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 - 1947年独立后，印度实施苏联式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主导工业自力更生[3][4] - 为此建立了中央计划体制，对内实行繁琐的“工业许可证”制度，对外构筑高度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3][4] - 这种模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经济陷入停滞，独立后前40余年经济增长仅维持在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4] - 1990年，韩国人均收入是印度的20倍，商品匮乏是常态，购买进口小摩托从预约到入手需近10年时间[4] 1991年改革开放与制造业发展尝试 - 1991年，印度在国际收支危机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下开启改革开放，废除数百项繁琐的许可证，并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和外资市场限制[6] - 改革者试图借鉴东亚成功经验，将经济政策改革天平倒向制造业，希望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带来生产率快速提升和繁荣[6] - 然而，印度制造业的绝对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未能成功复制东亚的制造业发展模式[7] - 作者指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竞争异常激烈，是一条“窄路”，并以苹果公司市值是代工厂富士康的60倍以上为例，说明低技能组装生产不一定能获得高利润或进入更高技能制造领域[7] - 印度制造业发展受阻的原因在于制度与环境土壤问题，包括政府无法提供所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民主制度下不受约束的官僚机构和难以驯服的利益集团[7] “打破常规”的新发展战略 - 作者拉詹提出，印度应打破常规，避免拥挤的制造业赛道，直接竞逐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终端服务环节，实现“惊险一跃”[1][8] - 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得直接的服务出口以及如芯片设计等高技能制造业相关服务出口成为可能[8] - 对内需要勇敢地投资于人，通过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提升民众素质和技能，以吸引寻求高素质劳动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8] - 这一战略强调从发展早期阶段就着眼于从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的直接转型[8] 印度服务业的成功实践与未来挑战 - 印度服务业已取得自下而上的成功，服务内容从传统的阿育吠陀推拿扩展到高端的科技外包服务[8] - 美国等国的大公司为降低信息系统运营成本，远程聘请物美价廉的印度专家解决问题[8] - 印孚瑟斯（Infosys）等科技公司成为印度的商界传奇，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的科技中心，这些成功被归因于自上而下放松管制叠加全球化红利[8][9] - 当前领导人莫迪的格言是“IT+IT=IT”，即将印度的明天寄托于信息科技加印度的人才[9] - 然而，印度式崛起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被认为是美国100多年前“镀金时代”的翻版，表面繁荣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并存[10] - 作者指出，印度很难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实施自上而下的有效治理，但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正确的激励来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