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的背景与成就 - 1986年因在算法及数据结构设计和分析方面的基础性成就获得图灵奖[1] - 1964年因准备计算机课程而发现研究方向 并与学生合著《形式语言及其与自动机的关系》一书 该书是当时唯一的计算机科学书籍[1] - 其成功源于对所做事情的热爱[1] - 在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 意外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挖掘进入计算机领域[2] - 培养的学生中有三位获得图灵奖 其中一人还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2] 对研究与教育的核心观点 - 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源于好奇心 应用研究为解决特定问题[3] - 以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为例 说明坚持基础研究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3] - 认为大学应雇佣对基础研究有求知欲的研究人员 以促进创新并将兴奋感带入课堂[3] - 认为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习他们喜欢的东西[2] - 提醒学生通过回顾过去让自己兴奋的事情来寻找兴趣[4] - 认为人工智能将帮助教师而不是取代他们 因为教育的关键在于真心关怀学生成长[2][6] 对中国教育的参与与看法 - 对中国高校发展印象深刻 称中国是唯一一个将改善教育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4] - 自2011年起每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3个月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5] - 2017年在北京大学创办“图灵班”以培养计算机学科顶尖人才[5] - 深度参与中国教育实践 包括听课、给予授课建议、参与学生科研活动[5] - 是“101计划”的提议者之一 该计划旨在为全国1300所高校建设中文版课程体系以改善教育[5] - 截至2025年初 “101计划”已涵盖20多个学科门类 近百所高校参与[5] - 有信心中国的数字教育很快就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6] 对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的看法 - 个人不使用ChatGPT 大部分时间用于与人交谈或发邮件[4] - 认为计算机科学需要理论研究人员来探究AI背后的基本原理 这与仅想利用AI解决问题的人不同[4] - 认为AI能否像黑板和印刷机一样成为深刻影响教育的第三项重大技术仍是未知数[6] - 对AI是否已真正智能持保留态度 并以自动驾驶汽车无法理解事故原因为例[6] - 指出在AI时代 “软技能”如处理项目、判断真伪、与他人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6]

日本政治局势 - 日本首相职位更迭频繁，石破茂任职仅一年后卸任 [1][2] - 高市早苗有望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但因公明党结束与自民党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而受阻 [3][4] -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与国民民主党计划联合推出首相候选人，三党议席总数超过自民党 [5][6] - 自民党内部提出由石破茂重新担任首相、高市早苗出任自民党总裁的“党政分离”方案 [7] 日本诺贝尔奖成就与分析 - 2025年日本学者在医学奖和化学奖上获奖，近25年内日本共诞生2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含3名美籍） [9][10] - 日本学术成就归因于1995年制定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该法每五年制定一期规划，重点加强基础研究 [35][36][37] - 日本全社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达14.6%（2023年数据） [38] - 日本政府调整府学关系，赋予大学高度自治权，如京都大学奉行“自由的学风”，学生可自由转换院系学科 [42][44][46][47] -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高达30%，其座右铭为“真正重要的发现，往往需要等待” [49][50] - 2010年后日本科技政策转向“问题解决型”思路，2025年版《科学技术创新白皮书》承认基础研究能力下降与科研人才不足问题突出 [52][54] 中国科技研发现状与挑战 - 2024年中国研发总支出超过6000亿美元，绝对值追平美国 [16] - 202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75.6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和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均为全球第一 [18] - 中国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总经费比例为6.9%（2024年数据），低于日本14.6% [38][39] - 中国基础研究存在四大短板：投入力度不足、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科研环境有待优化、基础研究人员比例不足（均值16.3%，理想值24.4%） [59][60][61][62] - 中国已推出“破四唯”“破五唯”政策，并改组科技部，将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划入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优化顶层设计 [64][66][67] - 2025年中国基础研发经费目标比例为8%以上 [63] 未来诺贝尔奖展望 - 诺贝尔奖评委邹晓冬指出当前科研评审标准过于注重文章和影响因子，建议科学家探索空白区域进行原创性工作 [56] - 根据“诺贝尔科学奖产出双门槛模型”，中国可能在2030年左右迎来诺贝尔奖爆发期，2035年后获奖数量将增多，2050年或超过日本 [71][72][73]

