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述 -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一名客户经理庄某因违法发放贷款及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3] - 庄某在2019年7月至2022年11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审核发放贷款[1] - 其行为涉及向23家公司违规发放中小微企业担保贷款总计超过人民币1亿元[1][6] 违规操作细节 - 庄某在明知贷款中介石某介绍的客户材料存在虚假财务数据的情况下未履行审查义务[1][5] - 贷款发放后庄某多次从中介石某处收取好处费总计30余万元人民币[1][6] - 经审计23家涉案公司在申请贷款时提交的材料均含有虚假财务数据[2][6] 贷款风险暴露 - 截至公安机关立案时共有8家涉案公司贷款逾期未偿还[2][6] - 逾期未偿还的贷款涉及总金额达人民币2100万元[2][6] 司法审理与判决 - 一审法院认定庄某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3][6] - 庄某具有坦白情节并积极退赃获得从轻处罚[3][6] - 庄某上诉称贷款金额认定不当且其有检举行为但未被二审法院采纳[3][7] -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4][7][8]

案件基本情况 - 山西尧都农商银行屯里支行原行长刘某和客户经理高某因违法发放贷款3000万元获刑，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 - 该案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两人上诉，维持原判 [2] - 案发后借款人已将贷款本金全部归还 [2][3] 违法放贷具体情节 - 贷款事件发生于2013年6月，借款人山西某高级中学法定代表人刘某申请贷款 [3] - 客户经理高某未认真履行贷前调查职责，未审查购销合同真实性，未按规定出具真实调查报告，未对贷款资金进行贷后管理 [3] - 原行长刘某未尽职履行审查职责，签字上报，导致银行违法发放贷款3000万元 [3] - 贷款期间借款人归还400万元本金，仍有2600万元本金到期未能按时归还，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3] - 2016年10月21日，刘某、高某均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 [3] 银行态度与司法考量 - 案件审理中，山西尧都农商银行出具情况说明，为两名员工求情，称其现实表现良好，为银行发展做出贡献，鉴于情节轻微且未造成损失，恳请免予刑事处罚 [2][4] - 原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刘某和高某违法放贷3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依法不能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 [4] - 法院最终判决考虑到贷款本金已全部归还，未造成损失，且被告人平时表现良好，对银行发展有贡献，根据缓刑条件，对二人适用缓刑 [6] 法律依据与实务分析 - 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特别巨大或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4] - 法律专家指出，金融机构的谅解（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量刑能起到一定作用，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悔罪态度、实际损失及弥补情况、被害人谅解意愿等因素 [5] - 根据相关量刑指导意见，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可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虽未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5]

案件核心事实 - 涉案人员甲曾任某国有商业银行多个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涉及违纪、受贿和违法发放贷款行为 [3] - 甲通过向信贷客户放贷收息形式受贿，其中向乙放款200万元，收取利息123万余元 [4][5] - 甲违法发放贷款总额达3670万元，造成本金损失456.25万元 [5] - 甲还收受其他贷款相关人员好处费35.68万元 [5] - 法院最终以受贿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数罪并罚，判处甲有期徒刑九年，罚金40万元 [6][7] 违纪与受贿行为认定 - 甲向确有资金需求的A市某林业发展公司出借100万元并按3%月利率收取45万余元利息，因证据无法证明权钱交易，被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而非受贿罪 [3][11] - 甲向乙出借200万元并收取123万余元利息被认定为受贿罪，因乙无实际资金需求且双方借贷形式异常，属于典型的放贷收息型受贿 [4][5][8][9] - 甲将部分利息67万余元给予资金提供方丙，不影响其受贿总额认定，因该行为属于对受贿款的自行处分 [10] 违法发放贷款罪认定 - 有观点认为贷款审核仅是发放环节之一不应单独定罪，但司法机关认定甲的审核行为对违法结果起决定性作用且违反国家规定，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12][13] - 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贷款金额200万元以上或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甲发放贷款3670万元且造成损失456.25万元，远超立案标准 [14] 法律适用与数罪并罚 - 对于甲收受贿赂并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司法机关认为应数罪并罚而非择一重罪处罚，因两行为相对独立且侵害法益不同（金融管理秩序与职务廉洁性） [15] - 违法发放贷款罪与受贿罪构成要件完全不同，分别定罪量刑符合犯罪构成理论和金融反腐政策要求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