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害问题并非日本独有。德国也曾发生过一桩令人印象深刻的熊害事件——"布鲁诺熊事件"。德国境内 的熊早在1835年就已灭绝，但令人意外的是，2006年在巴伐利亚州却"重新出现"了一头熊。这是一头来 自意大利自然公园棕熊保护与繁育项目的熊，进入了德国境内。"时隔170年，棕熊重返德国！"这一消 息最初让德国社会一片沸腾，尤其是环保人士欢欣鼓舞，因为这象征着濒危物种复育计划的成功。这头 原本作为研究对象被编号的熊，很快被取名为"布鲁诺"，并迅速被偶像化，成为明星。 但随之而来的消息却令人沮丧。蜂箱被破坏，牲畜和牲畜圈舍遭到袭击，山羊、鸡被咬死，尤其是山羊 的受害数量高达31只。巴伐利亚州政府陷入两难：难道要以"野生自然的法则"为由，要求民众默默承受 这一切吗？ 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 12 月 7 日文章，原题：日本 " 熊问题 " 与德国 " 问题熊 " 的比较：这正是日本难以 解决问题的原因 最近，日本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场正被两个议题彻底点燃——"外国人问题"和"熊 害问题"。在围绕这两大议题的网络言论中，二者有一个共同突出的现象是：比起"必须设法阻止危险、 有害之物的入侵"这一表面目标，"想要彻底痛击那些 ...

德国对历史罪行的承认与反思 -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格尔尼卡小镇并承认德国对1937年该镇遭遇轰炸负有责任 此举被西班牙国际法专家评价为积极的举措 [2] - 专家认为承认历史罪行能保证此类罪行不会重演 承认历史真相能给受害者带来慰藉 [2] 对日本历史态度的批评与警示 - 西班牙国际法专家指出 同样犯下重大历史罪行的日本从未承认自己的过错 也从未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2] - 专家表示在美国主导下东京审判未彻底清算日本战争责任 犯下种族灭绝罪的罪犯未被全部绳之以法 [4] - 专家警告日本不承认过错是危险的事情 这意味着历史上发生的悲剧有可能会重演 [2][4] 对欧洲政治环境的警告 -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西班牙议会演讲时警告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正在欧洲重新抬头 [2] - 专家认为为防止极端主义再度抬头 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法并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2]

文章核心观点 -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问题的挑衅性言论是日本政治光谱加速右移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战后长期被压抑的右翼保守“基因”被重新激活[1] - 这一现象是右翼思潮、政治生态结构性右倾与民粹主义情绪三者危险共振的集中体现，将日本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12] 右翼“基因”的政治显性化 - 高市早苗的强硬右翼姿态受日本国粹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该思潮源于战前的“皇国史观”，主张否定侵略历史、摆脱“自虐史观”并推动修宪以实现国家“正常化”[4] - 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济鼎盛及冷战终结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政坛“55年体制”瓦解，开启右倾化进程；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长期政权使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安倍将右翼思潮推向政治舞台中央[4] - 高市早苗是安倍思想的坚定执行者，其政治底色包含三个标签：历史修正主义者（右翼团体“日本会议”核心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急先锋”（主张彻底恢复“交战权”和“国防军”）、对华强硬“鹰派”（推动对华“脱钩断链”构建“对华包围网”）[5][6] 政治光谱的结构性右移 - 外部威胁感知压倒了和平主义共识，三十年的经济停滞、中国崛起及乌克兰危机催生安全焦虑，导致日本安保政策根本性转向，如拥有“反击能力”并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8] - 自民党内政治光谱和权力重心右移，传统“鸽派”势力式微，右翼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形成“鹰派竞赛”氛围[9] - 在野党集体失语与制衡失效，主要在野党在安保议题上与自民党趋同或缺乏竞争力，自民党右翼派系与日本维新会结合形成战后最右政权[9] 民粹主义躁动及其政治动员 - 民粹主义躁动是“网络右翼”与排外情绪的共振，高市等右翼政客使用煽动性话术，将台湾问题渲染为危机叙事，将对华强硬包装为“爱国”以迎合民粹基本盘[10][11] - 民粹主义将日本内部的经济停滞、国际地位下降等焦虑引导向外部“敌人”中国，构建叙事将日本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霸权挤压”[11] - 民粹躁动绑架日本现实决策，压缩对华政策空间，传统“鸽派”噤声，高市等民粹政客通过激化矛盾凝聚国内危机共识以稳固执政地位[12]

