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核心内容 - 国务院明确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财政部教育部配套修订资金管理办法将大班免保教费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1] - 政策以精准减负、渐进扩面、多元共担为核心思路，聚焦免除保教费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分阶段实施防范财政风险，创新民办园补助机制扩大普惠覆盖[1] 财政可持续机制 - 仅免除保育教育费保留伙食费等弹性支出，确保财政资金精准投向普惠性教育服务核心成本[2] - 建立中央转移支付支持薄弱地区、省级统筹、市县落实的三级责任共担体系，对民办园实施"差额补助"按公办标准补足收入缺口[2] - 采取"学前一年免费先行、逐步拓展年限"渐进策略，2025年实现全国学前一年免费，为经济发达地区后续试点预留空间[2] 普惠性实施路径 - 中央财政通过动态调整补助标准重点倾斜欠发达地区，西部省份可获得更高比例补贴[3] - 建立特殊群体兜底机制，地方政府可探索困境儿童"保教费、伙食费"全免政策，中央财政按资助效果奖补[3] - 政府通过补差价和限价提质将占总量53.48%的民办园转化为普惠资源，形成"基础政府保底、特色市场补充"供给范式[3] 质量保障体系 - 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以稳定师资[4] - 强化省级统筹和地方主责监管体系，建立普惠性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并压实市县监管责任[4] - 构建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钱随人走"精准拨款，动态监测资源缺口优化配置[4]

行业投资评级 - 银行行业评级为看好（维持）[4] 核心观点 - 恢复征收增值税对银行利润影响有限，更多关注资产配置变化[2] -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宽货币有望延续，全社会预期回报率中长期趋于下行，低波红利策略有效性料延续[3][29] - 公募改革导致银行配置偏离风格回归的预期，有望助力银行跑出超额收益[3][29] - 保险预定利率于25Q3再度下调，险资股息率容忍度有望进一步抬升，呵护银行绝对收益[3][29] - 银行业基本面25Q2环比25Q1边际将有所改善，主要是其他非息收入增长压力的缓解[3][29] 税率关键变化 - 国债、地方债、金融债（含政金债）利息收入均将恢复征收增值税，银行等自营机构增值税率恢复至6%[7][8] - 公募基金、非公募资管产品增值税率恢复至3%[7][8] - 同业存单预计继续免税[7][8] - 2025年8月8日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新老划断思路清晰[7][8] - 增值税调整后的实际税负影响为6.34%[7][9] 政策背景与目的 - 落实公平统一税收制度的改革目标，体现税收中性原则，有利于债券定价向风险收益原则回归[11] - 财政可持续的需要，截至6月末测算广义财政缺口约5.3万亿元，处于2019年以来最高水平[12][13] - 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要求，改善债券市场流动性、丰富投资者结构，国债收益率曲线有望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定价基准作用[14] 对银行业影响：资产配置变化 - 涉及券种的修正后收益率降幅基本在8-13BP之间，短期被动抬升贷款投放性价比[15][17] - 税收成本变化对应不同程度票息补偿要求，地方债、国债受冲击更明显，政金债略低，自营委外动力或增强[15] - 信用债、同业存单税率未变化，对银行自营配置吸引力或有抬升[15] - 政策新老划断理论上导致新老券利差走阔，票息补偿需求满足程度依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情况[15] 对银行业影响：利润冲击测算 - 存量视角面向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24A）受负向影响约3.6%[19][21] - 新券视角面向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24A）受负向影响仅0.15%[20][21] - 存量视角面向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24A）受负向冲击约3.5%，其中国有行相对受损较多，农商行受影响较小[22][24] - 增量视角面向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24A）受负向冲击约0.5%，国有行受损最明显，农商行最微弱[23][25] 投资建议与标的 - 关注两条投资主线：基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布局高股息品种，建议关注建设银行(601939)、工商银行(601398)、招商银行(600036)；基本面确定的中小行，建议关注兴业银行(601166)、中信银行(601998)、南京银行(601009)、江苏银行(600919)、杭州银行(600926)[3][30]

货币本质与经济增长 - 货币被视为特殊资本形式，在经济繁荣与危机中起关键作用，需结合历史案例和理论分析构建货币理论体系[4] - 国家需根据潜在投资机会决定货币供应量，当市场融资不足时应增发货币以支持经济繁荣，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印证此观点[5] - 国家层面货币增发对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例如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中通过增发货币增强经济实力，缺乏此类措施可能导致长期通缩（如日本"失去的30年"）[6] 全球经济重塑路径 - 解决全球性问题需国际合作，三大方案包括：推动包容性技术进步、构建新宏观经济理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8] - 经济增长需重新定义价值测算方式，传统财务报表应加入社会效应权重，立法强制要求或成为趋势[9] - "去增长运动"主张收缩经济规模不可行，应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保留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与减贫成果[10] 财政与货币协同机制 - 财政政策是货币源头和金融风险防线，需与货币政策协同保障经济平稳运行[13] - 政府债务认知从"债务是恶"转向认可长期合理性，欧盟设60%负债率上限，但实践否定90%临界点理论[14] -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可持续性取决于实际资源限制（如通胀），政府债务兼具融资功能和金融属性（提供无风险资产和定价基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