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 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2008—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9.9%，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 [3] - 2020—202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4.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 [3] - 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显著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4] - 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 [5] - 2013—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为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7.0%，民生支出占比从35.1%上升至40.7% [5] - 2024年末出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推动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和市场化转型，缓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7]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平衡财政理念下赤字率常年不超过3%，导致隐性债务风险防控难度加大 [8] - 新旧动能转换、房地产市场低迷、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增收困难，土地财政转型紧迫性加大 [9] - 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但税收政策对新业态适应性不足，造成税收流失和社会不公 [9] -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富先老"对财政体系带来医疗、养老、社保等支出刚性上升的冲击 [10] - 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产业链重塑、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上升，财政政策需增强应对能力 [11] -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 [12] - 财政支出结构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导致供需失衡和需求不足 [13] -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17年，市场难以识别政策信号，"积极"二字改善预期作用有限 [14]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五个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联邦政府疫情期间赤字率平均达10.9% [17] - 提高债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形成国债、地方一般债和地方专项债各司其职的债务格局，适当提高国债占比 [18] - 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加强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评估与监测，完善资本预算和债务预算 [19] - 增强税收体系对新业态匹配程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技术性失业，优化教育投入促进劳动力技能转型 [20] - 加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元化养老服务形式，加大对托底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投入 [20] - 财政政策优化重点转向以支出端政策为主、收入端政策为辅，财政支出具有乘数效应 [22] - 实施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清理不必要税收优惠，提高关键领域政策精准性 [23] - 支出政策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并加力提振消费 [25] - 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传递更明确信号 [26]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 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2008-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9.9%，远超同期世界经济1.7%的增速；2020-202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4.7%，高于世界2.3% [3] - 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倾斜，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4] - 民生支出显著增长，2023年农村低保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标准提高45.4%；2013-2023年民生支出年均增速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的增速 [5] - 重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2024年末出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 [7] 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 平衡财政理念影响较深，赤字率常年不超过3%，导致隐性债务风险增加 [8] - 财政收入增收困难，土地财政转型紧迫；民生支出刚性上升，部分地方政府仍依赖投资拉动增长 [9] - 税收政策对新业态适应性不足，数字经济带来技术性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风险 [9] - 人口老龄化冲击财政体系，医疗养老需求增长，社保基金补助规模攀升 [10] - 减税降费效果边际递减，2024年宏观税负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 [12] - 财政支出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需求端政策不足 [13] - 政策表述缺乏清晰信号，"积极财政政策"内涵模糊影响预期管理 [14][15]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方向 - 财政理念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突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疫情期间赤字率平均达10.9% [16][17] - 提高债务使用效能，形成国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各司其职的格局，减少对专项债过度依赖 [18] - 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加强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完善资本预算和债务预算制度 [19] - 增强税收体系对新业态匹配度，加强数字经济下失业保障和技能培训 [20] - 应对老龄化需加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20] - 财政政策重点从收入端转向支出端，支出政策直接拉动需求并具有乘数效应 [22] - 宏观税负保持稳定，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型转向效率型，清理不必要税收优惠 [23] - 支出结构优化，增加家庭补贴和社会福利投入，投资方向与人口流动、安全需求挂钩 [24][25] - 建议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狭义赤字率提高至4.0%以释放明确信号 [26]

韩国人口危机现状 - 2023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 72 为全球最低水平 不到OECD平均水平1 6的一半 [1] - 韩国老龄化速度全球最快 预计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从2023年的17 9%翻倍至40 1% [1] - 同期20岁以下人口比例将从16%减半至8% 75岁及以上人口增速更快 [1] 经济与社会影响 - 老年抚养比将从2023年的28%升至2050年的44% 2082年将达117% 居OECD首位 [1] - 第二次婴儿潮一代(1964-1974年出生)退休将导致未来十年GDP增长每年减少0 38个百分点 [1] - 韩国老年人贫困率OECD最高 40%生活在贫困线下 国家养老金体系薄弱(雇员雇主各缴4 5%工资) [2] 劳动力市场问题 - 55-64岁韩国人仅37%仍在工作 实际平均49 4岁失去主要工作 远低于官方60岁退休年龄 [2] - 资深员工工资达起薪3倍(日本2 3倍 欧盟1 7倍) 私企普遍通过非正规合同或变相裁员降低人力成本 [2] 国际政策对比 - 日本通过阶梯式政策将60多岁就业率提升至63%(2023年)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至70岁等举措 [3] - 韩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 缺乏连贯政策应对快速老龄化 [3]

