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行业概况与发展机遇 -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银行系债转股实施机构，最初承担降杠杆、防风险使命，业务范围已从市场化债转股扩展至股权投资试点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领域[5] - 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已设立AIC机构，兴业、中信、招商、邮储等银行正在加速扩容AIC机构，新机构入场将进一步充实耐心资本[5] - 国家政策明确鼓励壮大耐心资本，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发文扩大AIC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金监总局在2023年9月和2024年3月两次扩大试点范围，为AIC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空间[7] 工银资本业务规模与战略定位 - 工银资本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基金认缴规模超3000亿元，股权投资试点政策放开后与18个试点城市签署基金意向规模超2000亿元，累计设立基金管理规模超900亿元[6] - 公司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为己任，聚焦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加强行司联动和股债结合，协同集团为实体经济注入持续资本力量[6] - 公司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战略投资、稳健投资，从募投管退各环节构建生态圈，与央企、国家级基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等建立广泛合作[10] 科技创新投资布局 - 投资策略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重点布局四大方向：北京/长三角/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家级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新能源储能设备等关键技术领域[8] - 公司大力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未来将在"硬卡替"科技领域加强布局[9] - 通过制度优化高效平衡收益风险和市场开拓，致力于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互动，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9][10]

文章核心观点 - 银行业正从传统信贷模式向生态型科技金融服务商转型 通过“商行+投行”协同、投贷联动等综合金融服务 精准支持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1][2] - 农业银行为赛力斯集团提供金融支持的案例是银行业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缩影 其亮点在于将“单向风险暴露”转化为“双向价值创造” 实现从“融资”到“融智”的价值升级[1][2] -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银行机构需系统性重塑服务体系与风控框架以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题[1][2] 金融支持案例亮点 - 农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逻辑 通过5亿元股权投资导入长期资本 以“商行+投行”协同模式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并加速战略布局[2] - 银行角色从资金供给方转型为贯穿研发、制造、市场扩张全环节的综合服务商 实现对赛力斯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与制造的全链条支持[2] - 该案例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培育规律 深刻理解先进制造业发展阶段 其示范价值在于对科技企业技术周期与产业周期的适配性[2] 对其他银行的借鉴意义 - 科技金融是对金融服务体系、风险管理框架及组织运营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需从债权思维转向权益思维、从抵押逻辑转向成长逻辑[2][3] - 银行应构建投贷联动、债股融合、融智并举的综合金融能力体系 通过投资、基金合作、科创债等多元工具实现全栈式资本覆盖[3] - 风险判断核心需从财务报表前移至技术成熟度、产业生态位及商业化路径 以产业理解力弥补传统抵押担保机制短板[3] 我国金融支持体系现状与优化 - 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与债券融资在科技领域渗透率显著提升 科创债已成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重要低成本工具[4][5] - 政策与市场创新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基础研究 多地通过“股权+贷款”、投贷联动等方式为早期项目提供非抵押融资[5] - 未来需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耐心资本供给 优化风险分担机制 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接力支持体系[5] 银行开展科技金融业务的着力点 - 构建全生命周期产品矩阵 覆盖“研发贷”“知识产权质押贷”“并购贷”等 满足企业不同阶段需求[5] - 打造懂技术、懂产业、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团队 建立基于技术前景、专利价值的非财务评价体系以突破传统风控模式[5][6] - 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科技板”建设 从单一贷款方升级为“发行人+承销商+投资者”三位一体角色[5] - 深化投贷联动机制 与创投机构、政府引导基金协同推广“贷款+外部直投”模式支持早期硬科技企业[5] - 完善“投、贷、债、租、顾”五位一体综合产品体系 深度嵌入产业链生态 推动科技金融从单点支持向链式赋能升级[6]

