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AI已成为投研效率的革命性工具，能够快速解析海量信息并辅助决策，但无法独立创造超额收益，其核心障碍在于对历史数据的依赖和前瞻预判的鸿沟 [2] - AI在投研中的合理定位是“超级副驾驶”，旨在提升人类分析师的效率，而非替代人类决策，“人机结合”是应对模型风险和监管要求的必然模式 [2][3] - AI存在三大局限：历史依赖与前瞻预判的鸿沟、模型幻觉与过拟合风险、“黑盒”决策与策略同质化风险，这些局限决定了人类必须作为架构师、校验者和最终责任主体 [4][8][10] - AI本质是模式复现者而非意义创造者，容易陷入“解决方案主义”陷阱，并无法进行范式转换级别的创造性洞察，真正的智能投研是让AI承担效率工作，解放人类进行意义创造 [12][14][17] AI赋能投研：效率革命与“副驾驶”定位 - 以Citadel为代表的机构将AI定位为投资经理的“超级副驾驶”，核心在于实现极速信息处理与自动化分析支持，正在实现从“算力平权”到“投研平权”的跨越 [3] - AI通过深度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提升宏观与政策分析效率，例如，借助大模型可对央行政策文本进行自动化处理，生成连续、可比的政策力度指数，改变传统人工解读模式 [3] - 在资产配置中，AI能快速解析海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挖掘市场波动规律及资产间隐含关联性，辅助构建量化模型并优化风险平价权重，其策略回测能力可模拟多场景下的组合表现 [3] AI的局限一：历史依赖与前瞻预判的鸿沟 - AI基于历史数据训练，擅长总结过去，但难以预判缺乏历史先例的未来结构性拐点，这是其生成超额收益的核心障碍 [2][4] - Citadel创始人Ken Griffin指出，生成式AI无法帮助对冲基金产生超越市场的回报，因为投资优势在于预测未知未来，而AI只能学习过去已知信息 [4] - 在处理如黄金、部分国债等价格走势“非收敛”的资产时，AI可能错误地将动量驱动行情识别为均值回归拐点，从而做出误判，必须为其引入前瞻性数据或动量因子以弥补缺陷 [7][8] AI的局限二：模型幻觉、过拟合与数据异化风险 - AI幻觉是大型语言模型因缺乏真实认知与因果推理能力，而产生的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在投研中表现为“事实捏造”、“逻辑飞跃”和“情感误导”三种高风险形式 [8][9] - 过度依赖有限历史模式的AI可能“过拟合”，完美拟合历史数据却在真实市场中表现僵化，将局部噪声误认为普适真理 [9] - 数据异化风险指模型训练所依赖的“数据地基”发生改变，如宏观统计口径调整、行业分类重构，导致AI基于旧知识解答新问题，产生系统性偏差 [9] AI的局限三：“黑盒”决策、同质化与监管合规冲突 - AI的“黑箱”决策特性与金融监管要求的透明度、可解释性直接冲突，使得完全依赖AI的决策在面临合规审查时存在巨大压力 [10] - 策略同质化可能引发共振风险，当市场参与者广泛采用相似的AI模型时，其交易信号会高度趋同，在市场压力时期可能急剧放大波动，形成程序化踩踏 [11] - 模型在极端市场下可能集体失效，例如2018年“波动率末日”事件中，同质化的量化策略基于相同历史规则被同时触发大规模卖出，反而加剧了市场下跌 [11] 总结：AI“解决方案主义”陷阱与创造性洞察的缺失 - AI本质是模式复现者而非意义创造者，其强项在于规则清晰、目标明确的问题域内进行优化，但顶级投资本质是定义问题和发现新范式 [12] - 在投研中，AI可能被误用于处理模糊地带问题，例如强行将复杂的洞察需求压缩成可处理的结构化数据筛选问题，导致“衡量了容易衡量的，却错过了真正重要的” [12][13] - AI无法进行颠覆现有认知框架的“范式转换”级别创造性洞察，它无法想象从未见过的数据模式，只能在事后当新范式成为海量数据后对其进行学习和优化 [14] 人类的角色——架构师、校验者与最终的责任主体 - 人类角色已演进为框架架构师与范式定义者，为AI投喂经过验证的研究框架和逻辑 [18] - 人类是关键输出校验者与风险兜底者，对AI的结论进行逻辑审查、防止“幻觉”，并在模型可能失效的极端市场环境下进行干预 [18] - 人类是合规与伦理的最终责任主体，确保整个决策过程可解释、可审计，并为最终结果承担法律与道德责任 [18] - 未来的投研范式将是人类洞察驾驭AI算力的深度协同，AI是卓越的“副驾驶”，但穿越市场不确定性仍需人类承担最终且不可替代的决策职责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