R&D经费总体投入 - 2024年全国R&D经费总量达36326.8亿元，比上年增长8.9%，"十四五"前四年年均增长10.5% [2] - 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69%，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位列世界第12位，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2.70%）[2] - R&D经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第三位）的3.5倍、德国（第四位）的3.7倍 [2] 研发活动执行主体 - 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分别为28211.6亿元、4231.6亿元和3065.5亿元，分别增长8.8%、9.7%和11.3% [3] - 企业研发经费占比连续多年超75%，对全社会经费增长贡献率达77.1% [3] -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R&D经费分别增长10.2%和10.5%，快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增速 [3] 研发活动类型结构 -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为2500.9亿元、4305.5亿元和29520.4亿元，分别增长10.7%、17.6%和7.6% [4] - 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达6.88%，创历史最好水平，增速高于R&D经费增速1.8个百分点 [4] - 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0%和40.0% [4] 财政支持与税收优惠 - 2024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2629.2亿元，增长5.3%，其中中央和地方支出占比分别为33.2%和66.8% [5] - 2024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户数和费用分别比2021年增长16.7%和25.5% [5] 区域研发投入格局 -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R&D经费分别为23773.0亿元、6582.1亿元、4759.8亿元和1211.9亿元，分别增长9.0%、8.4%、9.2%和8.6% [7] -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R&D经费分别为4866.8亿元和11238.8亿元，分别增长9.2%和10.5%，广东R&D经费突破5000亿元 [7] - R&D经费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的7个省（直辖市）经费总量合计占全国比重达55.7%，其中北京投入强度最高达6.58% [8]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体情况 - 2024年全国R&D经费总额达36326.8亿元，较上年增加2969.7亿元，增长8.9% [3] - R&D经费投入强度为2.69%，较上年提升0.11个百分点 [3] - 按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8.0万元，较上年增加1.9万元 [3] 分活动类型R&D经费 - 基础研究经费2500.9亿元，增长10.7%，占总经费比重6.88%，提升0.11个百分点 [3] - 应用研究经费4305.5亿元，增长17.6%，占总经费比重11.9% [3] - 试验发展经费29520.4亿元，增长7.6%，占总经费比重81.2% [3] 分活动主体R&D经费 - 企业R&D经费28211.6亿元，增长8.8%，占总经费比重77.7% [3] - 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4231.6亿元，增长9.7%，占比11.6% [3] - 高等学校经费3065.5亿元，增长11.3%，占比8.4% [3] - 其他主体经费818.1亿元，下降0.9% [3] 分产业部门R&D经费 -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R&D经费7668.9亿元，增长10.2%，投入强度3.35%，提升0.24个百分点 [4]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超千亿元的行业大类有8个，其经费占比达68.2% [4] - 医药制造业R&D经费1145.6亿元，投入强度4.53% [9]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R&D经费4775.5亿元，投入强度2.95% [9] - 汽车制造业R&D经费2033.6亿元，投入强度1.91% [9]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R&D经费2532.9亿元，投入强度2.30% [9] 分地区R&D经费 - R&D经费超两千亿元的省市有6个：广东(5099.6亿元)、江苏(4597.5亿元)、北京(3278.4亿元)、浙江(2901.4亿元)、山东(2597.3亿元)、上海(2343.7亿元) [4] - R&D经费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7个：北京(6.58%)、上海(4.35%)、广东(3.60%)、天津(3.44%)、江苏(3.36%)、浙江(3.22%)、安徽(2.76%) [4]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 2024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2629.2亿元，增加633.3亿元，增长5.3% [5] - 中央财政科技支出4192.5亿元，占比33.2%；地方财政科技支出8436.7亿元，占比66.8% [5] - 科学技术支出11510.3亿元，增长5.7%，占财政科技支出比重91.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