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的起源与性质 - 稳定币的出现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不满和一股“去中心化”浪潮，最初是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改进尝试[4] - 稳定币通常由主权货币计价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尤其与美国短期国债高度挂钩，其运作机制与货币市场基金高度相似[8][9] - 稳定币无法满足货币的三大基本特性：单一性（无法保证价值无争议）、弹性（不能根据经济需求创造新流动性）、诚信（不能保证不被用于非法活动）[1][12] 稳定币的内在风险与历史类比 - 稳定币的快速发展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逻辑制约：全球安全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是短缺的，稳定币规模越大，对作为抵押品的美国国债需求就越高，这会进一步加剧其短缺并推高价格[2] - 这种短缺构成了现代版的“特里芬难题”，即全球对美元（安全资产）的需求与美国提供足够安全资产（国债）的能力之间存在张力[2] - 稳定币的风险类似于历史上美国1863年至1913年“国民银行时期”的银行体系和2008年前影子银行的失败逻辑，根本原因都在于底层安全抵押品的稀缺性[2] 全球金融格局与安全资产挑战 - 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的崛起和亚洲经济地位的提升将进一步凸显安全资产短缺的挑战[1] - 随着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和财政约束增强，全球安全资产短缺的矛盾只会恶化[2] - 中国应尽快推动国债成为全球性安全资产，来缓解全球安全资产短缺问题，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2] 中国国债的发展机遇 - 对中国来说，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债，不论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大力发展国债都会有很多好处[2] - 国债将成为一个安全的、开放的、最重要的人民币资产形式[2] - 推动国债成为全球性安全资产是应对全球安全资产短缺和提升人民币地位的关键策略[1][2]

稳定币的潜力与局限性 - 稳定币在代币化方面有一定潜力，但在单一性、弹性和完整性三大关键标准上未达要求，无法成为货币体系的支柱 [1][2] - 全球范围内稳定币受到空前关注，美国GENIUS法案落地、中国香港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 [1] - 国际清算银行(BIS)对稳定币持谨慎态度，认为现行双层货币体系仍是最优选 [2] 稳定币的三大关键标准缺陷 单一性(Singleness) - 稳定币缺乏统一价值标准，不同稳定币之间可能无法1:1兑换（如USDT vs USDC vs DAI） [3] - 类似19世纪美国私人银行各自为政的状态，破坏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 [3][4] - 货币的单一性依赖于央行提供的共同安全资产和公共利益服务，而稳定币缺乏此类支撑 [4] 弹性(Elasticity) - 稳定币采用100%资产抵押机制，需预先全额支付才能发行，无法像银行体系那样通过信贷创造货币 [3][5] - 现代经济需要货币供应能灵活扩张/收缩以支持支付需求，而稳定币的刚性设计导致系统易堵塞 [4][5] - 银行体系通过透支和信贷额度实现债务连锁清偿的功能，稳定币无法复制 [5] 完整性(Integrity) - 稳定币在匿名公链流通，缺乏KYC/反洗钱机制，易被用于非法活动 [3][9] - 无记名性质使其脱离发行方监督，加剧洗钱、恐怖融资等风险 [9] - 货币体系需保障公众信任，而稳定币的匿名性与犯罪便利性威胁系统性安全 [4][9] 现行双层货币体系的优势 - 央行提供基础货币并确保结算最终性，商业银行通过信用创造支持实体经济 [11][12] - 现代RTGS系统体现弹性需求，央行可按政策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日内流动性 [4] - 货币创造无需全额储备支持，避免支付系统堵塞（对比稳定币需等额法币支持） [5] - 货币形态分层明确：央行货币（现金/准备金）、银行存款货币、第三方电子货币 [13] 代币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 BIS认为代币化是变革性创新，但下一代体系仍应以央行储备为核心 [14] - 统一账本技术可整合代币化央行储备、商业银行货币和金融资产，提升跨境支付等效率 [15] - 代币化能将信息传递、对账和资产转移整合为单一可编程操作，释放新效益 [15] 稳定币的附加风险 - 面值可兑换承诺与盈利商业模式存在内在矛盾 [10] - 对新兴市场可能引发货币主权丧失和资本外逃风险 [10] - 若规模持续增长，可能触发安全资产抛售等金融稳定风险 [10] - 银行发行的稳定币可能引入新型系统性风险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