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两党围绕“可负担能力”展开政治攻防战，该概念已成为影响选民情绪和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3] - “可负担能力”并非标准经济指标，而是反映家庭实际经济体验的心理学术语，尤其对底层人群影响显著 [3][4] - 美国经济呈现“K型”分化，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消费、工资增长等方面差距加剧，导致民众对物价感受存在显著温差 [5][6] - 特朗普政府为应对选举压力，密集推出包括关税豁免、反垄断调查、“关税分红”及50年期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提升可负担能力的政策，但其可行性和效果受到质疑 [8][9][10][11] 美国经济K型分化态势 - 收入前10%的家庭贡献美国总消费的近一半，其2019年消费占比为44.6% [5] - 收入最低的25%人群工资增幅降至近十年最低水平，而高收入群体工资增速领先 [5] - 自有品牌食品销售额在过去52周增长4.2%，而全国性品牌仅增长1.1%，反映价格敏感消费者转向低成本选择 [6] 消费者对可负担能力的感知差异 - 高资产人群对食品等日常开支上涨不敏感，因房价和股市回报提升整体资产价值 [5] - 低收入工薪阶层对价格微小波动非常敏感，因其在股票市场投资较少 [6] - 耐用品价格在前8个月上涨1.5%，而去年同期下降1%，消费者预期价格下降却面临上涨，加剧不满情绪 [7] 政府政策举措与市场反应 - 特朗普宣布豁免超200种进口产品关税，并计划发放2000美元“关税分红”，但后者可能导致联邦政府每年面临约6000亿美元支出压力，而关税年收入仅1950亿美元 [9] - 50年期抵押贷款方案遭质疑，其利息支出几乎是30年期贷款的两倍，且可能推高房价抵消节省效果 [10] - 多数政策需国会立法授权，被批评为缺乏充分性且未切中底层民众实际需求 [9][11]

美国消费结构分化 - 收入排名前10%的家庭贡献了美国总消费的近一半，其消费占比从2019年的44.6%进一步上升[2] - 收入最低的25%人群的工资增幅已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高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速领先于所有收入层级[3] - K型分化现象也存在于企业、股市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2] 消费者行为变化 - 价格更低的自有品牌正在成为购物首选，过去52周自有品牌食品在美国的销售额增长4.2%，而同期全国性品牌的销售额仅增长1.1%[4] - 工薪阶层对价格的微小波动非常敏感，因为他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并不多[4] - 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存在显著差异，高资产人群对食品等基本生活支出上涨不敏感，而低收入群体和留学生则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商品[3][4] 经济政策应对措施 - 政府宣布豁免对咖啡、香蕉、橙汁和部分牛肉产品等超200种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以降低食品价格[5] - 计划推出5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以降低贷款者月供压力，但此举可能导致利息支出几乎是30年期抵押贷款的两倍[6] - 拟为高收入人群以外的美国民众发放2000美元的"关税分红"，若实施每年将面临约6000亿美元的支出压力，而联邦关税收入仅为1950亿美元[6] 价格预期与消费者情绪 - 选民此前的预期是物价下降而非平稳上升，家具、家电和电子产品等耐用品价格在今年前八个月上涨1.5%，而去年同期下降了1%[4] - 社交媒体呈现的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们对负担不起的生活方式的怨恨，使可负担能力的问题比过去更持久[5] - 可负担能力是一种心理体验和情绪，对底层人群的影响远大于对顶层人群的影响，当基本需求变得遥不可及时会引发无力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