欧盟关税政策调整 - 欧盟成员国财长同意加快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进口包裹征收关税，取消该价位的关税豁免政策[2] - 新政策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低价包裹，特别是通过海外电商平台进入欧盟市场的商品，旨在打击所谓的“税避行为”并保护当地零售商利益[2] - 欧盟执行委员会呼吁成员国从2026年起实施，但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态度激进，计划在2025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执行[2] 政策实施背景与动机 - 欧盟此举是为应对每年数以亿计的小包裹流入欧盟市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包裹[2] - 政策可视为欧盟延续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意图限制中国商品的竞争力[2] - 欧盟内部面临经济放缓、通胀压力及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许多政客借“保护本土市场”回应民众不满[7] 对中欧经贸的影响 - 该做法可能加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不利影响[2] - 欧盟的“选择性保护主义”策略专门针对中国，可能破坏其自由贸易承诺[7] - 欧盟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商品价格，而中国企业可能转向其他市场，导致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边缘化[7] 中德及中欧关系动态 -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发表“我们不想要中国垃圾”的过激言论，暴露部分欧洲政客对中国的敌对情绪[3] - 德国立场从过去“共赢”转向“战略竞争”，与中国期待的互利合作精神形成鲜明对比[5] - 中国外交部强调推动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环境，希望欧盟遵守开放承诺，提供公平透明不歧视的营商环境[5] 长期潜在后果 - 欧盟短期或能通过措施提振本土企业业绩，但长期看可能损害其国际地位和信誉[8] - 这种做法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策略类似，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战升级及经济放缓，使双方无法受益[8]

政府停摆事件概述 - 美国政府停摆于当地时间11月5日零时刷新历史纪录，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此前35天的纪录 [1] - 国会参议院第14次尝试推进临时拨款法案失败，导致财政僵局延续 [1] 受影响行业分析 - 民航、食品、医疗等领域受到的破坏性影响将持续扩大 [1] - 航运运输及需政府协作运作的部门所受冲击最为显著 [2] 政治格局与政策影响 - 建制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国内治理方面显现失败迹象 [2] - 民主党内部将进一步激化并左转，而共和党则持续右转，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将更为严重 [2] - 特朗普团队大概率会坚持强硬立场，不采取任何妥协行动，对立核心在于维护“奥巴马医改” [3]

政府停摆事件概述 - 美国政府停摆于美国东部时间11月5日零时刷新历史纪录，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18年底至2019年初的35天纪录 [1] - 停摆由9月30日国会参议院未能通过新的临时拨款法案引发，于10月1日零时开始，是近七年来的首次 [2] - 截至11月4日，国会参议院第14次尝试推进临时拨款法案的程序性投票失败，导致财政僵局延续 [2] 经济与民生影响 - 约75万名联邦雇员被迫停薪休假，多项公共服务陷入停滞 [2] - 4200万人被停发食品救助，超过320万旅客遭遇航班延误，交通部长表示不排除关闭全国领空 [1] - 民航、食品、医疗等领域的破坏性影响持续扩大，航运运输及需政府协作运作的部门所受冲击最为显著 [2] 两党政治博弈焦点 - 两党争夺的焦点在于权力分配与基本盘的巩固，医疗问题并非争议的核心 [7] - 民主党强调维护“奥巴马医改”，其覆盖的底层群体是其重要票仓 [7] - 特朗普团队持极端反对态度，意图取消“奥巴马医改”并对美国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7] - 特朗普所属的“MAGA派”反对大政府与扩大公共开支，主张削减支出，拒绝民主党强化福利的治理模式 [7] 特朗普团队的战略意图 - 特朗普团队有意识地将停摆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其所重点关注的部分机构经费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1][5] - 特朗普团队致力于扩大总统权力，借助停摆使国会及联邦政府中某些不受认可的部门陷入瘫痪 [5] - 停摆有助于打击民主党的基本盘，并使“深层政府”陷入瘫痪，有利于特朗普巩固总统权力 [4] - 若特朗普能迫使民主党让步，将对其在中期选举及2028年大选产生重要助益 [7] 美国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 - 美国政坛的极化现象日益加剧，政策分歧与对立更为尖锐 [5] - 两党均将政府停摆“武器化”，试图向对方施压并归咎责任 [5] - 纽约市长选举中，34岁代表左翼民粹的候选人佐赫兰·马姆达尼成功当选，民主党建制派支持的候选人落败，表明民主党内部激化并左转，共和党持续右转 [3] - 未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可能承受更大冲击，更多人陷入贫困，从而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再度复兴提供土壤 [1][3] 债务问题与财政压力 - 特朗普接手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达34万亿美元，8月时债务总额突破37万亿美元 [7] - 债务持续攀升使削减联邦开支成为特朗普任内的关键任务，医保支出作为联邦开支的最大组成部分是其削减目标 [7]

