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 特朗普2.0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核心观点迥异于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的世界观和安全观 其根本目的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转变为维护“核心国家利益” [1] - 报告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在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与国内政治极化影响下的摇摆不定 历经特朗普首个任期、拜登政府及特朗普2.0三届政府的三份报告在内容与基调上存在显著差异 [1] 对全球性挑战的态度变化 - 特朗普1.0版报告虽批评全球气候议程 但仍提出在该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 [2] - 拜登政府2022年报告将气候变化置于全球性挑战之首 [2] - 特朗普新版报告则将全球性挑战视为“需要避免的负担” [2] 对盟友伙伴的定位变化 - 2017年特朗普报告承认同盟体系是美国的“宝贵优势” 但呼吁北约盟友提高军费开支 [2] - 拜登政府将“构建最广泛的盟友与伙伴联盟”作为外交政策重点 [2] - 特朗普新版报告显现出将盟友“工具化”趋势 尖锐批评欧洲盟友内政外交 并反对北约持续扩张 [2] 对美俄关系的立场变化 - 2017年特朗普报告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 [2] - 2022年拜登政府报告将俄罗斯视为“重大威胁” [2] - 特朗普新版报告对俄罗斯的定义“温和”许多 鲜有批评 并期望与俄重建战略稳定 [2] 战略优先地区的变化 - 2017年报告对西半球着墨不多 [2] - 拜登政府2022年报告提出“西半球对美国的直接影响超过任何其他地区” [2] - 特朗普新版报告将毒品贩运、非法移民等议题提到更重要层级 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 预示拉美政策将更强调势力范围和强权逻辑 [2] 战略延续性：维护美国优势地位 - 三份报告延续的主线是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尤其重视大国军事竞争和国内经济安全 [3] - 在军事方面 三份报告都强调提升军事实力 2017年报告提出重建军队、强化核威慑并将太空作为重点竞争领域 2022年报告突出“一体化威慑”并推动核力量现代化 新版报告提出重振国防工业、开发新一代“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并确保“最强大”核威慑 [3] - 在经济安全方面 三份报告具有一定延续性 2017年报告力推制造业回流 2022年报告强调供应链安全 新版报告提出再工业化、供应链“去风险”等 美国将高科技、制造业、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视为战略竞争重点 [3]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2日电 题：八年三份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与不变 新华社记者徐剑梅 这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外交政策将基于"能否提升美国实力与繁荣"这一核心标 准，强调获利导向、交易思维，主张"在限定的核心美国利益上进行选择性竞争"和"灵活现实主义"。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作为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指导性文件，这 份报告被诸多媒体和智库解读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战略思想最剧烈转折"，报告试图"彻底重塑美 国对外政策"，重新定位"美国的全球角色"，重新定义"美国优先"。 从内容到基调，特朗普2.0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迥异于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的世界观和安全观。将 这份报告与2017年特朗普首个任期和2022年时任总统拜登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作对比，可以清晰看 到一个在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与国内政治极化撕扯中政策摆荡的美国。 战略转向："限定的核心美国利益" 2017年的报告保留了所谓"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总体框架，但抛 出"美国优先""大国竞争"概念，并提出在移民、贸易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把经济与安全捆绑。 拜登政府2022年的报告，将 ...

核心观点 - 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和对MAGA群体的动员并非历史偏离，而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和民粹主义结合的必然结果 [1][2][3] - MAGA群体由工人、农民和小城镇居民构成，具有经济竞争和文化焦虑驱动的反移民、反精英、孤立主义特征 [1][6][12] -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源于其民粹主义基础，MAGA群体的意见偏好将更强烈影响第二任期对外政策 [3][4][32] - 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精英框架正在瓦解，MAGA群体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表达和影响力 [23][30][31] - 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孤立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可能削弱全球战略能力 [33][36][38] 历史性MAGA群类与美国孤立主义传统 - MAGA群体社会学特征：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为核心，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于平均，集中于"锈带"和小城镇，排斥文化多元主义 [6][12] - 历史前身包括：19世纪杰克逊民主党人（反联邦干预、门罗主义）、1890年代反帝国主义农场主、1930年代"美国优先"运动（林德伯格集众80万人） [6][7] - 冷战初期麦卡锡支持者与MAGA高度相似：中西部/南部蓝领，反共产主义+本土主义，憎恶东部精英 [7] - 尼克松的"沉默大多数"延续反精英传统，越战后期转向战争疲劳模式 [8][9] - 学术研究佐证：林德夫妇《中镇》揭示小城镇封闭性，霍夫施塔德《反智主义》分析其情感驱动决策模式 [10][11] 孤立主义的挫折-疲累机理 - MAGA群体战争态度矛盾：初期支持惩罚性军事行动（如二战、反恐战争），但持久战易引发疲累（越战、伊拉克战争） [15][17] - 朝鲜/越南战争后形成"避免亚洲地面战争"的军事禁忌，反映基层民意对战略的制约 [17][18] - 