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施与登记情况 - 韩国《维持生命治疗决定法》自2018年2月实施以来 签署拒绝维持生命治疗文件人数超300万 占成年人口6.8% 相当于每14名成年人中有1人明确拒绝临终插管抢救 [1][2][4] - 截至2025年8月9日 登记人数突破300万 较2018年8.6万人实现大幅增长 2021年8月突破100万 2023年10月超过200万 [11] - 已有超44万人依据该法终止维持生命治疗 [3] 医疗行为与覆盖范围 - 法律明确定义中断延长生命的医疗行为包括心肺复苏 血液透析 抗癌治疗及人工呼吸器 [11] - 临终关怀服务主要面向晚期癌症患者 非癌症晚期疾病患者（如心力衰竭 肾衰竭 帕金森病 痴呆）被排除在优惠范围外 后者占总死亡患者的70%以上 [34][35] - 缺乏家庭型临终关怀基础设施 导致医院中心化死亡 家属负担加重及医疗资源效率低下 [36] 社会人口与经济因素 - 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1024万 占总人口20% 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9] - 2022年痴呆症患者年护理成本2220万韩元（约11万元人民币） 占人均年薪4240万韩元的52% [32] - 82%受访者赞成立法支持尊严死 经济水平越差或年龄越大群体意愿越强 低收入层和医疗补助患者占比相对较高 [33] 用户群体特征 - 65岁以上女性签署生前预嘱比例达24.9% 显著高于同年龄段男性的17.1% [38] - 2020-2023年首尔大学医院临床伦理支援服务死亡的60名患者中 超半数為60岁以上高龄患者 [33] - 83%选择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者为临时决定 缺乏事前计划导致实施效果未完全体现立法宗旨 [40][41] 法律判例与历史发展 - 2008年首尔市西部地方法院作出韩国首例尊严死判决 依据包括患者年龄 恢复可能性及宪法赋予的生命自决权 [24][26][28] - 1997年两名医师因替脑损伤患者拔管被控谋杀 加速民间对放弃治疗权的讨论 [22] - 2016年国会通过《延命治疗决定法》 2020年超25万人因拒绝延长生命医疗死亡 占同期总死亡人数16.5% [29]

安乐死立法阻碍因素 - 立法核心阻碍在于生命权是否可放弃以及家庭压力导致非自愿选择[11] - 宗教因素在美国保守州成为主要反对原因 认为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且苦难具有净化作用[16][17] - 需要建立在法治环境前提下 否则讨论无意义[9] 国际安乐死实施模式 - 瑞士和英国采用协助安乐死模式 设有严格流程控制[12] - 流程包括多次医学评估 心理评估 申请冷静期以及必须本人执行[13] - 英国模式限制更严格 仅限成年人 绝症患者且明确自愿[30] 英国立法动因分析 - 英国医保体系NHS免费但入不敷出 面临严重财务压力[26][27] - 绝症末期治疗成本高昂 延续八九十岁患者寿命两三年需花费几百万医疗资源[28] - 通过法案既可减轻患者痛苦 又能为国家节省医疗开支[29] 医疗经济影响 - 英国预计通过死亡旅游产业既能节省开支又能创造收入[31] - 全球医疗体系普遍采用国家与个人共同承担模式 个人支付部分起到医疗资源使用刹车作用[31] - 中国医疗水平领先但面临老龄化带来的医保体系冲击[32] 社会观念演变 - 社会逐渐形成共识 认为人生末期痛苦没有意义 该观念认可度需达60%-70%才可能推动立法[19][20] - 新兴思潮更关注拓展生命深度而非长度[47] - 医疗从业者普遍认同应提前思考生命终点选择 部分医生主动选择不抢救方案[44][45] 实施标准争议 - 反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非绝症患者使用安乐死 担心偏离初衷[5][38] - 需防范滑坡效应 即从绝症患者向非绝症人群扩大适用范围[39] - 支持将适用标准严格限定于医生确认存活时间仅数月的绝症患者[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