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一、生产分工与协作的永恒性：市场作为协调器不可缺席 AI时代，生产的复杂性与专业化程度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因技术的精细化而空前加深。从芯片设 计、算法研发到数据标注、硬件制造，再到应用于千行百业的解决方案，产业链条将更长，节点将更 多，跨界融合将更频繁。这种高度发达的分工网络，需要一个能够高效协调无数分散决策的机制。 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之一，正是通过价格信号，自发地、无时无刻地协调着全球数以亿计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行动。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每个消费者根据价格信号和自身偏好决定 购买什么、购买多少。这个过程无需一个中央机关来指挥，却能在动态中形成秩序。AI可以优化企业 内部的运营（如精益生产、智能仓储），可以提升平台匹配的效率，但它无法替代由无数自主个体通过 价格互动所形成的、对分散知识的利用过程。正如哈耶克所言，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如何利用知识的 问题"，而市场正是利用分散的、默会的局部知识的最佳制度。AI本身不创造新的协调逻辑，它只是嵌 入在市场这一更基础的协调框架中，提升其运行效率的工具。只要分工存在，对分散知识的协调需求就 存在，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核 ...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区域发展长期存在“强省会”或“一城独大”的格局，但近年来政策导向开始转变，明确提出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旨在打破资源过度集中的局面，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5] - “一城独大”模式在中西部省份尤为突出，虽在特定阶段有拉动作用，但也加剧了省内发展失衡、人口流失等问题，培育多个增长极成为必要 [7][10] - 培育省域副中心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其本质是行政力量对资源的再调配，但城市的长远发展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市场机遇，而非单纯依赖行政规划 [15][21] 省会“一城独大”的格局与现状 - “强省会”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区域发展的普遍特点，经济发达省份多呈现“双核驱动”（如广东的广州与深圳）或“三核驱动”（如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省内资源分布相对均衡 [7] - 中西部省份省会“一城独大”现象显著，经济首位度极高：例如银川（53.4%）、长春（53.1%）、西宁（47.1%）的GDP占全省比重均接近或超过一半 [8] - 以吉林省为例，长春的“一城独大”趋势加剧：2000年吉林市GDP（401亿元）接近长春（824亿元）的一半，但到2024年，吉林市GDP（1633亿元）仅为长春（7632亿元）的约五分之一，人口也呈现向省会单极聚集的态势 [10] “一城独大”模式的弊端与影响 - 强省会战略本意为辐射带动全省，但在现实中往往导致资源过度倾斜，拉大省会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造成区域发展失衡 [10] - 资源高度集中抑制了非省会城市的发展机会，包括产业机会、高端服务业和文化活动等，导致人才和人口持续外流至省会 [11][13] - 对于人口大省而言，仅靠省会单一中心无法有效吸纳大部分人口和带动全省经济增长，培育更多增长极具有必要性 [14] 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与实践 - 国家层面自2020年起多次发文，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以规避“一市独大”的弊端 [5] - 目前已有15个省区确立了20多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各省开始注重培育1-3个副中心 [5] - 副中心的选择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实力，常包含平衡地域发展的战略考量，例如陕西选择宝鸡和延安而非GDP更高的榆林，山东选择临沂作为副中心之一 [16] 实施省域分权与培育副中心的挑战 - 培育副中心本质上是行政力量对资源的再配置，可能形成新的层级，并限制其他城市的发展天花板 [20] - 行政规划与市场发展可能存在脱节，例如河南虽确立洛阳、南阳为副中心，但实际快速崛起的是郑州航空港区（2024年GDP 1376亿元，增速13%）和依托内河航运的周口（2024年GDP增速9.1%） [20][21] - 财政与行政体制改革（如“省直管县”）在缺乏强劲县域经济基础的地区，可能加剧经济活动的分散，反而不利于集聚效应和长远增长 [19] 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 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崛起的城市（如义乌、张家港）往往突破了原有行政级别的框框，其核心动力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并抓住市场机遇 [21] - 城市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调配资源，关键在于本地能否利用自身条件（如交通枢纽、产业基础）实现创新升级 [20][21] - 高效的资源配置需要在公平与效率、行政规划与市场规律之间取得平衡，最终实现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与共享繁荣 [14][17]