人口老龄化趋势 -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2024年末60岁以上人口达3.1亿 占总人口22% [3] - 老年人口25年间从1.3亿增至3.1亿 预计未来25年将超过5亿 [3] - 老龄化成因包括医疗条件改善 生活水平提高 出生人口减少和预期寿命延长 [3] 银发经济机遇 - 银发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和新动能 [2][3] - 老年人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 将重塑中国经济版图 [3] - 中央已出台积极应对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从财富储备等五个方面进行布局 [3] 老年群体细分需求 - 活力老人需要社会参与和多彩人生 多数不需要养老院 [4] - 高龄老人更需要医疗护理 康复服务及人文关怀 [4] - 失能老人占老年人口4.5%约1350万人 半失能占7.1%约2200万人 专业照护需求刚性 [4] 产品服务差异化 - 高端客户需求品质化 个性化甚至定制化 [4] - 中低收入群体更需要价格合理 质量可靠的普惠养老产品 [4] - 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迫切 约20%-30%老年人跌倒 其中40%多发生在家庭 [5] 社区服务需求分布 - 上门医疗服务需求排名第一占比29% [5] - 住餐服务和文化娱乐需求各占21% [5] - 老年健康教育和家庭服务需求相对较低 [5] 产业发展现状 - 银发经济领域企业数量达51万多家 创新空间巨大 [5] - 加装电梯成为重要产业机遇 可改善老年人生活品质 [5] - 老年人需求呈现多层次 多样化特征 企业发展战略需考虑老龄化趋势 [3]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应对外生冲击促进经济稳定，2008 - 201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9.9%，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2020 - 2023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4.7%，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7] - 激发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8] - 增强社会民生兜底保障作用，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2013 - 2023年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占比从35.1%升至40.7%[9] - 防范系统性财政风险，2024年末一揽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和隐性债务风险将缓解[10] 积极财政政策待解决问题 - 强调当期财政平衡，影响中长期财政经济风险，我国赤字率常年不超3%，易加大隐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难度[11] - 应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挑战的系统性、有效性不足，包括财政运行紧平衡、对数字经济适应性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系统性弱、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待提升[15] -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宏观税负亟待稳定，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17] - 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倾向仍存在[19] - 财政政策稳定预期和强化预期管理作用有待增强，“积极”表述难传递扩张属性，部分地区财政政策实际紧缩[20]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疫情期间（2020 - 2022财年）赤字率平均达10.9%[21][22] - 财政政策目标兼顾短期经济稳定与中长期挑战应对，包括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应对数字经济和人口老龄化风险、防范外部风险[23] - 由注重收入政策转向以支出政策为主，推动收入政策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优化支出政策激发有效需求[28][29] - 支出端政策优化结构，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加力提振消费[30] - 更好发挥财政稳定预期作用，改“积极财政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31]

经济大循环视角下的投资与消费 - 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PPI自2012年底以来大部分时间为负值[2] - 出口价格指数过去两年下跌约15%，预计今年出口负增长，加剧产能过剩问题[3][5]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1%，远超人口占比17.5%，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具有必然性[5][6] - 民间投资增速长期低迷，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约-10%，地方政府债务增速达GDP增速三倍以上[8] 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潜力 - 中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不足40%，显著低于美国68%、日本55%、印度60%[9] -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存在统计差异：抽样调查显示43-44%，资金流量表显示60%，可能反映中低收入群体占比严重偏低[9][10] - 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假设当前30%），可带来2500亿元消费增量[10] - 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需超5%才能支撑GDP增长目标，但2022年仅3.5%[13]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 - 地方政府承担85%财政支出，中央仅15%，远低于西方国家50%以上的中央支出占比[14] - GDP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偏好投资（资本形成占GDP42%），因消费拉动见效慢且缺乏抓手[14] - 光伏、锂电池、新能源车、功率半导体等领域产能已超全球需求总和，反映同质化投资问题[15] - "投资于人"政策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医疗、教育、养老等人力资本投入[17] 人口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 -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21年超14%，2030年将达20%，老龄化速度快于日本（12年）、法国（24年）[18][21] - 基础设施投资需顺应人口流动趋势，10余省份投资乘数已小于1，主要位于人口净流出区域[24][25] - 服务业就业占比美国达83%，德国日本70%，发展服务消费符合老龄化与人口集聚趋势[26] - 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规模全球领先（高铁占60%），但城投债回报率从2011年2.23%降至2023年0.46%[25]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2008 - 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达9.9%，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1.7%；2020 - 2023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4.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2.3%[5] - 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激发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6] - 2023年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较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2013 - 2023年民生相关支出平均增速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占比从35.1%升至40.7%[7] - 2024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及城投公司转型缓解地方化债压力和隐性债务风险[8] 积极财政政策待解决问题 - 平衡财政理念下，赤字率常年不超3%，加大隐性债务风险防控难度，且难以保证财政可持续性[9][10] - 中长期财政运行紧平衡，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适应性不足，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有待提升[11][12] -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减税降费效果边际递减，宏观税负亟待稳定[13] - 财政支出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供需易失衡，消费提振不足[14] -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17年，市场难识别政策信号，部分地区财政政策实际紧缩，影响执行效果[15]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疫情期间（2020 - 2022财年）赤字率平均达10.9%[17] - 财政政策目标兼顾短期稳定与中长期挑战，包括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应对数字经济和人口老龄化、防范外部风险[18][19][20][21] - 财政政策以支出政策为主，收入政策转向效率效果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22][23] - 支出端政策优化结构，转向供给需求、企业家庭、投资消费并重[24] - 改“积极财政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稳定预期[25]

