美国需削减巨额财政赤字并控制支出 [2] 美元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 美元指数自1月以来下跌8% 创1973年以来最大半年跌幅 [2] - 美元仍保持主导地位 但地缘经济碎片化可能构成风险 美债需求减弱反映市场对美国财政轨迹的担忧 [2] - 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金融中使用增加 美国作为世界银行家和保险商的角色弱化 替代支付系统和私人数字资产涌现 [2] 全球经济风险与溢出效应 - 全球失衡快速大幅扩大可能产生重大负面跨境溢出效应 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严重混乱的风险属中等 [3] - 各国可能通过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应对失衡 导致地缘经济碎片化加剧 对世界经济的伤害将是持久的 [3]

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研究 核心观点 - 1970-2024年55年间27种大宗商品价格平均每4年出现一次周期变化，衰退期52个月长于繁荣期38个月，三分之二时间处于同步周期[1][29] - 新冠疫情后周期显著缩短：繁荣期从38个月降至24个月，衰退期从54个月减半至23个月，峰峰/谷谷周期从90个月压缩至45个月[16] - 能源转型、地缘冲突和气候因素成为2002年后价格波动新驱动力，取代此前技术革新和市场自由化的稳定作用[15][41] 历史周期特征 - **1970-1985年**：供应冲击主导，能源市场波动剧烈，繁荣期31个月/衰退期更长，振幅达94%[8] - **1986-2001年**：技术革新推动稳定，繁荣期47个月/衰退期56个月，生物技术提升农业生产力[12] - **2002-2024年**：需求冲击为主，中国工业化拉动全球需求，繁荣期35个月/衰退期46个月，金融危机等事件加剧波动[13][14] 代表性商品案例 - **原油**：7次低谷与全球经济衰退相关，2020年4月低谷后因俄乌冲突2022年6月达峰值[25] - **铜**：6次低谷受经济周期影响，2021年5月峰值由清洁能源需求推动，当前受中国地产疲软压制[26] - **小麦**：5次波谷与供应过剩相关，2008年和2022年价格飙升均由地缘冲突和干旱引发[27] - **咖啡**：6次低谷中1977年巴西霜冻致价格涨3倍，2021年霜冻再现推动周期上行[28] 跨品类差异 - **贵金属**：周期最长且多变，避险属性使其繁荣期延长（如黄金在通胀期上涨）[33] - **能源/化肥**：波动最剧烈，欧佩克决策和天然气成本分别主导价格振幅[34] - **农产品**：组内同步性最低（0.63），受局部天气和病害影响显著[36] 同步性机制 - 工业品（基础金属/能源）组内同步性达0.65-0.75，因共同需求驱动和成本关联[35] - 金融化加强联动：全品类平均成对一致性比率0.64，铜/橡胶等工业品达0.7[35][36] 疫情后新趋势 - 价格波动不对称：繁荣期振幅113%高于历史均值89%，衰退期跌幅79%较历史94%更温和[17] - 多重冲击叠加：货币紧缩、中国增长放缓、俄乌冲突共同导致周期频率翻倍[18][42] - 结构性转变：关键矿物（锂/镍）需求激增，极端天气和贸易碎片化持续扰动供应[19][20]

货币政策调整 - 欧洲央行管委马赫鲁夫指出货币政策需要适应新型供给冲击的特性 [1] - 新型供给冲击由地缘经济碎片化引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