行业整体态势 - 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已走出“募资寒冬”，市场环境显著回暖，LP出资意愿普遍增强 [1] - 行业迎来情绪与数据同步改善的阶段性拐点 [2] - 行业范式发生根本性转移，GP面临的核心挑战从“如何募资”转变为“如何投资” [4] 募资与LP结构 - 2025年前三季度，机构LP认缴出资规模达1.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全年出资规模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2] - 政策型、产业型及金融机构类LP构成市场主力，占比分别为53%、25%和15% [2] - 国资已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资金力量，占比高达75%~80%，发挥着“压舱石”的关键作用 [2] - 社保基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长期资本的入场，显著改善了市场整体流动性 [2] - 资金来源发生结构性变化，以政府资金、国资、金融资本为主的人民币成为主导 [3] - 政策型LP的投向加速向科创领域集中，今年以来超七成资金流向了科创赛道 [3] - 全国社保基金、AIC和国家级创业基金为代表的“耐心资本”正成为市场中坚力量，其特点是存续期超长、追求合理收益、运作高度市场化 [4] 投资策略与方向 - 资金诉求从市场化财务配置转向国家战略和科技引导属性，并显著“投早、投小” [3] - 行业进入产业资本3.0时代，硬科技成为核心投资方向 [3] - 某头部AIC管理的基金规模自去年9月以来增加50亿元，投资策略从偏好成熟企业转向重点扶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小而美”企业 [3] - 政策型LP明确支持国家级创新主体，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创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及独角兽企业 [3] - 接受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的机构面临巨大压力，需同时完成返投、招商引资及按计划退出等多重任务 [4] - 三、四线城市政府引导基金因软性环境配套不足，难以吸引优质科创项目落地 [4] 退出路径 - 市场改变了以IPO为主要退出渠道的观念，S基金和并购基金正式走向台前 [6]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从拓宽退出渠道、优化退出政策两方面对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作出安排 [5] - 中国寿险行业平均久期缺口约7年，在利率下行背景下，保险资金考虑通过S交易提升当期收益与确定性，并借助折价特性加快资本回收 [6] - 并购能直接做大资产规模、增加发债平台而备受国资青睐 [7] - 国资对S基金态度高度统一，因其能快速兑现收益，绩效优势明显，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绝佳选择 [7] - 并购与存量整合是核心趋势，参与成熟资产整合可获取稳定现金流，并通过结构化设计控制下行风险 [6] - 产业资源获取能力、项目挖掘能力、赋能服务能力及产业整合退出能力成为GP的核心竞争力 [6]

核心观点 - 投中信息CEO杨晓磊认为，一级私募股权市场已走出低谷，拐点已至，对2026年持乐观态度 [1] 募资与退出市场改善 - 2024年前三季度，募资端、投资端与退出端较去年同期显著改善：新设基金与投资额同比增幅均达10%至20%，退出规模同比增长逾100% [3] - 长期资本供给显著增加，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耐心资本”进场提升市场流动性 [3] - 2024年9月以来，五大行设立的AIC基金累计达99只，总规模达1980亿元 [3] - 资金明显向科创领域集中，引发市场对产业承载力和优质早期硬科技企业数量的关注 [3] - 国资出资比例持续攀升，但险资出资规模同比下降，险资已完成一级市场底仓配置，投资策略更趋审慎 [3] - 险资参与基金的“进入时点”更靠后，基本不参与首轮封闭，待业绩显现后才考虑参与后续轮次 [3] 中美VC业绩对比与行业特征 - 投中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市场的业绩兑现程度（DPI与TVPI之比）高于美国 [5] - 基于对2000余只基金的尽职调查数据分析，宏观经济周期与政策导向对基金业绩有直接影响 [5] - 基金投资项目业绩呈现逐步释放特征，2014至2017年新设基金的整体TVPI表现超越此前年份 [5] - 中美市场趋势一致：DPI在第7年达到1倍为优秀水平，第9年达到属常态，印证创业投资属于长期资本范畴 [5] - 社保基金科创基金、国新科创基金等超长期限国资大型基金的运作模式高度契合行业特征，国有资本是行业长期资金来源与“压舱石” [5]

文章核心观点 - 一级私募股权市场拐点已至，创投市场已走出低谷，对2026年持乐观态度 [2] 募资与退出市场改善 - 2024年前三季度募资端和退出端均有极大改善，新设基金与投资额同比增幅达10%至20%，退出规模同比增长逾100% [4][5] - 长期资本供给显著增加，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耐心资本”进场提升市场流动性 [8] - 2024年9月以来，五大行设立的AIC基金累计达99只，总规模达1980亿元 [8] - 资金明显向科创领域集中，引发市场对产业承载力和优质“早小硬”企业数量的关注 [8] - 险资出资规模同比有所下降，已完成一级市场底仓配置，投资策略更趋审慎，参与基金时点更靠后，基本不参与首轮封闭 [8] 中美VC业绩对比 - 中国市场业绩兑现程度（DPI与TVPI之比）高于美国 [9][10] - 2014年投资仍有七成尚未退出 [10] - 宏观经济周期与政策导向对基金业绩有直接影响，基金投资项目业绩呈逐步释放特征 [12] - 2014至2017年新设基金的整体TVPI超越此前年份 [12] - 中美市场业绩趋势一致，DPI在第7年达1倍为优秀水平，第9年达该指标属常态，凸显创业投资需长期耐心资本 [12] - 国资大型基金如社保基金科创基金、国新科创基金运作模式契合行业特征，国有资本是行业稳健发展的“压舱石” [12]

