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定性分析 - 核心争议围绕甲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斡旋受贿罪，存在三种观点：诈骗罪、斡旋受贿未遂、斡旋受贿既遂 [2] - 最终结论支持第三种观点，即甲构成斡旋受贿既遂，因其承诺通过职权影响力为乙谋利并收受100万元，已侵害职务廉洁性 [2][6] 斡旋受贿构成要件 - 需满足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甲作为司法局副局长与公安局副局长丙熟识，具备斡旋可能性 [3] - "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承诺阶段即构成谋利，甲明确承诺通过丙帮助乙逃脱刑责，无需实际转达请托 [5] - 收受财物与职权形成对价关系，乙支付的100万元是基于对甲职权影响力的预期 [6] 诈骗罪排除依据 - 甲未虚构事实，其与丙的工作关系真实存在，斡旋行为具备现实可能性 [3] - 乙未陷入错误认识，支付财物是基于对甲职权的信任而非欺骗 [3] - 法益侵害差异：诈骗罪侵害财产所有权，本案侵害职务廉洁性 [3][4] 法律依据与理论支撑 - 刑法第388条明确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保护法益为职务公正性与廉洁性 [2] - 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规定"谋取利益"包含承诺阶段，甲收钱时已承诺即满足要件 [5] - 斡旋受贿既遂标准不要求实际完成斡旋，权钱交易达成即构成既遂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