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亲密伴侣暴力研究 核心观点 - 澳大利亚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承认曾对亲密伴侣使用暴力 比例从2013-2014年的24%上升至2022年的35% 相当于每年新增约12万名施暴男性 [1] - 亲密伴侣暴力被定义为情感暴力 肢体暴力和性暴力 其中情感暴力占比最高达32% 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分别占9%和2% [1] - 每4名澳大利亚女性中有1人是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 男性则为每14人中有1人 [1] 风险因素分析 - 有抑郁症状的男性施暴可能性比无症状者高32% 有自杀倾向者的施暴可能性高达47% [2] - 童年缺乏父亲关爱的男性施暴可能性比获得关爱的男性高48% [2] 社会干预措施 - 父亲为孩子树立尊重女性的榜样对预防暴力行为具有显著作用 [2] - 培养男性的情商 同理心和同情心是减少暴力的关键因素 [2]

农村女性流动与城市适应 - 传统农村女性幸福观绑定于家庭角色（丈夫体贴、子女成才），现代农村女性通过教育积累个人资本并获得更多自主权，开始向城市流动以寻求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1] - 流动到城市后，农村女性面临性别权力不平等、社会资源稀缺、身份限制等结构性障碍，同时经历新旧文化价值观冲突，原有亲缘地缘网络被削弱而新社会关系难以建立[2] 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关系 - 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社交陪伴是提升农村流动女性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情感支持减少孤独感，信息支持解决实际问题，社交陪伴增强归属感[3] - 物质性工具支持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接受物质帮助会带来心理压力（欠人情负担），且仅有0.2%受访者获得过政府或社会组织支持，多数依赖父母和伴侣[4] 邻里环境的作用与挑战 - 理想中邻里是重要支持平台，但现实中邻里支持仅占1%，交流多限于点头问好，高密度建筑和快节奏生活阻碍稳定关系建立，形成"越便利越孤独"困境[5] - 良好邻里互动或强凝聚力朋友圈可显著提升幸福感，但松散异质化的社区网络使关系难以转化为有效支持，朋友数量增加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压力[6] 幸福内涵与政策启示 - 农村流动女性幸福感从"有人疼"转向"能自主"，被倾听、理解、尊重的社会联结比物质援助更重要，幸福范围扩展至新社会关系和邻里环境[7] - 当前城市规划忽视流动女性社交需求，需构建包容性社会空间，使支持成为可触达的日常经验，而非简单给予物质援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