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研究方法 - 以巴金小说《家》为引，穿梭于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试图重建小说情节与真实城市生活的联系，还原五四时期更本真的成都风貌 [5] - 英文书名Fact in Fiction是点睛之笔，既直译"小说中的事实"，也暗含"虚实交融"的深意，精准概括全书方法与旨趣 [5] 婢女制度的社会根源 - 十八至十九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繁荣，蓄养婢女成为众多富庶士绅家庭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同时因上流社会女性普遍缠足行动不便，产生对婢女的实际需求 [14] - 自1730年起雍正帝下旨"豁除贱籍"，世仆制衰落，标准买卖契约多注明婢女在主家服侍年限，通常自被买入时五至十岁起至适婚年龄止，主人有为婢女择配的责任 [15] - 清朝人口稳步增长至1900年达四亿，人地矛盾突出，加之清末民初连年战乱与旱涝灾害，农村动荡，贫困家庭鬻女为婢意愿加强 [17] 民国时期婢女制度延续 - 民国成立后婢女买卖仍在社会中延续，1919年成都档案馆发现的婢女买卖文书以打印固定表单形式出现，是引入西式警察制度后启用的新制式 [18] - 警察负责调查辖区内住户并建立户籍档案，婢女登记费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某种程度上能阻止部分非自愿、绑架而来的婢女交易 [18] - 民初四川地区军阀混战持续二十年，社会秩序几近崩溃，若只一味禁止婢女交易而缺乏足够慈善机构收容，她们最可能归宿是妓院 [18] 成都地方权威与文化影响力 - 真正代表成都地方权威与文化影响力的实为当时被称为"五老七贤"的士绅群体，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更迭频繁，他们常在军阀与民众间充当调停角色 [19] - 以刘豫波和徐子休为例，刘豫波出身成都最显赫文化世族之一，崇尚经学却对新文化表现出真诚开放态度，李劼人和郭沫若均曾受教于他 [20] - 徐子休是五四时期四川省教育会会长，力主逮捕批判传统孝道的吴虞，创建大成会暨大成学校，但学校中包括戴季陶、张群等国民党学员 [20] 成都现代化公共空间建设 - 清末新政仿效日本建成劝业场，1910年代作为成都新城核心建筑，是一座横跨两条主街的二层木结构楼宇，容纳一百五十家商铺与餐馆，点亮成都第一盏电灯 [25] - 1924年军阀杨森仿照上海南京路打造春熙路，规划包含百货公司和有轨电车系统，委派曾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俞凤冈负责开发管理 [26] - 春熙路建成仅一年便有五千辆黄包车被引入成都，成为众多底层男性重要收入来源，底层百姓也能从中寻觅新机 [27] 袍哥组织的社会角色 - 1916年后成都政府体制衰退助长袍哥组织发展，成为管理社会实际力量，扮演"第二政府"角色，1916至1949年间袍哥山堂和成员数量大幅增加 [31] - 1920年代成都每个区域都设有袍哥山堂，堂主在辖区内商户收取保护费，管理地方民兵并组织巡逻，充当军政府与警察机构基层联络人 [31] - 袍哥组织以独特方式再造部分人社会身份，打破固有阶级壁垒，如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罗歪嘴凭借舵把子大管事身份成为"罗五爷" [32] 五四新青年的选择与影响 - 1911年后四川军事化催生两种相悖动向：一面助长保守袍哥文化兴起，一面为出身富裕知识青年挑战家庭专制与社会传统创造条件 [34] - 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在成都街头常陷入危险，吴虞将女儿送入美国卫理会中学与法国天主教中学，因教会学校是寄宿制可使她们免于危机四伏的街道 [35] - 1920年代四川活跃着七八个无政府主义社团，巴金参与发起"均社"组织，1924年离开成都后友人在均社的袁诗尧继续留在四川，最终死于1927年国民党"清党" [37] 历史叙事的复杂性 - 历史真实并非"激流三部曲"中"进步与落后"的简单二元对立，而是更复杂、多面向的互动过程，如袍哥文化压制新女性实践空间却为底层民众提供社会保护 [40] - 巴金在《家》中构建的是一套新的"关于人的想象"，那是被五四观念所浸润的一代新文学家与读者所共享的情感图景 [42] - 巴金等从四川出走至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带着抽离的目光回望成都，其人生选择与文学创作同样构成1920年代成都历史图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