经济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联动：83%美国人优先国内政策，共和党仅13%支持乌克兰（民主党42%） [33][34] - 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推动"反无休止战争"叙事，贸易保护主义优先于地缘政治（如"搞关税别派部队"） [35] 精英衰落与政治框架变革 - 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框架依赖精英主导（国务院、智库、情报共同体），通过"国家安全国家"压制孤立主义 [21][24] - 权势集团裂解：越南战争后精英信誉受损，70年代"民主监督"立法打破政策封闭性 [26][27] - 当前外交团队高度非常规：第二任期仅卢比奥等少数精英留存，MAGA效忠派主导决策 [36] - 制度拆解进行中：冻结对外援助、瓦解国际开发署，反映反"深层国家"的民粹主义冲动 [38] 孤立主义的当代表现与潜在影响 - 共和党孤立主义倾向者首超国际主义者（53%对47%），66%美国人愿分享全球领导权 [34] - 政策转向：施压盟友承担防务、批评欧洲"觉醒文化"、无差别关税（涵盖中欧日韩） [36][37] - 对华态度：负面情绪未减但焦点转向贸易而非意识形态，社交媒体倾向"惩罚但避免战争" [35] - 左翼和平主义与现实主义战略收缩论可能获得更大话语空间 [39]

特朗普政治与MAGA运动 -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偏离美国常规程度远超第一任期 具有前所未有的断裂性 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1] - 特朗普政治成功源于动员历史上声音低弱 政治影响力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的群体 形成"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 [1] - MAGA人群主要由工薪阶层 农村居民构成 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于平均 集中在城市外郊 小城镇和"锈带" 具有高度基督教认同 [3] - 该群体深怀爱国主义和本土主义情感 排斥都市精英及其文化多元主义价值 生活方式脱节于经济全球化和族裔多样化潮流 [3] 历史MAGA群类的特征 - 历史MAGA群类注重实际和本土偏向 关注切近事物 态度易受直觉和情感驱动 不擅长抽象原则和复杂知识 [9] - 该群体对"自由""自我依赖"和平等价值习惯性崇奉 加重对精英不信任 构造"他我之辨"方式粗疏武断 [9] - 在国际意识方面 该群体对海外世界不感兴趣 有美国例外论意识 相信美国国际行为道德纯洁性 [10] - 善恶二元对立是其自发思维模式 当提供直接理由时会快速认定国际敌人 包括此前非敌人对象 [10] 孤立主义传统与政策影响 - MAGA人群与杰克逊传统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优先主义者"等历史孤立主义思潮有渊源 [4] - 该群体战争态度复杂 初始阶段易生应激性战争热情 但持久战争疲累会明显降低其战争意愿 [12] -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等历史案例显示 挫折导致的国际回退情绪在该群体中反应更快更强 [13] - 2024年皮尤调查显示 83%美国人认为国内政策应优先于对外政策 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意愿(13%)远低于民主党人(42%) [28] 当前政策动向与趋势 - 特朗普政府人事任命高度非常规 严重排挤传统外交政策精英 由MAGA效忠派主导 [31] - 当前政策如对俄乌战争"和平"倡议 施压盟友承担更多国防负担 提高关税等 具有强烈孤立主义意味 [32] - 反"深层国家"冲动下 拆毁"国家安全国家"基础组织设施的工程已启动 可能损害美国实施"体系性对抗"能力 [33] - 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调查显示 认为美国应"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的共和党支持者从2018年70%降至2023年47% [29] 社交媒体与民意变化 - 社交媒体赋予历史MAGA群体发声 集结手段 使其从"沉默大多数"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25] - 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如布塞维茨 波索比克 塔克等 强化了民粹主义 本土主义 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正相关性 [26] - 社交媒体常见"搞关税别派部队""底特律都烂了干吗还支持台湾"等声音 显示MAGA群体关切更偏向贸易保护而非地缘政治 [30]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本质 -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未颠覆美国外交传统，其霸权本质与历届政府一脉相承，仅是表达方式更为直白[1] - 美国外交的真实底色是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美国优先”理念贯穿其整个外交史，体现争夺和维护霸权的实际行动[6][7] 贸易与关税政策 -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并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体现贸易保护主义[2] - 特朗普在会见日本、印度等国领导人时，以美国处于不利贸易地位为由施压，逼迫对方作出让步[2] - 美国历史上的保护主义政策并非首创，其重商主义世界观根植于19世纪[2] 国际组织与多边协议 -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评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2] - 里根政府1983年曾威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巴马政府2011年大幅削减对其经费支持，体现美国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一贯态度[4] 领土与资源觊觎行为 - 特朗普政府宣称欲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并扬言“吞并”格陵兰岛和“收回”巴拿马运河[3] - 1946年杜鲁门政府曾向丹麦提出以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和阿拉斯加油田开采权换取格陵兰岛，遭拒绝[5] - 美国在刚果（金）独立后策划推翻总理卢蒙巴，主要动机为控制该国铜矿、工业钻石和铀矿等战略资源[6] 对外干预与胁迫手段 - 在巴以冲突中，特朗普以停止援助为要挟，逼迫埃及和约旦接收巴勒斯坦人[3] - 在乌克兰危机中，特朗普以暂停援助和质疑总统合法性相威胁，逼迫乌方签署矿产协议[3] - 尼克松政府为从越南撤军，曾向南越政权承诺大量援助但最终未兑现，体现美国对盟友的实用主义态度[5] 政策动因与历史延续性 - “美国优先”政策的凸显与美国综合国力下降及精英阶层焦虑感上升密切相关[7][8] - 美国殖民历史中的贪婪利己个人主义成为其对外扩张的动力，美式民主制度为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提供授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