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水平与财政状况 - 美国公共债务净额接近国民所得的100%，债务总额达37万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总和[6][7] - 2024财年国防支出为8500亿美元，但利息支出更大，达8800亿美元[7] - 平均利率每上升1%，政府每年需多支付3700亿美元利息[7] 利率环境变化 - 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长期利率大幅上升，超低借贷利率在短期内回归可能性极小[7][8] - 截至7月底30年期美国公债利率接近5%，市场指标未预测长期利率将大幅下降[16][17] -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55年政府平均需支付3.6%利率，而特朗普政府认为该预测过于悲观[16] 美元地位与外国投资者 -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国借款利率降低0.5%-1%，但其地位不再牢不可破[9] - 所有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均已下调美国债务评级，外国央行和投资者持有数万亿美元美国债务[7][9] - 外国投资者持有近三分之一美国债务，对资金安全的担忧可能导致国债收益率逐渐上升[22][29] 财政政策与政治因素 - 2024财年预算赤字达1.8万亿美元，占GDP的6.4%，为和平时期最高纪录之一[11] - 根据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赤字将占GDP的6%-7%，到2054年债务与GDP之比可能达172%-190%[12] - 两党都坚持赤字支出理念，共和党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转化赤字为盈余，民主党则希望通过增税弥补成本[19][20] 潜在危机触发因素 - 美国具备财政状况岌岌可危、利率高企和政治瘫痪三个条件，只差冲击即可引发百年一遇债务危机[10] - 触发因素可能是投资者对美国国债信心崩溃导致利率突然飙升，或对资金安全的担忧导致收益率逐渐上升[22] - 另一场重大经济冲击可能在未来五到七年内发生，类似新冠疫情或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导致债务增加占GDP的15%-30%[16] 应对措施与可能方案 - 政府可能完全违约，如1933年罗斯福废除黄金条款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3] - 利用高通胀实现部分违约，类似20世纪70年代美国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4%的情况[26] - 采用金融抑制手段，通过银行和央行大量购买公共债务来降低利率，二战後美国债务占GDP比重因此下降40%以上[27][28] - 美元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应对高额债务的新选择，但相关风险和监管问题尚未解决[30][31] 长期经济影响 - 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大幅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10][32] - 通货膨胀螺旋可能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害，低收入者将承受最沉重成本[26][29] - 目前赤字趋势下，债务水平高涨将影响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流行病、气候事件和战争的能力，并拖累经济增长[32]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 2024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2%，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2] - 发达经济体老龄化严重，日本、德国、法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9.8%、23.2%、22.2%[15] - 全球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代5.32人降至2024年2.25人，逼近2.1人的世代更替水平[16] 中国人口挑战 - 中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5.6%，接近日本1997年水平，但人均GDP仅为日本当时三分之一[3] - 中国总和生育率2023年降至1.0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3] - 预计2032年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2.8%[3][25] 人口转折点影响 - 中国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74.5%)，2021年总人口达峰(14.13亿)，已跨过两个人口转折点[54] - 日本199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后至2024年减少17%，潜在增长率降至0.61%[36] - 日本1993-2024年间69%季度出现负产出缺口，反映总需求不足[4][68] 经济影响机制 - 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与65岁以上人口占比呈负相关[62][67] - 日本1994-2005年服务消费占比提高3.8个百分点，老龄化推升服务需求[4] -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0年69.4%升至2024年236.7%，与老龄化正相关[47][52] 通胀影响变化 - 老龄化通胀效应因全球劳动力供给增加被掩盖，但2023年后美欧日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75][78] - 中国老龄化对通胀短期抑制，长期可能推动上行[5][80] 应对策略 - 日本2000-202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1.3%，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本土劳动力约束[81][82] - 中国2023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27.6万台占全球51%，医疗机器人安装量同比增36%[88][94] - 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较日本低6-8个百分点，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收缩[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