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主义理念与困境 - 长线主义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尺度，关注文明演化、国家体制韧性及社会长期繁荣 [2] - 现实中，由于选民和股民更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回报，长线理念的实施面临重重障碍 [2] - 落实长线主义需要唤醒公众的长线意识，并将长线元素系统纳入社会契约及企业领导人绩效考核体系 [2] 两希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影响 -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独立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基础 [3] - 希腊与希伯来文明融合形成的“两希文明”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与科学革命，将人类从教权和王权束缚中解放出来 [4] - “两希文明”的演变催生了现代化（现代教育、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现代国家）及现代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逐步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文明 [4] 从教权与王权的解放进程 - 人从“教权”的解放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促进了理性主义、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萌芽 [5] -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启宗教改革，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宗教自由与国家主权原则，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 [5] -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激发了人们追求世俗成功的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6] - 人从“王权”的解放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大宪章》，它首次通过法律限制君主绝对权力，确立“王在法下”原则 [8] - 1689年洛克提出“分权”概念，1748年孟德斯鸠发展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理论，为现代自由与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8]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形成及关系 - 启蒙思想家推动的思想解放，促使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问世，“三权分立”理论在美国实践落地 [9] - 现代化推动了科技进步、现代教育普及、国家治理变革、市场经济及企业制度建立，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9] - 现代性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0] - 现代化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飞跃式发展 [11] 当前世界格局与中华文明的潜在贡献 - 当前世界面临科技奇点（AI、量子计算等）、收入财富不均、地缘政治冲突、民族主义、气候变化等多重重大变革交织叠加 [12] - 应对挑战可能需要新一轮启蒙，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可重新界定人与自然关系，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13] - 中华文化“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兼顾代际公平 [14] - 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能促进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探讨与融合，推动现代性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4] -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可为全球新启蒙贡献中国智慧，或将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14] 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体制韧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800年）打破了持续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使少数国家人均收入飙升，带动全球经济腾飞 [15] -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一个国家有效预见、把握和驾驭重大变革机遇的能力称为“体制韧性”，包括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试错性和纠错性 [18] -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几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实现了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持续迭代提升 [18] - 美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追赶者，到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直至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旧一马当先 [19] - 美国历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合计占总人数近一半（自2000年起约60%），经济学奖获奖者占比近83%，图灵奖获得者占比近66% [20] - 尽管经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如1929年大萧条、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美国体制展现了较强的自我纠错和反省能力，具有较高韧性和容错率 [20] - 日本在20世纪50至90年代经历了40年经济高速增长，1995年GDP达到美国的72.6% [18][23] - 以1985年“广场协定”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动能减弱，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2024年GDP仅为美国的13.8% [23] - 一战前夕阿根廷人均收入已与英美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1945年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两倍 [24] - 阿根廷错过了二战后黄金发展期，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2024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89位，国家贫困线贫困率高达38.1%，基尼系数达0.424 [24] 体制韧性概念与国家竞争力 - “体制韧性”概念为观察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更为长期、动态且具有生态体系的视野和维度 [26] - 以美国和“大欧盟”为例，两者均为西式民主法治典范，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力显著超越欧盟，尽管欧盟在解决收入不均、提供社会保障等包容性方面表现更佳 [26] -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长线性，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在践行长线主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引领 [27]

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 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制度改革，而非单纯的技术突破，制度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3] - 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的《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对财政和立法的主导权，限制君主权力，为制度信任奠定基础[3] -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政府通过议会担保发行国债，长期国债利率从10%降至4%，反映市场对政府信用高度信任[4] 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 资本实现自由流动，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后出台《泡沫法案》规范股市，到1800年英国出现约1000家股份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成为首个稳定运作的公开交易市场[5] - 土地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私有化和资本化，农业产出率显著提升，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粮食供给[5] - 劳动力实现市场化，1750年至185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比从15%升至55%，工人阶层转变为自由雇佣劳动者，工资由市场决定[6] 创新激励与知识产权保护 - 英国在十七世纪通过《垄断法令》建立现代专利制度，发明者享有十四年独占权，十八世纪专利数量从几十件激增至数百件[4] - 瓦特蒸汽机于1769年获得专利，1775年议会将其专利延长至1800年，保障了瓦特与投资人博尔顿的长期合作[4] - 知识通过皇家学会、工匠协会等机构公开传播，瓦特蒸汽机设计图公开发表引发广泛模仿，科学与手工业结合[6] 制度差异导致的国力分化 - 到1850年，英国煤炭产量占全球七成，棉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八成，伦敦人口从1700年60万增至1850年230万，人均GDP增长超过六倍[2] - 1820年英国人均GDP约2430美元，是1700年的两倍多，同期法国仅增长40%，清朝几乎原地踏步[6] -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制造业产出已超过清朝与奥斯曼帝国总和，中国纺织业人均产量仅为英国五十分之一[2][7] 政治制度的持续演进 - 英国政治制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通过1832年、1867年、1884年等一系列改革法案持续扩大选举权，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和部分女性选举权[11] - 到1928年实现男女平等选举权，1948年取消多重投票制，确立"一人一票"原则，政治参与从资本向劳动延伸[12] - 制度差距通过"复利效应"放大，1500年英国与奥斯曼人均GDP相差不到20%，到1900年差距超过10倍[12]

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 - 包容性制度通过权力分散、鼓励创新和保护产权促进经济繁荣，而汲取性制度通过不平等规则阻碍自由市场成长[6] - 东西德案例显示西德采用包容性制度后人均GDP达2.3万美元，东德仅1.1万美元，统一30年后东部人均GDP仍为西部三分之二[9][12][13] - 越南南北差异持续49年，南方GDP占全国三分之二，贫困率5.6%低于北方的10.4%[16][17][18] 韩国经济发展路径 - 1961年韩国人均GDP仅82美元，通过土地改革使自耕农比例从13.8%提升至96%，奠定工业化基础[29][37][38] - 朴正熙政府通过五年计划、海外劳工派遣（年均创汇5000万美元）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1960-1980年人均GDP从82美元增至1592美元[41][44][52] - 全斗焕时期经济自由化改革使GDP增长率从-3.7%回升至12.9%，通胀率从28.7%降至2.3%[65][68][69] 制度转型与持续增长 - 韩国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转向包容性制度，1986年制造业资本自由化率达97.5%，199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67][68][84] - 1997年金融危机后金大中进一步开放外资准入，推动2006年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2023年达35570美元[76][77][84] - 韩国案例验证制度转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移民率高反映社会问题但仍优于封闭经济体[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