主题十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应对 - 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与日本青山大学杰出客座教授参与讨论[2][3] -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参与讨论[6] - 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董克用参与讨论[9][10] - 欧洲保险业联合会前主席塞尔吉奥·巴比诺特参与讨论[13]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MBA教育中心主任魏晨参与讨论[15][16] 主题十二：普惠金融促进包容共进 - 普惠金融联盟政策管理负责人阿里·基亚祖丁·穆罕默德参与讨论[18][19]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王忠民参与讨论[21]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参与讨论[23] -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参与讨论[25] - AFI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运营官参与讨论[27] 主题十三：金融助力文化和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 -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参与讨论[29][30]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参与讨论[32] -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参与讨论[34] - 中国动漫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参与讨论[36] - 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智慧文旅负责人参与讨论[38]

韩国地方政府结婚奖励政策 - 釜山市沙下区为相亲成功并结婚的年轻人提供最高2000万韩元奖励 并报销50万韩元约会经费 100万韩元订婚活动经费及1000万韩元蜜月旅行支出 [1] - 庆尚南道居昌郡居民结婚后可连续三年每年获得60万韩元奖励 河东郡将结婚奖励从500万韩元提高至600万韩元 [1] - 江原道 庆尚南道部分地区为新婚夫妇提供100万至200万韩元结婚补贴 [2] - 首尔计划从10月起为新婚夫妇一次性提供100万韩元"婚姻启动基金" 该市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0 58 为韩国最低 [3] - 京畿道计划从6月起为19至39岁新婚夫妇提供类似奖励 [4] 政策实施效果 - 庆尚南道晋州市2021年起发放50万韩元结婚补助金 但结婚率无显著变化 [5] - 全罗北道长水郡实施8年1000万韩元结婚奖励机制 仅2023和2024年结婚率短暂上升 总体呈下降趋势 [5] 专家观点与社会背景 - 专家认为仅靠现金激励不足 需创造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社会环境并减轻民众负担 [6] - 韩国社会晚婚不婚现象增多 因就业形势严峻 房价高企及社会观念变化 生育率持续下降 [6]

论坛背景与核心议题 - 2025年5月17日至18日，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深圳召开，主题论坛十一聚焦“人口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深入探讨全球养老金融体系建设 [1] - 论坛核心观点为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深层影响，需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寻找制度应对路径，构建适应未来社会形态的养老金融基础设施 [1][7] 全球老龄化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 -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未来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医疗、经济与金融挑战，人类寿命持续延长对养老保障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7] - 快速老龄化与低出生率通过抑制技术采纳、资源错配和创新能力下降等多重渠道影响经济发展，日本当前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生产率下滑 [10] - 养老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受制于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应通过资源再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并肯定延迟退休、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积极成效 [10] 中国养老金体系现状与改革方向 - 中国养老金发展面临三大突出问题：三支柱体系发展不均衡；养老金待遇城乡、区域差距明显，农业人口受益偏低；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目前仅有不到10%的企业员工有企业年金 [16] -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一项面向全体劳动者、由政策支持和市场化运作的普惠性制度，应重点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增强其养老保障预期与社会韧性 [13] - 建议通过加强税收激励、简化参保流程来推动第二支柱发展，特别支持中小企业建立年金计划，允许企业根据员工意愿灵活设立，避免“一刀切”要求全员加入 [16] 金融机构与产品的发展路径 - 金融机构需聚焦长期投资属性，开发收益稳健、期限匹配的养老产品，并加强产品适配性与投资者保护机制 [13] - 建议设立默认资产配置规则，引导科学投资行为，监管层应推动金融机构“让利于民”，在保障安全性基础上提升产品收益与服务质量 [13] - 金融机构开发的产品应注重激励机制和灵活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提升个人参与度至关重要，并应强化生命周期资产配置理念 [19] 国际经验借鉴与政策协同 - 欧洲养老金三支柱体系与中国类似，但更注重激励机制和产品灵活性，欧洲正推动佣金限制、金融教育和费用披露改革以应对成本高企和透明度不足的问题 [19] - 欧洲通过政策激励，利用养老金作为“耐心资本”推动绿色转型和ESG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养老金体系应平衡监管约束与客户价值 [19] - 面对全球共同挑战，中国应主动借鉴国际经验，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市场机制与监管制度的协同作用，构建契合未来社会形态的养老金融生态体系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