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概况 - 中国航海博物馆与云南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年度大展“印证·滇国——云南古滇文明特展”于11月18日开幕 [1] - 展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列展览第三展，也是上海首次系统展示古滇国考古发现 [1] - 展览通过200余件文物系统展示滇文化考古70年来的丰硕成果 [1][3] - 2025年正值晋宁石寨山首次考古发掘70周年，展览集结十余处重要考古遗址成果 [3] 展品构成与价值 - 200余件古滇文明代表性文物珍品中，一级文物29件，珍贵文物占比逾七成 [3] - 众多青铜重器均为首次来沪展出 [3] - 展品包括唯一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展现神秘信仰的祭祀场面贮贝器、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等独特文物 [3] 核心历史物证 - “滇王之印”为纯金质地，蛇形印钮，印面凿刻“滇王之印”四字，印证了《史记》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是古滇国历史最重要的物证 [5][7] - “滇国相印”封泥是“滇国”之名首次出现在出土实物上，“相”是汉王朝在滇国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 [9] - 从“滇王之印”的出土到河泊所遗址的重大发现，史籍与考古资料勾勒出滇国从王国至郡县的历史轨迹 [18] 古滇青铜文明特色 - 滇国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代表了云南青铜时代的巅峰，其青铜器奇异神秘、极具特色 [19] - 有别于中原青铜系统，滇人通过高超的冶铸技艺和写实手法，将社会生活立体铸造在青铜器上 [19] - 手形銎铜戈被铸造成手握短剑的奇特形态，是象征权力与地位的仪仗礼器，在古滇遗存中仅见三件 [20] 代表性青铜器物 -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是目前仅存的四件叠鼓形贮贝器之一，器盖上雕铸生动立体的狩猎场面 [21][22] - 宴乐祭祀铜贮贝器鼓面歌舞正酣，鼓胸牛马成群，鼓腰镌刻“籍田”盛典，三重画面相映 [25] - 祭祀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中央立喇叭形祭柱，三十五人物环柱而行，展现春耕祭祀与集市贸易活动 [26] 文化融合见证 - 孔雀盖提梁铜壶盖顶铸开屏孔雀，壶身配龙形提梁，滇地孔雀与汉式器形完美相融，是汉滇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 [14] - 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上的舞者高鼻深目，其容其装异于滇人，或是远自北疆的“塞人”，体现了多元文化激荡 [15][16] - 压花牛首纹金剑鞘的纹样融合了滇地风尚与草原气息，见证古滇与北方草原文明的艺术交融 [18] 展览呈现方式 - 展览分为“失落·重现”“滇土·滇人”“神祇·世间”“冲突·融合”“滇魂·汉风”五大篇章 [1] - 展厅结合声光投影、多媒体互动、场景复原等多元展示手法，引导观众完成对古滇文明的探索认知过程 [31]

文章核心观点 河泊所遗址发掘成果丰硕，出土道路、封泥、简牍等大量文物，实证历史史实，明确益州郡郡治所在，体现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灵活性，填补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研究空白，将引领云南考古工作走向深入 [3][6][16][17] 遗址构成与发掘概况 - 石寨山大遗址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共同组成 [3] - 河泊所遗址已发掘出道路近300米，发现封泥2000余枚、简牍5万多枚 [3] 道路发掘情况 - 晋宁区上蒜镇第一小学考古发掘点道路呈东西走向，总长约300米，宽约12米，由绳纹瓦片、碎螺壳及小石子铺设，分层明显，每层两侧有路沟，出土车马器及兵器 [4] - 道路两侧发现两处大型汉代高台建筑址，高台建筑址1面积约1000平方米，台基高约1米，有柱础石、柱洞、水井等遗迹 [6] - 道路和水井等遗迹表明益州郡郡治很可能在现在的上蒜镇第一小学附近，道路可能与城内其他道路相连，与城墙相接处可能是城门 [6] 封泥研究价值 - 河泊所遗址出土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刺史”等与滇国、益州郡等有关的官印封泥2000余枚 [8] - 官印封泥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证实“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记载，已发现益州郡下设20个县的封泥 [10] - “滇国相印”等封泥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后保留滇王称号及统治，以“相”相辅治理，体现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灵活性 [10] 简牍研究价值 - 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5万余枚，有字简牍14000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司法文书等，是研究汉代边疆多方面制度的“档案库” [11] - 简牍是西南地区迄今最大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对研究秦汉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有重大价值 [13] - 简牍内容在政区建置、政治架构、职官制度、户籍制度、刑罚制度等方面有重要发现，填补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研究空白 [13][14][16]