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青铜礼器群，从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到青铜爵、青铜 鼎，器物精美且种类多样。其中，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爵代表了当时顶尖的青铜铸造工艺。 来源：人民日报 爵：从盛酒于皿到藏礼于器（文物有话说·文物里的汉字） 听到"爵"字，不少人会想到"爵位"。其实"爵"的甲骨文是个象形字，最早是指古代饮酒的器皿，有三 足，口沿上有双小柱。金文的右下又增加了一只手。上古时期，酒和青铜器均属稀缺品，因此，作为礼 器的爵也被视为身份的象征。 （作者为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张文豪采访整理） 截至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发掘青铜爵10余件，以1975年出土、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乳钉纹铜 爵（见图）最为瞩目。这件文物通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腹部凸线列乳 钉纹，体态轻盈舒展，造型优美。 与此前龙山时期青铜多用于制作工具、武器不同，二里头时期普遍采用复杂的复合范技术铸造青铜礼 器。这种工艺需要精确组合范芯和多件外范，还要解决高温下陶范的变形及金属合金的流动性等一系列 复杂问题，是早期金属铸造技术的一大飞跃。 礼制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 ...

听到"爵"字，不少人会想到"爵位"。其实"爵"的甲骨文是个象形字，最早是指古代饮酒的器皿，有三 足，口沿上有双小柱。金文的右下又增加了一只手。上古时期，酒和青铜器均属稀缺品，因此，作为礼 器的爵也被视为身份的象征。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青铜礼器群，从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到青铜爵、青铜 鼎，器物精美且种类多样。其中，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爵代表了当时顶尖的青铜铸造工艺。 截至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发掘青铜爵10余件，以1975年出土、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乳钉纹铜 爵（见图）最为瞩目。这件文物通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腹部凸线列乳 钉纹，体态轻盈舒展，造型优美。 与此前龙山时期青铜多用于制作工具、武器不同，二里头时期普遍采用复杂的复合范技术铸造青铜礼 器。这种工艺需要精确组合范芯和多件外范，还要解决高温下陶范的变形及金属合金的流动性等一系列 复杂问题，是早期金属铸造技术的一大飞跃。 礼制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从盛酒于皿到藏礼于器，青铜爵在早期礼制 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代爵禄制度就是根据不同身份规定其配享相应的爵。这种对爵等 ...

考古专家：红山文化奠基后世礼制 开启"天人关系"最初探索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贾笑冰研究员介绍"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 他介绍说，红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4800年，根据遗迹特点可分为祭祀礼仪类和以生活居住为主的两类遗 址，分别从精神领域和物质生活两个侧面，展现红山文化"重礼仪、轻世俗"的社会发展和组织模式。红 山文化发掘遗址虽较为分散，却共同展示出立体化的复杂社会图景，为认识"古国时代"红山社会的发展 与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提供重要资料。 "藏玉于冢""祭台高筑，由巫及礼"，红山文化通过整合本地传统的多元信仰和巫术活动并使之秩序化， 建立起具有包容性的信仰体系，逐步发展成为礼制，并以之作为奠定社会统一的制度基础。 中新网上海12月17日电 (记者 孙自法)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项目入选集中展示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颇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 研究"首席专家贾笑冰研究员表示，作为最早加入到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红山文化，其为后世礼制奠 定基础，并开启"天人关系"的最初 ...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与意义 - 郭大顺提出红山文化应存在比已知“女神庙”等级更高的建筑，暗示该文化尚有重大遗迹待发掘[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新发现含玉龙在内的大量红山文化遗迹，显示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可能从辽西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该发现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2] -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了玉龙、女神头像、大型祭坛、积石冢等关键遗存，使西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并立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1] 中华文明起源的礼制连续性 - 中华文明核心在于连续性，主要表现为礼制的延续，其观念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5000多年前已较为成型[5] -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玉龙凤”是最初的礼制表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组合（琮、璧、钺）礼制化程度更高，中原商周礼器延续了东方海岱地区“鼎、豆、壶”组合[6] - 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器而非生产工具，与西方用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礼器属性的文化传统[7] 史前各区域文化共性与差异 - 史前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与生业经济差异，如东北渔猎、中原粟黍农业、东南稻作，但文化共性为主，发展道路一致[9] - 仰韶文化尖底瓶可能为祭祀用的神器，彩陶系统反映信仰，表明中原地区宗教性并不低，与红山文化具有观念同一性并能高度融合[9] -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神圣性，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石磨盘、镰刀等农具可能具仪式性，良渚古城发现20万斤炭化稻米或与祭神有关[11] 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核心遗产 - 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红山文化属古国时代，古国出现与当地原始文化紧密相连，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凝聚四方中心[13][14] - 苏秉琦学术思想包括区系类型说、文明观、方法论，其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如北方、中原、东方等）考虑古今一体，有助于理解10亿人、56个民族凝聚的基础结构[16][17] - 苏秉琦强调考古学为现实服务是自然过程，通过理论化、科学化重建古史，能揭示各民族共同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修正旧有历史书写偏见[18][19][20] 考古学理论发展与多元观点 - 严文明对史前文化格局提出“三大系统”说（东北筒形罐文化、中原鬲文化、东南鼎文化），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相近，强调多元一体动态格局[22][23] - 考古学需欢迎“百家争鸣”，如英国巨石阵导览呈现多种观点（纪念建筑、天文、墓葬等），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科深入发展并孕育大师[28] - 考古学应以考古资料为主重建古史，用考古发现检验文献（如红山文化南下对应五帝时代前期文化大融合），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需更紧密合作[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