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住房问题与“八万五计划” - 香港住房条件极为紧张，2022年人均居所楼面面积中位数约为172平方英尺（约16平方米），而内地城市居民人均达46平方米，反映出居住空间狭小的现状[4][24] - 香港政府曾于1997年推出宏大的“八万五建屋计划”，目标是每年供应不低于85,000套住宅，以解决长期住房短缺并提高自置居屋比例[5][25] - 该计划因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而中断，金融当局为捍卫港元汇率大幅拉高利率，导致房价暴跌，引发大量家庭陷入“负资产”状态，并出现数十万市民上街抗议[5][25] - 计划同时触及了由少数大型地产商主导的既得利益集团，大规模供地建房可能导致供过于求、房价下跌和利润压缩，引发其强烈反对与阻挠[6][26] - 政策执行与监管机制不成熟，当制度设计遭遇现实中的资源、利益和成本等摩擦时，政府缺乏足够机制坚持目标或调整，最终导致计划被放弃[7][8][27] A股市场与注册制改革 - A股市场呈现“快牛长熊”特征，多数二级市场投资者最终亏损，而上市公司及大股东通过减持获利，监管机构面临较大压力[9][28] - 市场问题的根源在于股票发行与退市制度尚未真正市场化，核准制下企业上市资格具有寻租价值，催生财务造假，且退市企业数量长期低于美股，导致僵尸企业大量存在[10][29] - 市场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缺位，国内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偏轻，相比美股缺乏震慑力[11][30] - 新股IPO注册制自2013年首次提出，2019年科创板试点，至2023年全面实施，但2023-2024年以来，随着市场走低，IPO数量与规模显著收缩，审核趋严，企业大量主动撤单，实质上的市场化扩容机制被显著放缓甚至暂停[11][30] - 注册制若不能真正落实，A股市场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审核加码、暂停IPO—市场回暖—放松审核、恢复大量IPO—大股东减持—市场再陷低迷”的恶性循环，融资功能难以健全[18][37] 两项改革的共同逻辑与困境 - 两者均存在“改革愿景与系统承载能力错配”的问题：“八万五计划”年供85,000套远超历史平均，供应链条脆弱；注册制意味着IPO大幅增量，但A股二级市场承接能力、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监管能力等均不足以支撑[12][31] - 均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导致改革逆转：“八万五计划”遇亚洲金融危机，楼市暴跌；注册制遇2021-2023年全球流动性收紧及国内经济调整，市场承接力下降，监管被迫收紧IPO节奏[13][32] - 均触动强大既得利益格局：“八万五计划”触动地产商及有房者资产利益；注册制触动“壳资源”价值链条、中介机构旧盈利模式及监管层的稳定性偏好[14][33] - 均因舆论压力与政治风险而“踩刹车”：“八万五计划”因负资产问题引发民众抗议；注册制因新股破发、市场疲弱引发投资者不满，监管在舆论压力下强调“稳市场”[15][34] - 在系统性下行周期中，政府面临“市场化改革”与“资产价格稳定”的多目标冲突，往往优先选择“稳”，导致改革节奏反复[15][34] 改革路径与建议 - 监管部门应吸取香港“八万五计划”教训，坚定推进A股IPO注册制，并设定“可分解、可量化”的中长期目标，配套阶段性实施与回滚机制[19][38] - 建议将“质量优先”与“节奏可控”结合，设计对短期流动性需求的承接安排，如在二级市场安排资金托市、鼓励多种资金入市等[19][38] - 可采取“先局部后全面”的稳步推进方式，例如在科创板全面放开管制，其他板块逐步放开[19][38] - 坚持透明沟通与预期管理至关重要，透明公布进度、遇阻原因和补救方案，以保护政策信誉[19][38] - A股注册制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需持续推动改革以充分发挥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促进经济回稳向好[2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