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导致传统地方竞争模式失效，中央政策正引导其进行历史性重构，目标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地方竞争新体系 [1][2][6] 地方竞争模式的演变与失效 - 地方竞争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引擎，通过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性规定加速了资本积累和企业扩张 [2] - 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2025年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整治招商引资乱象，标志着“后地方竞争时代”开启 [1] - 传统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其净贡献持续减弱，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结构性转变 [2] 地方竞争不适应当前经济结构的具体表现 - 经济增长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为主导：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6.7%，吸纳就业人员占比48.8% [3] - 地方政策偏向制造业抑制服务业消费：民生支出不足推高居民教育医疗支出挤占消费，制造业政策推高服务业成本，收入不平等加剧抑制消费倾向 [3] - 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资本边际产出率从2000年近30%快速下降至2019年不足10% [3] - 高强度地方竞争抑制企业创新：形成“囚徒困境”式的补贴竞争，增加创新收益不确定性和财政损失 [4] - 地区经济增长由“齐头并进”转向“稳步分化”，集聚力量成为空间资源配置主轴 [4] - 地方竞争削弱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区域增长极发展能力，与“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政策目标相悖 [5] 构建新型地方竞争体系的原则与方向 - 基本原则：不完全消除竞争以避免懒政，竞争目标从“局部增长”转向“空间配置红利” [6] - 考核目标改革：从本地GDP转向“空间配置红利”，例如人口流入地GDP增长按比例分配给流出地以激励要素流动 [6] - 政策取向一：从资本偏向型竞争转向劳动偏向型竞争，通过构建宜居城市、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来吸引劳动力 [6] - 政策取向二：从同质型竞争转向分类型竞争，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一类一策”的专项竞争 [7] - 政策取向三：从保护型竞争转向激励型竞争，利用财政激励和转移支付引导地方政府加入区域分工体系 [8] 支撑新竞争体系的深层制度调整 - 调整区域间利益分配框架，将更多税种按消费地原则分配，例如2025年重点工作包括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 [9] - 将区域协作分工嵌入地方考核，考核指标包括本地在经济区产业链配套率、跨区域合作研发专利数量、“飞地经济”发展情况等 [9][10] - 开发经济统计指标的区域间分配机制，对“飞地园区”、企业迁移等项目的产值在地区间进行合理分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