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刑事犯罪案件结构变化显著，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盗窃罪是轻罪案件中的高发罪名[1] - 司法实践对盗窃罪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出罪比较困难，应重视其在轻微犯罪处理中的应用[1] - 激活“但书”条款出罪机制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的体现，可避免犯罪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2] 轻微盗窃犯罪出罪理据 - 畅通依法出罪机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核心，对轻罪应“当宽则宽”，一概入罪违背刑法谦抑性且浪费司法资源[2] - 犯罪附随后果如资格限制、社会评价贬损等是轻微犯罪不能承受之重，还可能延伸至犯罪人亲属[2] - 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对相关困境的回应，将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出罪是最直接解决路径[2] 适用“但书”条款的现实问题 - 盗窃罪社会危害性核心衡量标准是数额，但“多次盗窃”立法确立的“唯次数论”导致入罪易出罪难[3] - 积极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法定罪）成为“但书”条款适用的主要障碍[4] - 司法解释规定“二年内三次盗窃即属多次盗窃”，标准明确可操作，而“情节显著轻微”过于抽象模糊[4] 司法机制与环境困境 - 司法考核将无罪判决视为负面评价，导致办案人员可能面临责任追究风险，影响“但书”适用积极性[5] - 社会公众“报应刑”观念根深蒂固，有罪必罚理念被广泛接受，办案人员顾虑舆情风险而规避出罪[5] - 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分制裁模式下，过多运用“但书”出罪可能被质疑变相干预行政机关执法权[4] 激活“但书”条款的路径 - 应明确“但书”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契合性，以法益保护为依据进行目的性解释[6] - 刑法分则定量因素如数额标准带有滞后性，而总则“但书”条款恒定，可作为补充实现定罪精确性[7] - 可借鉴醉驾案件治理经验，为“多次盗窃”明晰累计数额等可量化标准，辅助评价“情节显著轻微”[8] 社会危害性与考核改进 - 社会危害性判断应坚持客观危害结果与主观危险性统一，考察被害人损失和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9] - 应区分典型惯犯与因一时贪念初次作案者，对后者适用从宽刑事政策[9] - 有必要调整优化司法机关绩效考核制度，避免机械套用指标和绝对化否决机制，以促进“但书”适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