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失衡与美国孪生赤字框架 - 全球贸易失衡本质上是美国的结构性失衡 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比重达6-7成 呈现"铁打的最后消费者与流水的世界工厂"格局 [3][24] - 失衡持续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内生或外生纠错机制 例如1985年《广场协议》通过政策协同实现再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则以需求收缩方式实现调整 [3][32] - 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经常账户失衡同步升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再平衡转折点 [10][11] 美元特权与特里芬难题 -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特里芬难题 美国需保持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但逆差损害美元信用 此矛盾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41][43] -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根植于"特里芬世界" 被称为布雷顿森林Ⅱ体系 新兴国家积累美元储备并实施出口导向模式 加剧全球失衡 [65][66] - 美元升值由经济基本面利差与安全资产需求驱动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避险逻辑 反而推升美元汇率 [36][62] 美国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关联 - 经常账户逆差是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的镜像 国民收入恒等式表明净出口等于国民净储蓄 任何扩大投资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外部失衡 [77][83] - 特朗普时代财政顺周期扩张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 投资率上升 剪刀差扩大使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显著抬升 [91][97] - 孪生赤字假说成立 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上升0.3-0.5个百分点 [5][98] 历史案例与再平衡路径 - 1971年尼克松冲击与1985年广场协议均通过美元贬值阶段性改善贸易收支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两阶段累计贬值20.7% [54][58] - 2018年特朗普关税战未能改善贸易逆差 商品贸易逆差规模从7900亿美元升至1.1万亿美元 仅改变中国份额而非整体格局 [37][61] - 再平衡有三类路径：储蓄投资关系调整、汇率调整和金融深化 支出转换与支出调整政策需协同使用 [32][34] 财政可持续性与债务风险 - 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升至120% 外债净额占GDP达76% 但货币债务危机风险较低 因美元霸权提供融资空间与安全资产属性 [110][133] - 日本案例表明"高债务杠杆+低通胀+低外债占比+经常账户盈余"组合可维持财政可持续 美国外债占比仅30%且通胀预期稳定 [127][133] - 财政整顿需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克林顿任期通过互联网革命增税减支实现盈余 奥巴马时期财政紧缩则拖累经济复苏 [140][149] 特朗普2.0政策展望 - 特朗普新任期可能延续里根大循环特征：强经济+强美元+高预算赤字+贸易逆差 但解决方案或不同 [108] - 关税具有双重性：对贸易失衡是工具性 对财政失衡是目的性 可作为增税减支矛盾的次优解 [166] - 美元汇率重估存在合理性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达120接近1985年高点 但多边汇率协同需满足共赢原则而非美国优先 [17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