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1694年英国通过金融创新确立了“信用源于制度而非金银财宝”的核心原则，即政府依靠制度和治理而非王权来建立信用 [2][6] - 制度信用使得英国政府能以低廉成本融资，其长期借款成本从1694年的约14%降至1705年的6%，而同期法国国债收益率高达15%-20% [9] - 国家债务的违约风险核心在于治理质量而非债务规模，治理信用是现代信用体系最重要的底层抵押品 [12] 信用革命的背景与创新 - 1690年代英国因与法国战争陷入财政困境，传统借贷方式无法满足资金需求 [2] - 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提出将国家信用证券化的创新方案，债务由国家而非国王承担 [2][3] - 此举开创了“信用革命”，明确“如果政府赖账，议会负责还钱”的原则 [4] 制度信用的三大支柱 - 议会主权：1688年光荣革命后财政权归属议会，王权受到制约 [7] - 透明的公共预算：英国开始公布年度预算，形成现代财政管理雏形 [8] - 税收与债务挂钩：1694年《通行税法案》规定特定税收专用于偿债，实现专款专用 [8] 制度优势的实证表现 - 英格兰银行成立成为世界上首家政府与市场共建的中央银行，进一步巩固制度信用 [9] - 英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在1815年高达250%，但自17世纪末至今从未发生主权违约 [10] - 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长期高于250%，但因治理质量高，其国债收益率仍保持在极低区间 [11] 现代市场对制度信用的定价 - 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期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3.2%下降至2.5%，体现市场对制度韧性的长期预期 [11] - 2022年英国“迷你预算”引发治理信心危机，十年期英镑国债收益率从1%飙升至超过4% [11] - 金融市场持续对一国制度信用进行定价，治理可信度比债务规模更重要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