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规模（社融）的创立与发展 - 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独创的金融宏观监测与调控指标，其创立是一项从零到一的工作 [1] - 社融指标的确立历时五年，从概念的提出、增量指标到存量指标的确立，再到全国数据及分省数据的统计和发布 [1] - 自2010年12月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提及以来，该指标已连续15次被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并列的两大金融宏观监测与调控指标之一 [1] - 社融指标的产生借鉴了西方金融理论，如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整体流动性”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理论，但其成为系统性统计指标是中国的创新 [2]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需覆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共识促成了中国社融指标的应运而生 [2] 社融指标的区域结构特征 - 社融指标蕴含着丰富的区域结构特征，能反映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别及发展趋势 [3] - 2015年至2024年间，中国中西部地区社融增量在全国的占比从38.6%上升至43.6%，显示金融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3][15] - 同期，东部地区社融增量在全国占比小幅波动，平均为57.3% [3][15] - 东北地区社融增量占比则从2015年的7.0%显著降至2024年的1.2%，表明该地区振兴任重道远 [3][15] - 中西部地区社融增量占比的上升意味着金融体系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增强 [3][15] 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 -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3][16] - 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被定义为一种有管理的、逐渐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并非完全放任跨境资本自由流动 [4][17] - 国际经验表明资本账户开放总体利大于弊，且开放的标准本身也在不断放宽 [4][17] - 金融改革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美国采用“先外后内”次序取得成功，而遵循“先内后外”次序的日本和韩国则遭遇了经济萧条或金融危机的冲击 [4][18] -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措施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4][18] 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成果 -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已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形成了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利率体系 [5][19] - 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分类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2016年的“稳定化安排”调整为2022年更接近浮动汇率制度的“其他管理安排” [5][19] -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显著成效，直接投资项目下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5][19] -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较大步伐，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占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从过去的1%上升至2%左右 [5][19] - 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协调推进，正在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金融内外平衡的体制、机制和调控框架 [5][19] 虚拟货币的本质属性 - 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最基本职能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价值需能衡量商品价值，现代信用货币由国家信用支撑 [6][20] -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缺乏国家信用支撑，难以作为本位货币履行商品交换媒介职能，其流通范围有限且极不稳定 [6][21] - 成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需满足自身价值不能剧烈波动的必要条件，现代信用货币受国家货币当局调控，价值稳定 [7][22] - 比特币缺少中央调节机制，市值波动剧烈，例如价格从2014年7月的582美元跌至2015年的284美元，又从2021年5月的5.9万美元跌至2022年12月的1.7万美元，截至2025年9月又高达11万美元 [7][22] -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更多是虚拟资产，是投资甚至投机的对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