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作为全球核心货币的地位与影响 - 美元是全球经济的真正操盘手，是全球通用货币和结算霸主 [1][10] - 1973年后全球石油仅允许用美元结算，买油、买粮、买矿均使用美元 [10] -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不仅影响美国国内利息，更直接牵动全球企业的成本 [12] 美国金融政策对全球经济的传导机制 - 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向全球市场注入60%以上新增美元流动性 [3] - 量化宽松导致石油价格从30美元暴涨至140美元以上，涨幅近五倍，铁矿石和粮食价格均翻两倍 [3][5] - 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并提高利率导致美元回流，石油价格从百元高位暴跌至40美元以下 [8] 中国经济的输入型危机与生产过剩 -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材料与能源进口国，在美元流动性冲击下承受输入型通货膨胀 [5][6] - 企业成本暴增导致小微企业亏损出局，中国陷入第三次生产过剩危机 [6][8] -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雷曼爆雷，再到2015年供给侧改革，中国三次生产过剩的根本变量均为美元操作 [14] 美元体系下的多重收割模式 - 第一道收割通过放水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割取实体价值 [16] - 第二道收割迫使外国将所赚美元用于购买美债，实现资金回流 [16] - 第三道收割利用美债投资海外，占领他国基础设施、产业和政策主权 [16] 金融战略与未来方向 - 美元体系背后有3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和全球40%~50%的军事开支作为支撑 [16] - 挑战美元的国家如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会遭遇SWIFT系统封锁，经济变成孤岛 [16] - 需要重新拿回自己的价值锚，避免在别人的量化宽松中承受工厂倒闭和企业关门的后果 [20]

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机制 - 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联合工作组会议，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进入新阶段，探索构建特色宏观调控体系[3] - 该机制形成“财政部统筹债务供给、央行调控流动性”的双轮驱动模式，是基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制度创新，并非简单复刻美联储职能[3] - 央行在2024年8月至12月累计净买入1万亿元国债，通过基础货币投放为政府债券发行营造稳定环境，操作既不同于量化宽松也区别于传统公开市场工具[5] - 央行操作期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6%至1.7%区间，政府债券发行中标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偏差控制在5个基点以内，保障了财政融资效率并避免市场波动[6] 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 财政部宣布将于11月初在香港发行美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40亿美元[1] - 财政部与央行明确将推进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机制完善，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作用[8] - 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2025年上半年交易规模达8.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其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枢纽作用持续增强[26] - 离岸人民币国债扩容为境外投资者提供稳定人民币资产选择，构建“人民币流出-资产配置-回流投资”闭环，与构建多元人民币资产池理念契合[10] 中美债务体系对比 - 截至2025年三季度中国M2货币供应量达304万亿元人民币（约42.1万亿美元），总量远超美国的20.8万亿美元，但CPI涨幅保持温和未出现恶性通胀[12] - 中国货币流向具有结构性特征，2024年全口径政府债务中约60%形成了交通、能源等优质资产，与美国债务主要用于消费和利息偿付模式截然不同[12] - 2025年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超40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达127%，债务利息支出占联邦财政收入15%[12] - 2024年底中国全口径政府债务92.6万亿元人民币（约12.3万亿美元），官方口径债务/GDP比率68.64%，利息成本从2022年3.2%降至2.8%[15]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 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达5.68%，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目标2035年达到20%[20] - 2025年二季度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国债规模达3.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20] -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从2020年15%提升至2025年28%，在能源贸易领域比例更高[22] - 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从2020年2.2%升至2025年3.8%，增长趋势明确[24] 全球金融格局影响 - 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占比达58%，美元计价债务占全球外债总额60%以上，为美国政策溢出提供基础[15] - 美联储通过加息缩表制造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2024年加息周期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规模超8000亿美元[13] - 在2024年美联储加息中，采用人民币结算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规模较依赖美元国家减少37%，输入型通胀压力下降2.3个百分点[24] - 中国债务以国内持有为主，外债占比不足10%，面对全球金融波动具备更强抗风险能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