文章核心观点 - 通过比较前苏联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模式 分析以行政指令和资源投入驱动的总量追求模式存在效率低下和忽视民生的根本缺陷 警示经济增长需从资源投入型转向效率驱动型 内生动力源于居民部门富足 [2][3][6][10] 经济模式与效率对比 - 前苏联经济模式为资源驱动型计划模式 依赖资源投入和资本注入 而美国为市场驱动模式 以效率为先通过价格体系调节资源流向 [6] - 前苏联每创造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2.5倍 形成越生产越浪费的恶性循环 [7] - 前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5% 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8] -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资源驱动特征 每创造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1.8倍至3倍 [7] GDP总量竞争与结构性失衡 - 前苏联在1957年宣布二十年内GDP超过美国 1975年其官方统计GDP占美国比重达67% 但此后失去可持续性 1991年占比降至12.12% [6] - 计划经济可计划供应端完成GDP目标 但无法计划需求端 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8] - 上世纪70年代美苏人口规模相近（美国2.04亿 前苏联约2亿）但前苏联人均GDP始终维持在美国的30%左右 呈现国强民不富现象 [8] - 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资源型产品和低端制造品为主 服务类高附加值出口占比极低 例如苹果手机利润分配中 美国占58.5% 中国仅占1.8%但组装环节计入GDP形成可观数字 [8] 体制差异与执行结果 - 权力集中政体拥有强大执行力和动员力 如前苏联的玉米计划和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 但前苏联玉米计划最终有62%的田地颗粒无收 [3][5] - 权力分散政体政府效率相对较低 但权力制衡刚性更强 自带试错机制 能避免一条路走到黑 [5] 教训与警示 - 以行政指令为中心、重GDP总量竞争的经济模式会牺牲民生 偏离经济本质目的 陷入越投资越低效的困境并最终失去民心 [10] - 健康的竞争必须从资源投入型转向效率驱动型 经济的内生动力源于居民部门的富足 [10]

历史背景 - 第三套人民币流通时间长达38年，自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至2000年7月1日退出流通，是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2] - 该套货币诞生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穿了中国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时期，见证了从票证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商品流通的经济变迁 [2] - 票面设计如10元券“大团结”和5元券“炼钢工人”体现了“工业立国”和“集体主义”的时代精神 [2] 珍藏册构成：纸钞部分 - 10元券（大团结）票面主景为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流通广泛但品相完好的早期版本仍具收藏价值 [5] - 5元券（炼钢工人）以其“工业美学”设计和精湛防伪技术深受藏家喜爱 [5] - 2元券（车工）有“古币水印”和“五星水印”两个版别，其中“古币水印”版存世稀少，市场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8] - 1元券（女拖拉机手）有“三罗马”“二罗马”“五星水印”“古币水印”等多个版别，市场表现差异明显 [8] - 5角券（纺织女工）的“平版”“凸版”“水印”版别区分是收藏重点 [8] - 2角券（长江大桥）有“凸版”“平版”两个版别，“凸版”因印刷工艺特殊收藏价值更高 [11] - 1角券有多个版别，其中“背绿水印”1角存世量极罕，是第三套人民币的“币王”，市场价格动辄数十万元 [11] - 5分、2分、1分辅券有“长号”和“无号”之分，“长号”分券因发行量少、存世稀，是分券收藏的“天花板” [11] 珍藏册构成：硬币部分 - 珍藏册收录的硬分币采用铝镁合金材质，发行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11] - 1979年、1980年、1981年的5分、2分、1分硬币（即“五大天王”）因未公开流通、存世稀少，是硬分币收藏的顶级品种 [11] 收藏价值 - 收藏价值源于历史意义、艺术价值与市场稀缺性的三重叠加 [14] - 根据2025年市场行情，一套品相上乘的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含“背绿水印1角”等珍稀品种）市场价格已突破50万元 [17][18] - 收藏需重点辨别真伪、关注品相、重视版别，不同版别的市场价格差异可能高达数倍 [18] 文化意义 - 票面人物和图案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劳动光荣”“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和“工业立国、农业固本”的路径探索 [18] - 在经济史研究层面，该套货币是分析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流通、物价水平、产业结构的一手资料 [21] - 在收藏文化层面，它推动了民间收藏热与货币文化普及，促使收藏者从“猎奇式收藏”转向“研究式收藏” [21]

