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影响：美元信用重估下的全球资本再平衡 - 美元指数在对等关税宣布后下跌7.3%，与2018年加征关税时上涨8.7%形成背离[3] - 美元疲弱源于滞胀预期压制利率路径及政策不确定性削弱避险地位，导致资金转向日元、瑞郎等其他避险货币[4][5] - 全球同步反制（如欧盟、加拿大）及美国关税豁免政策缺乏可信度进一步压制美元升值动力[6] 美国资产表现分化 - 美股在科技股支撑下快速修复并创新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动态P/E分别达22.5倍和27.0倍，处于历史高位[8][12] - 美元与美股走势背离反映投资者区分"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与"生机勃勃"的私人部门，后者杠杆率较低（居民部门67.6%，非金融企业72.6%）[8] - 美股风险溢价降至负值，未来表现取决于企业盈利与政策风险博弈，美联储降息或支撑估值但需承担通胀与美元贬值代价[12] 中国资产韧性凸显 - A股和港股表现强劲，上证指数最大回撤仅8%，低于其他主要市场，沪指突破3800点创十年新高[12][13] - 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美元兑人民币从4月2日7.18降至9月15日7.11，受益于中美利差收窄（3个月期利差收窄46bp至2.68%）及外资回流[13][14] - 中国出口展现韧性，对美出口占比降至10%，东盟占比升至19%，出口价格指数仅降1.7%，低于欧盟的4.6%降幅[23] 经济影响与政策内耗 - 美国关税成本主要由国内承担，推高通胀（CPI同比从2.4%升至2.9%）并抑制投资，加剧滞胀风险[17][20] - 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信心，美债收益率半月内上升36bp迫使政策转向，债券市场成为关键约束机制[19] - 中国通过反制与谈判将关税从145%降至30%，消除尾部风险，稀土股指上涨82%[22] 全球货币秩序重构 - 美元体系可持续性受质疑，全球央行增持黄金（储备占比从9.1%升至21.5%），减持美债（占比从33.1%降至22.6%）[27][29] - 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和碎片化演变，资金从集中配置美元资产转向增配欧元、人民币及本土市场[28][34] - 中国大陆持有美股3390亿美元，存在通过港股通、QFII等渠道回流的潜力[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