资本流向与市场情绪 - 欧洲外资在半年内缩水四分之一，资本大量撤离导致全球市场大盘被拉低 [1] - 市场情绪普遍谨慎，工厂老板和职场打工人都持保守态度，局部积极信号如德国吸引外资回暖难以扭转整体萧条 [1] - 企业因成本压力和外部市场挑战而保守，能源开销翻倍且出口利润受美国加关税影响，消费者因担忧失业和物价而储蓄，企业不愿投资新项目和创新 [3] 产业结构与科技竞争力 - 欧洲在人工智能和前沿科技领域投入不足，研发经费主要流向老牌产业如汽车制造，新兴赛道投入力度远低于美国和中国 [5] - 欧洲虽有人才优势，但制度和审批效率低下，繁琐规则阻碍创新，导致爆款公司难以诞生且市场缺乏活力 [5] - 科技落后直接拖累经济未来，欧洲正失去在科技领域的话语权 [5] 政策环境与内部矛盾 - 欧盟内部改革因各国利益分歧而进展缓慢，荷兰和奥地利坚守预算红线，南欧国家依赖补贴，决策层争吵不断 [7] - 改革提案如科技投资和安全保障常因利益冲突受阻，工会担忧福利削减，政府顾虑预算超支，导致方案雷声大雨点小 [8] - 政策分裂和内耗加剧集体焦虑，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猛增，社会群体诉求分化，年轻人追求高科技而老人注重福利 [10] 社会动态与经济僵局 - 民众对前途失去信心，储蓄观望情绪蔓延，政坛支持度下降，民粹主义以保护本地利益为号召赢得支持 [10] - 欧洲陷入集体性焦虑和行动僵局，并非缺乏资源，而是因恐惧风险不敢投资或改革，既得利益结构导致原地不动 [12] - 投资者撤离、创新落后、政策分裂和民众焦虑交织成网，若不打破僵局，经济将陷入停滞 [12]

选举结果 - 六六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预计获得26至27个席位，较之前增加17至18个席位，成为潜在最大赢家[1][3][6] - 自由党预计获得25至26个席位，较上届选举减少11个席位[1][3][6] - 极右翼阵营整体受挫，但其他极右翼政党如JA21党和民主论坛党合计有望获得11个席位[9] 政治格局与组阁前景 - 没有任何政党赢得绝对多数席位，组建联合政府需要至少4个政党合作以获得76个席位，过程预计非常艰难且可能持续数月[3][4] - 六六民主党领袖罗布·耶滕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人选，因为主流政党均排除与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合作的可能性[3][4][6] - 六六民主党在竞选中略微向右调整，被分析认为有能力弥合左右分歧[8] 选举背景与影响 - 此次选举由自由党于今年6月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政府辞职并提前举行[7] - 选举结果反映出荷兰及欧洲政治在移民、住房和治安等议题上日益两极化的趋势[6][9] - 荷兰作为欧盟和北约创始成员国，其政治走向可能影响欧盟移民政策、跨大西洋关系及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10]

选举基本情况 - 荷兰议会众议院选举于11月29日启动，境内1万多个投票站开放，来自27个政党的1166名候选人角逐150个席位 [1] - 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在当地时间29日午夜前后陆续公布 [1] 主要政党选情 - 民意调查显示，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略微领先，预计获得24至28个议席，可能再次获胜 [1] - 自由党在上次选举中意外夺得第一并组建了四党保守派联合政府，但该联盟仅执政一年便垮台 [1] 组阁前景与挑战 - 左翼绿党-工党联盟、六六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等4个主要政党均表示不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 [2] - 除非自由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否则维尔德斯很可能无法上台执政 [2] - 荷兰政党众多导致选票高度分散，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赢得多数席位，此次选举“没有明显的赢家” [2]

外交事件与政策转向 - 特朗普因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反关税广告，宣布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10%的关税 [1] - 特朗普使用“严重歪曲事实”和“敌对行动”等激烈措辞，并停止谈判、拒绝与加拿大总理会面 [1][3] - 此次加税与地方政府广告行为直接挂钩，显示出贸易政策决策的随意性和政治表演特性 [3] 双边经贸关系影响 - 美加两国每日贸易额超过20亿美元，涉及汽车、农产品等关键产业 [3] - 10%的关税增幅预计将对两国产业链产生震荡，美国消费者将承担物价上涨的后果 [3][5] - 事件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加拿大将加速“去美国化”，扩大与欧盟和亚太地区的合作 [5] 西方联盟内部动态 - 事件暴露了西方联盟在后疫情时代日益难以调和的裂痕，盟友关系正被“交易化” [1][3] - 欧盟、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在事件升级后保持沉默，反映出对美国政策“无差别攻击”的深层焦虑 [4] - 美国的贸易政策让其逐渐失去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权，联盟凝聚力被功利主义侵蚀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