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与作用 - 通过体制和政策优势落差形成资源聚集洼地 有效配置稀缺资源 实现发展突破并带动全国发展 [2][3] - 经济特区最初吸收最多的是内资和内地人才 转移最多的是内陆技术 而非外资和国外资源 [4] - 经济特区结束了计划经济下撒胡椒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 通过市场落差实现优质资源的重新配置和高效利用 [5] 对外贸易与相对优势利用 - 经济特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 充分利用劳动力等相对充裕资源 突破窄小市场局限 [6] - 特区设在沿海地区有利于对接国际市场 深圳毗邻香港具有得天独厚条件 加工贸易和出口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特区 [6] - 经济特区成为全国农民工最早流动转移和聚集的地区 使全国资源得以更充分有效利用 [7] 稀缺要素引进与禀赋结构改变 - 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 外企以及管理技术人才要素 弥补增长要素不足 [8] - 特区率先引进资本 技术 管理知识 市场渠道和企业制度等稀少要素 改变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并提升产业结构 [9] - 经济特区因此成为高新技术相对发达的地区 [9] 体制改革与信息传递机制 - 经济特区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市场取向利益主体 改变利益格局 有利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 [9] - 外贸活动和引进外资外企过程吸收信息与知识 增大制度知识与信息量 [9] - 特区率先获得完全制度信息 通过示范作用外溢到全国 减少改革不协调成本 [10] 发展阶段演进与持续探索功能 - 经济特区最先面对收入差距 城市化矛盾 土地制度 社会保障和环境污染等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 [11] - 特区为全国处理这些问题提供经验教训和示范 具有持久存在意义 [12] - 深圳被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实施综合试点改革 体现经济特区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功能 [12]

国民富裕与经济发展 - 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现在50%的水平 但这一预测是统计学推断而非科学结论 [2] - 当前重点应是如何提前实现人均GDP目标而非立即追求共同富裕 [2] - 2050年即使实现人均GDP目标 中国与富裕国家仍有显著差距 因人均GDP反映生产总量而非居民实际收入 [4]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 - 2023年中国人均工资在GDP中占比24.4% 远低于美国的42.59% [4] -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比北欧国家低10倍 [4] - 中国基尼系数0.491显著高于北欧国家平均水平0.3 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更大 [4]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 - 王小鲁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不应归咎于市场经济 主张先做大蛋糕再通过制度分配 [6] - 两极分化存在于所有经济体 市场经济下富人变富不必然导致穷人更穷 北欧是例证 [7] - 计划经济下官员变富而穷人更穷 因商品稀缺 朝鲜是例证 [7] 税收与民生保障 - 累进税制本质是追求帕累托平衡而非剥夺 税收使用效率影响居民收入占比 [8] - 计划经济缺乏成功案例 其优越性仅是假设而非科学论证 [8] - 市场经济自身是否具备抑制两极分化的手段仍是待解问题 [9]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语义辨析 - 计划经济不等于"有计划的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无计划的经济"，两者存在普遍的望文生义错误[1][3] 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 - 计划经济核心是命令与权力体系，由极少数人或单个主体为千万市场主体制定计划[4] - 依赖行政权力等级下沉和自上而下的指令实现资源配置，其核心价值取向在于行政指令而非计划本身[4][6] - 表现为办公室精英主导的"我说了算的经济"，通过权威主义推行政策[6] - 属于人治经济模式，资源配置依赖行政审批而非市场机制，如八十年代承包航线需盖一百多个章[6][7]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 市场经济是市场主体与消费者自主决策的经济体系[9] - 以动态价格体系作为资源配置中枢，行政干预手段如限跌令、限涨令基本无效[9] - 本质上属于法治经济，依赖全民公约形成的共同准则约束行政权和公权力[11] 两种经济体系的对比 - 计划经济易出现政策失灵和不确定性，如下级不作为或自主权过大会导致隐形债务和GDP虚增等问题[6] -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源调配，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9][11] - 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人治经济（行政指令主导），后者是法治经济（规则公约主导）[11]

媒体集团合作 - 日本经济新闻社与金融时报于2015年11月合并为同一家媒体集团，旨在推动"高品质、最强大的经济新闻学" [1] - 两家报社通过共同特辑和文章互换等方式在广泛领域展开协作 [1] - 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FT中文网是其唯一的中文商业财经网站，专注于为中国商业菁英提供深度分析和评论 [2] 特朗普政策分析 - 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但其政策以现金最大化为目的，忽视公共物品价值 [3] - 特朗普将企业治理经验应用于政府复杂系统，可能导致政策偏差，类似计划经济的设计失败 [4] - 经济学家盛洪指出，简单系统（企业）的成功经验不适用于复杂系统（政府治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