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遴选进程 - 2026年5月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卸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提名新主席 目前选拔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候选人范围从九人精简至三人 [1] 潜在候选人背景与争议 - 特朗普公开暗示哈塞特或成最终人选 引发广泛争议 [1] - 哈塞特与特朗普渊源可追溯至其生涯早期 2011年曾批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切实际且危害美国经济” 特朗普当选后其迅速转变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坚定拥趸 [3] - 哈塞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 哈塞特在专业领域的表现令人堪忧 1999年与人合著《道指36000点》一书 预言美股将迎来史诗级上涨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使遵循其建议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7] -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哈塞特断言“到5月中旬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将归零” 实际死亡人数在数月间持续攀升 预测误差跨度长达数年 [9] 潜在政策影响分析 - 若哈塞特执掌美联储 其政策轨迹可能呈现两重风险 在内部 过度顺从政治意志可能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导致利率决策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 [11] - 在外部 其频繁失误的预测记录可能动摇国际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 加速全球资本寻求替代性避险资产的进程 [11] - 双重冲击或将构成对美元霸权体系的根本性挑战 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新全球金融格局的诞生 [11]

美联储理事米兰的政策立场 - 在9月FOMC会议上，唯一投票反对降息25个基点的理事，主张更激进地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 [2] - 公开表示适当的联邦基金利率应在2%左右，比当前政策水平低约2个百分点 [2] - 认为关税政策可通过削减财政赤字与增强信贷供给，增加国内可贷资金规模，从而压低中性利率达0.7个百分点 [8] 米兰的经济理念与政策主张 - 倡导推动制造业与就业岗位“回流”与“再本土化”的新“产业政策”，主张采用“逐步递增”式的关税策略作为主要工具 [7] - 提出“海湖庄园协议”构想，主张通过压低美元汇率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以缩小贸易逆差，或向贸易伙伴索取“补偿”作为接受美元高估的交换 [7] - 认为当前美联储的体制设计导致“群体思维”滋生，主张进行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授权总统可解雇美联储主席、缩短理事任期、扩大FOMC投票权范围等 [10][11] 职业生涯与背景 - 拥有从金融行业到政界的跨界背景，曾在美国财政部担任高级顾问，参与制定2.2万亿美元的《CARES法案》疫情救助计划 [5] - 在加入美联储前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进入美联储后仍保留该职务但暂时休假且不领取薪酬 [1][2] - 其文章《脆弱与稳健的再工业化》引起了特朗普经济政策团队的注意，并成为其关税策略的“蓝图” [6][7] 外界评价与影响 - 白宫同僚认为其相较于纳瓦罗是更具说服力的特朗普经济政策发言人，更善于以政治家的方式阐述观点并援引研究支撑立场 [8] - 经济学界存在批评声音，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称其行为是对特朗普主义政策的“洗白”，前财长萨默斯斥其构想为“怪异而自恋的不实用的东西” [8] - 分析人士认为其改革主张规模空前，可能带来一个“更具政治性的美联储”，引发对政治干预央行独立性的担忧 [11]

中国经济思想演变 -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通过严复1902年翻译的《原富》引入中国，但最终被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取代 [2] - 19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集体转向，主张融合自由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马寅初是核心推动者 [3][5] - 马寅初早期受哥伦比亚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但1927年后思想转变，提出中国应"权衡轻重"于自由资本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间 [3][8] 中国经济学会与实地研究 - 中国经济学会1923年成立，1927年改组后吸纳政商学界精英，会员增至五六百人，工商界占三分之一 [6][7] - 学会注重实地考察，1927-1937年开展上海工业化、北方乡村工业及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形成"中国化经济研究"方法论 [7] - 马寅初主张研究应聚焦中国现实问题而非理论，提出"非高深理论，乃实际问题"的学术导向 [6]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构建 - 马寅初的"第三条途径"融合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李斯特国家主义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8][11] - 批判自由主义三大弊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竞争不平等、政府干预缺位 [9] - 否定苏俄集体主义适用性，认为中国缺乏实施条件，如政府能力不足与官僚积弊 [10] 统制经济的实践与影响 - 马寅初主张德意式统制经济，通过调节生产分配平衡供需，区别于苏俄计划经济 [14] - 提出六大理由支持统制经济，包括保护幼稚工业、抵御外国倾销等 [15] - 1930年代统制经济政策获政商学界响应，1935年被国民党纳入国民经济建设大纲 [16][17] 学界与政商界互动 - 中国经济学会成员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政府高层及李馥荪、卢作孚等工商领袖，加速观点传播 [16] - 1933年《申报月刊》征文显示超60%学者支持混合经济模式，反映"第三条道路"成主流共识 [16] - 统制经济后期异化为官僚敛财工具，马寅初转向批判其负面效应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