北京高质量发展指数 - 北京高质量发展指数全国领先并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2017年至2023年间指数由0.710上升至0.860 增长幅度为21.13% 年均增长速度为3.25% [1] - 经济、创新、治理三个维度对北京高质量发展贡献度较高 [1] 经济维度表现 - 高级要素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劳动要素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2024年北京市全员劳动生产率达44.4万元/人 居各省区市首位 [1] 创新维度表现 - 科技创新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北京不断加大创新投入 2024年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6.58% 稳居全国第一 [1] 治理维度表现 - 制度改革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中关村示范区50余项先行先试改革配套政策全面落地 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有力抓手 [1] 新质生产力发展 - 北京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在研究期内保持逐年增长 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3% [2] - 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人才引领、技术支撑、要素协同的发展特征 [2] 耐心资本发展 - 北京耐心资本发展指数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2023年达到0.6039 相比2019年提升43.82% 发展动能强劲 [2] - 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对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2]

政策目标与规模 - 辽宁省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各类基金认缴规模力争突破1800亿元，到2030年底力争突破2500亿元 [1] - 政策旨在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构建坚实的资本支撑 [1] 投资方向与主体培育 - 政策核心在于引导资本有效聚集，将资金精准注入辽宁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企业 [4] - 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 [4] - 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鼓励科研机构、创新创业平台及企业风险投资（CVC）发展 [4] - 沈阳、大连将打造区域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并利用自贸试验区平台便利境外资本通过QFLP试点投资 [4] 资金支持与风险管理 - 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支持保险资金、创业投资机构发行债券等拓宽资金来源 [4] - 强化风险容忍与容错免责机制，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尽职免责的容错机制 [4] - 对省级天使类基金，在退出时允许将不高于80%的净收益让渡给基金管理人及其他社会资本方 [5] 基金管理与退出机制 - 推动政府投资基金整合优化，对创业投资类与产业投资类基金实施差异化管理 [5] - 畅通企业境内外上市与并购渠道，鼓励设立并购基金，并提升股权交易市场功能 [5] - 大力推动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发展，支持政府投资基金发起S基金，吸引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布局 [5] 政策影响与生态构建 - 政策系统性地解决了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全链条的痛点 [5] - 政策是对区域创新生态的深度重塑，旨在加速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6]

政策核心目标 - 辽宁省政府发布《关于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包含22条具体举措，旨在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心剂[1] - 政策设定量化目标：到2027年底全省私募基金认缴规模力争突破1800亿元，到2030年底力争突破2500亿元[1] - 政策着力打造多层次、分领域、全周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体系，提升对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1] 投资方向与资本聚集 - 引导资本有效聚集，加大对辽宁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加快核心技术研发突破和产业转化[2] - 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鼓励科研机构、创新创业平台参与创业投资，促进企业风险投资（CVC）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股权投资[2] - 政策与辽宁在半导体设备、工业母机、航空等领域已形成的硬科技产业集群现状相匹配[2] 机构发展与区域布局 - 沈阳、大连市将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吸引国内外知名机构入驻，力争基金认缴规模每年呈两位数增长[3] - 发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便利主权基金等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投资实体企业[3] - 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支持保险机构按市场化原则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并优化风险因子[3] 产投对接与生态建设 - 加大产投对接力度，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加强对接[4] - 畅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对接通道，强化围绕产业链招商图谱的精准招商[4] - 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存量基金整合优化，避免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5] 基金管理与激励机制 - 对创业投资类基金和产业投资类基金实施差异化管理：创投基金政府出资比例可适当提高，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5年；产业投资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0年[6] - 分类提高政府投资基金让利幅度，省级天使类基金退出时可将其净收益扣除门槛收益后不高于80%的部分让渡给管理人和社会资本出资方[6] - 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并建立容错机制和尽职免责原则[5] 退出渠道与市场建设 - 畅通企业境内外上市与并购渠道，推动被投企业纳入“辽宁省上市后备企业库”进行分层培育，鼓励设立并购基金[6] - 提升股权交易市场功能，加强其为被投企业提供登记托管、估值定价、交易转让等金融服务的能力[6] - 大力推动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发展，支持政府投资基金发起设立S基金，推动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加大投资布局，创新交易模式[7]

