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关键阶段，行业经营环境面临国际秩序重构、低利率持续、科技深度变革、人口结构变化及客户需求演变等多重趋势性转变，金融机构需主动适应变化，从规模驱动转向能力构建和功能重塑，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和自身发展韧性[1][15] 国际秩序范式重构与金融韧性 - 国际秩序正从“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化”向“阵营化、碎片化、多重平衡”进行范式转型，供应链转向友岸外包和本土化制造，科技链转向“壁垒—联盟”模式，“安全”超越“效率与增长”成为优先项[2] -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从垂直的“中心—外围”体系向多极水平体系演进，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高端突破，WTO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年均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 - 为应对高波动环境，金融机构需在认知、工具、生态三个维度建立适应性体系：将地缘经济分析制度化、开发针对供应链中断等技术封锁风险的对冲工具、推动关键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并布局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与投资组合[4] 低利率环境驱动业务逻辑变革 - 全球面临长期低利率趋势，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7年的4.0%左右降至目前的1.8%左右，自然利率或将长期处于下行区间[5] - 低利率推动金融体系向直接与间接融资并重演进，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新增社融中，人民币贷款增量占比降至48.3%，较2024年同期下降11.7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升至44.4%，较2024年同期上升9.6个百分点[6] - 银行业务逻辑亟待两大转变：一是从“规模驱动”向“能力构建”转变，解决传统信贷逻辑与新兴产业“轻资产、高风险、重研发”的错配；二是从“信贷提供商”向“全面金融服务提供商”转变，借鉴欧美日大型银行经验，发展财富管理、资管、投行等业务，其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可达30%左右[6][7] 科技创新主导金融范式变革 - 科技成为重塑金融形态的主导变量，生成式人工智能迈入深度演化，未来将进入以AI为底层原生能力的“AI原生金融”时代，例如OpenAI的AgentKit可将ChatGPT转变为“超级应用”甚至“人工智能操作系统”[8] - 货币形态从电子账户时代迈向可编程的数字货币时代，驱动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重塑，国际组织和各国机构正开展创新实践以适配金融资产数字化变革[9] - 新技术扩散曲线日益陡峭，金融机构需对算法风险、操作风险及网络安全风险等保持警惕，全球网络攻击呈现组织体系化、目标机构化等趋势，要求机构加强技术治理、算法审计和数据安全防护[10] 人口结构变化重塑金融要素 - “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将伴随劳动人口收缩、老龄化加深等结构性变化，这将渐进改变“储蓄—投资”格局，如日本国内总储蓄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40.3%下降至2023年的24.7%，中国居民储蓄率亦呈下降趋势[11] - 老龄化重塑金融资产“风险—收益”结构，低风险偏好群体占比上升将提升债券、年金等长期限产品的配置比重，同时推高政府债务率[11] - 面对“低龄老龄化”特征（60-69岁“活力老龄”与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比同步抬升），银行业存在结构性机遇：从“揽存”转向“揽富”，提供生命周期资产配置方案；强化“金融+非金融”协同，针对预计达1亿的失能半失能人口需求拓展综合化服务；作为托管人与资管机构，与养老金机构合作推动“长钱长投”，为资本市场提供耐心资本[12] 客户需求变化重塑金融供给 - 头部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金融需求呈现“重资本化、专业化、定制化”特征，2024年亚马逊、苹果、Alphabet、Meta和微软五家美国科技巨头研发投入总额逾2200亿美元，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高强度、大规模支持以及定制化服务，例如2025年10月Meta通过私募信贷筹集近300亿美元用于AI数据中心建设[13] - 长尾企业与轻资产主体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催生了员工不足50人、估值超10亿美元的AI独角兽以及“一人公司”等新范式，直播、电商等内容驱动型业态催生大量组织灵活的小微实体，要求金融机构探索基于平台数据、行为数据的授信模式，打造数据驱动的微型服务体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