文章核心观点 - 辽宁省政府发布《关于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具体举措，旨在为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1] - 政策目标为到2027年底全省私募基金认缴规模突破1800亿元，到2030年底突破2500亿元，形成多层次、分领域、全周期的基金体系 [1] - 政策核心在于完善私募基金“募投管退”各环节，打造“投入有方向、退出有渠道”的生态，推动资本有效聚集以支持科技创新 [8][2] 发展目标与规模 - 设定量化目标：到2027年各类基金认缴规模力争突破1800亿元，到2030年力争突破2500亿元 [1] - 目标是基本形成多层次、分领域、全周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并提升市场活跃度 [1] 资本有效聚集与投资方向 - 促进资本“有效聚集”，引导资本进入辽宁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企业 [2] - 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鼓励创投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力度，并促进企业风险投资发展以加快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 [2] - 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如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加大产投对接力度 [2][3] 投资机构集聚与发展 - 沈阳、大连市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吸引国内外知名机构入驻 [2] - 力争基金认缴规模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并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用，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QFLP试点投资实体企业 [2] 资金来源与耐心资本 - 提出“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投资创业投资基金 [3] - 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创投基金，并优化风险因子，同时支持创投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科创债以拓宽资金来源 [3] 风险容忍与容错机制 - 强化风险容忍和容错免责机制，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考核评价体系，不简单以单项目或单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 [5] - 建立容错机制，对基金管理人和国有出资人按尽职免责原则处理，营造“敢投愿投”的氛围 [5] 政府投资基金优化管理 - 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存量基金整合优化，避免在同一行业重复设基金，并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 [5] - 对创业投资类和产业投资类基金实行差异化管理：创投基金政府出资比例可适当提高，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5年；产业投资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0年，要积极撬动社会资本 [5] 让利机制与退出渠道 - 分类提高政府投资基金让利幅度，对于省级天使类基金，允许退出时将净收益扣除门槛收益后不高于80%的部分让渡给管理人和出资方 [7] - 畅通企业境内外上市与并购渠道，推动被投企业纳入上市后备企业库，鼓励设立并购基金 [7] - 提升股权交易市场功能，加强其为被投企业提供登记托管、估值定价等服务的能力 [7] - 大力推动二级市场基金发展，支持政府投资基金发起设立S基金，并推动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加大投资布局 [7]

政策总体目标 - 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投管退”各环节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4] - 到2027年底，全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各类基金认缴规模力争突破1800亿元[4] - 到2030年底，各类基金认缴规模力争突破2500亿元[4] 投资机构发展 - 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引导创投机构加大对辽宁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创新创业平台等参与创业投资[5] - 沈阳、大连市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力争基金认缴规模每年呈两位数增长[5] - 积极争取全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投贷联动[5] 资金募集与融合创新 - 通过专项资金“拨改投”等方式扩大政府投资基金规模，设立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天使类子基金群加快构建[6] - 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系，强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基金管理能力，吸引各类资本参与国资基金设立[6] - 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投资辽宁省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科创债等[6] 投资对接与项目挖掘 - 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与各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加强对接[7] - 依托“创投辽宁”平台优化完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库和创新创业项目库，为被投企业提供项目融资、政策咨询等投后服务[7] - 整合全省股权投融资路演项目，开展多层次、高质量路演活动，加强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联动[7] 基金管理与风险容忍 - 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存量基金整合优化，同一政府原则上不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政府投资基金[8] - 对于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设立天使类基金，允许退出时将取得的净收益扣除门槛收益后不高于80%的部分让渡给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其他社会资本出资方[8] - 优化政府投资基金全链条考核评价体系，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建立容错机制[8] 基金退出渠道 - 推动符合条件的被投企业纳入“辽宁省上市后备企业库”，进行分层分类培育，加快企业上市进程[9] - 推动股权交易市场提升为被投企业登记托管、信息披露、估值定价、交易转让等金融服务质效[9] - 支持政府投资基金发起设立S基金，推动银行理财、保险资金、信托资金等加大对S基金的投资布局[9] 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定位 - 政府投资基金要聚焦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薄弱环节[13] - 产业投资类基金突出支持重点，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创业投资类基金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13] -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可采取合理延长存续期、接续投资等方式[13] 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与运作 - 建立分级审批体系，设立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应报省政府批准，市级基金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报备[14] - 编制辽宁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并根据产业布局情况动态调整，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14] - 加快培育省内优质管理人，支持国有企业下设机构申请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坚持引资与引智并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